盛夏的一天，在开车将我顺到西班牙北部海港桑坦德的途中，沙发主房东Javi总算有时间跟我聊上几句，“这几天忙着照顾女友的孩子，都没跟你说上几句，看你跑了那么多电影节，一定知道巴斯克导演胡里奥·密谭吧。我以前做电影制片人时，还和他有过短暂合作。不过人们可能只记住这个天才在剧情片里的色情表达，但他最优秀甚至当代西班牙最优秀的电影绝对是纪录片《巴斯克球》！甚至可以说埃塔问题的解决就得益于此片，我甚至认为西班牙学校应该把它拿来当教材。”
Javi迟迟才暴露的“前职业身份”勾起了我的兴趣，不知怎么的，在短短半小时车程中，就从加泰罗尼亚闹独立聊到巴斯克地区之前的乱局，再说到那些表现西班牙内战的电影。“在我看来，《巴斯克球》是西班牙当代最优秀的电影，而关于内战最棒的作品，应该是一部英语大概可以翻作‘蝴蝶舌头’的电影。”他说。
这番对话，引起我对西班牙内战题材电影的兴趣，搜索一番后，我也确认了Javi所言最棒的内战电影，正是《蝴蝶的舌头》（La lengua de las mariposas）。
在人们的长期印象以及西班牙本国电影的呈现中，这个国度的人物和故事总是饱含着强烈的情感浓度，宛如潇洒的斗牛士，在爱情世界里不断挑逗、勾引、冲刺、躲闪，不小心就会落个遍体鳞伤甚至死亡。或许因为强烈的情感让生活已经足够精彩，也因为佛朗哥独裁统治让电影人错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因此，在世界百年影史上，西班牙并没为自己从风格到潮流上留下任何一座丰碑。
“1977年起，西班牙再次开始了民主正常化过程，它是摇摆不定却也是不可逆转的。电影审查宽松的结果，是社会迅速出现了消除所有佛朗哥主义的符号的浪潮，这催生了巨大而又自由的创作力”（卡斯米诺·托雷伊诺，《从后佛朗哥时期到民主主义》（1968-1982），选自《西班牙电影史》）。
作为欧洲大陆最后一个极权法西斯政府垮台的国度，西班牙的电影历史势必也更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在佛朗哥专制时期，电影的自由度彻底被控制了，而且是从政治到社会甚至喜剧类型的全面控制。当然，与高压下的东欧曾经涌现出的监狱电影相仿，在法西斯带来的压抑中，西班牙也有那种极富突破性的艺术作品和更旺盛的创造力，甚至于佛朗哥本人还参与过编剧工作，比如1942年的《家族》。
佛朗哥死后，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规模化地出现针对内战反思的电影，重要的包括海梅·查瓦里的《夏天的自行车》（1984）、贝尔兰加的《小牛》（1985）、海梅·卡米诺的《迅龙》（1986）、卡洛斯·绍拉的《卡美娜万岁》（1990）。21世纪以来，除去每年都有的内战题材作品外，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的《潘神的迷宫》（2006）和德·拉·伊格莱西亚的《伤心小号曲》（2010）等电影，更将视野放到内战的持续影响，且通过国际发行和传播，更为全球观众所熟悉。不过，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名导佩德罗·阿莫多瓦，却声明自己对内战和佛朗哥时代的创伤毫无兴趣，转而专注塑造坚韧女性或性少数人群形象。
遗憾的是，上世纪诸多没有披着大师光环的内战题材电影，除了偶然能在塞万提斯学院或电影资料馆排片看到外，迄今没有特别容易的观看渠道。以下所推荐的，都是较为容易找到的。
孩童视野的背叛与裂变
全球范围内，以儿童视角去旁观、思考、误解大人们战争的电影数量之多，几乎可以成为一种单独类型。纯真与残忍合在一起，也就满足了“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的悲剧定义。其中，西班牙内战因其邻里相残、师生反目的荒诞性，更成为电影题材的沃土。
《蝴蝶的舌头》（1999）
这部坎塔布里亚制片人心中最棒的内战题材电影，讲述一个孩子在夏日里的成长和“变质”的故事。1936年内战前夕，内向的8岁孩子莫曹第一天上学就尿了裤子，在同学的哄堂嘲笑中，唯独得到无神论校长的安抚和呵护。莫曹迅速适应了新环境，变得调皮捣蛋起来。夏日阳光美极了，女生们在河水里嬉戏，男生们开始偷看哥哥姐姐们躲着人做的那些事儿，老校长带着小莫曹捕捉蝴蝶，了解大自然的奥妙，“死后的地狱是不存在的，残忍和仇恨才是地狱，有时我们自己就是地狱。”
太阳还高悬在河岸上，夏天远没凉快下来前，地狱就来临了。人们不得不非左即右地站队，家长在孩子面前变得懦弱不堪，他们得在进城的长枪党面前，决然表现出与无神论者和赤色分子不共戴天的仇恨。就连单纯的孩子，也得在一瞬间丑陋地长大，追着载走老师的军车，流着热泪，抄起石头……
电影摄制于内战伊始就被叛军拿下的加利西亚大区奥伦赛省，穿过省会奥伦赛的米尼奥河有着惬意的温泉，电影中的女生们正是在那儿沐浴着战前最后的优美时光。
《卡洛尔的旅程》（2002）
内战期间，12岁的小女孩卡洛尔，跟着重病将逝的母亲，离开纽约回到故土西班牙，一座看似与战火不会沾边的小镇。而她那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爸爸，偏偏加入了反佛朗哥的国际纵队，成为捍卫共和国为数不多的战机飞行员。胜利的天平迅速倾斜了，法西斯愈发得势，替左翼游击队送信的当地男孩唐·米切，与卡洛尔那两小无猜的关系眼看就要走向尽头。
电影从穿过隧道的火车开始，以驶往远洋码头的马车收尾，将故事彻底框于本该与世无争的宁静小镇。女孩的亲戚和街坊们过着还算不错的生活，却也散发着紧张的气息。除了爷爷会在一幅大地图上标识战局，并为共和国忧心忡忡外，其他人都尽量不表露出政治观点，以便审时度势地选择对最后的立场。
《死亡万岁》（1971）
奉行超现实主义的导演费尔南多·阿拉巴尔，一直是电影人里的异数，一切作品都荒诞、凶残和带有色情影像，让观众震惊甚至愤怒。《死亡万岁》于1971年上映，而佛朗哥4年后才去世。显然以法语对白的此片，干脆彻底避开了西班牙，与前辈名导路易斯·布努埃尔的选择如出一辙。
电影以一首朗朗上口的童谣，伴随着中世纪花样繁多的酷刑插图开场。穷乡僻壤中的小男孩，在寻找自己被捕的父亲，渐渐发现正是妖冶风骚的母亲出卖了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众左翼分子。于是，在童谣中，他不断幻想着父亲所遭受的酷刑，以及母亲所遭受的惩罚。片中的一切残忍和色情画面，均通过胶片冲印的奇异效果呈现。观众最终也没能得到这个孩子的意识形态选择，只是不断被其对死亡的无畏认知而烦扰。“无神论者会杀死耶稣，而红军会烧毁教堂”，“天堂是谁发明的？死亡呢？妈妈死后我会把你的肚皮当鼓来敲打。”
魔幻现实的荒诞与创痛
下面这三部电影，同样是以儿童视角旁观和理解内战。不同之处在于，这部分中的孩子们或多或少成了参与或影响事件的主角，而不只是旁观者，更重要的，他们都置身与神怪传说息息相关的魔幻场景中，并以此对照出那个纷乱的现实。
《潘神的迷宫》(2006)
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国际声誉，让此片成为内战题材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部。自始至终陪伴小女孩奥菲丽娅的半人半马农牧神，以及蟋蟀小精灵，向世人进一步告知这位墨西哥籍导演的怪兽趣味。黑暗童话的那头，地下王国的公主得在人间完成三个任务，以重回自己的世界与地下君王父亲团聚；现实纷乱的这头，女孩奥菲丽娅去到继父维达指挥的营地，在等待弟弟出世的日子里，看着法西斯军人如何残酷虐杀山里的游击队员。而连接上下两个世界的出入口，在营地旁的一座废弃迷宫中。
故事发生于内战结束后的1944年，法西斯军政府早已全面控制西班牙，名义上保持着中立，没有卷入二战，背地里却援助希特勒入侵苏联。而山里依然还有着不愿放弃共和国理想的左翼游击队。德尔·托罗为了构建最终能走向光明的黑暗童话，聪明地让现实攻防战与童话通关任务两条线彼此交织。虽然从悲喜剧结局上看，两个世界的彼此影响只在奥菲丽娅命运中体现，但成人的厮杀和孩童的寻宝都表现得让人信服。
《鬼童院》（2001）
又是一部德尔·托罗的西班牙电影。场景置于1939年内战结束前，遥远荒漠中的一座“共和派子弟孤儿院”。男孩卡洛斯自从到来后，一直被一个血雾中模糊的鬼魂及其足迹所烦扰，带着恐惧感和好奇心，他发现自己所睡的12号床，曾经属于一位离奇死去的孩子山迪。院子中央插着的那枚空投炸弹，不知是否稳定，而法西斯军队就要来到了。
电影中既有越来越具象的鬼童，也有心底有鬼的诸多成年人，而他们无论立场左右，似都有自己的无奈。全片沉浸于琥珀色之中，开头和结尾也在这种基调下，呼应地自问自答着：“鬼是什么？是注定会重演的悲剧？又或是一时的痛苦？是死了的东西，但有时好像还活着；是停驻于时间中的情感；就像模糊的照片，抑或被困在琥珀中的昆虫”。
《蜂巢幽灵》（1973）
刚刚结束内战的1940年，卡斯蒂利亚的荒芜村庄中驶来了一辆放映车，《科学怪人》惊扰到了安娜和伊莎贝尔姐妹俩。父亲着迷于自己精心打造的蜂房，母亲在书信间似乎有着心外幽情，姐妹俩对田间地头一栋砖房产生探险的兴趣。一位受伤军人逃了进来，得到安娜帮助不久，就被打死了。
电影的光影、节奏和寓意都堪称精湛，也跟随上世纪70年代全欧艺术片的潮流，在很多场景中布局着考究的镜像，并将其幻化为成人不可及的儿童想象空间。在其间，《科学怪人》的默片让孩子提心吊胆难以入眠，并在随后好奇心驱使的探险下，以独到视角发现内战的创痛。
国际纵队的理想与现实
内战期间，众多国家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大义凛然地远赴西班牙，为反对佛朗哥和保护共和国而战，其中也包括100多名旅居欧美的华人青年。虽然共和派自己因为“内战里的内战”，结局非常令人失望，但在后代青年心中，“当世界年轻时”，理想主义曾经美丽绽放。
《土地与自由》（1995）
这部英国老左肯·洛奇的杰作，才是我心中内战题材的第一名。《土地与自由》比他的其他作品有着更高昂和饱满的情绪，从一开始孙女在整理爷爷大卫遗物开始，就将观众带入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氛围中。内战期间，失业的英国共产党员大卫独自来到西班牙，跟最早认识的朋友，直接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武装。训练、恋爱，与敌营对骂，日子一天天乏味地过去。到巴塞罗那养伤时，风向却变了，斯大林主义分子主导了共和军，并要一一收编左派各力量，各派别在无谓的巷战，恋人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别。乔治·奥威尔所言的“内战中的内战”，最终让左派彻底失败。
电影最特别之处在于，年轻人们的革命热情自始至终都是高涨的，却像一个个拧紧发条却没有眼睛的玩偶，四处乱撞。当然，肯·洛奇是非常肯定这种热血青春的，在结尾处祭悼了理想主义，算是与乔治·奥威尔一道，“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西班牙土地》（1937）
从军事和政治上，共和派虽然都是彻底的失败方，但因为在内战期间，得到如海明威、奥威尔、罗伯特·卡帕、毕加索等大批著名自由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在历史意义上，获得了某种悲壮的“艺术胜利”。
飞翔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这部纪录片名作，拍摄于内战初期，脚本和解说都由海明威完成。至少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们对共和国的胜利充满着希望，镜头深情抚摸着捍卫马德里的军民以及脚下的热土。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战时建设和御敌的热情，让这两位最著名的“编导”，没有去全面的思考复杂局势。
艺术家的“诗眼”与“牛眼”
不是只有儿童能被战乱迅速催熟，成年人也得听从自己无法掌控的时局和命运安排，要么初心坚定着成为某位烈士，要么骑着墙等待最关键的站队选择。
《少许灰烬》（2008）
片名来自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一首诗，也是达利的一幅画。这部英国同性题材电影，将洛尔迦与萨尔瓦多·达利配成一对恩怨纠缠的恋人，也让他们成为“直男癌”路易斯·布努艾尔的同学。1922年，这批有才华的西班牙青年躁动极了，布努艾尔急切于逃离家乡，去巴黎参与艺术革命，改变世界；达利自信自己是不可一世的明星，不该被一切现有的流派标签，巴黎才是他的天堂。只有安静的洛尔迦，不会法语，离不开给他诗情的安达卢西亚土壤。
当年的一众英国和西班牙小鲜肉们，炫耀着自己漂亮的外形轮廓，把整个电影雕塑得美极了。为了表现这些通过达利回忆录而来的时代野史，导演有些刻意地塑造出反差极大的角色性格，布努艾尔冲动直率，达利疯疯癫癫不问政治，洛尔迦敏感又伟岸。
《牛的见证》（1992）
胡里奥·密谭这部电影处女作，拉扯出1875到1936这段历史期间的两个巴斯克家族史，并在一大批讲述左翼故事的电影中，难能可贵的以魔幻笔法，些许勾勒了一些右派轮廓。当然，电影几乎全部时间，都着墨于北部山村里两个家族间的友谊、翻脸、对抗、通婚和竞争，尤其是大段伐木竞赛，充满着让人时刻担心利斧会劈到脚丫。
密谭通过农场的牛眼，观看和讲述巴斯克故事。到了内战开始，从美国归乡的左翼摄影师，却因祖上是保皇的卡洛斯派，而被邻居后代的法西斯长枪党指挥官饶过一命。
文| 张海律
本文刊载于2018年08月31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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