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分析：《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和《玩偶之家》中的诺拉，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玩偶之家小鸟?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玩偶之家小鸟
品评：《群鬼》和《玩偶之家》——人物分析：《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和《玩偶之家》中的诺拉。
在决定写一篇关于易卜生的《群鬼》和《玩偶之家》里的主人公的文章后，我想起了十九世纪妇女界的社会状况和二十世纪妇女在社会中的处境，以探讨昔日妇女不得不屈从的习俗和信条，以及这些习俗和信条的改革对今天妇女的影响。（1）
在易卜生的成年时期，他呼吁妇女应该得到认同，发挥作用，但却没有回应。易卜生敏锐地意识到妇女所遭受的歧视。他无法容忍为男人制定的双重标准，助长这种情况的恶劣环境，以及要求妇女忍受的偏狭的氛围。（2）
一部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剧，在思想狭隘的男人中间并不受欢迎。在《群鬼》中，阿尔文太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独立的、有道德的女人。她也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妻子。她的压抑是由于她的懦弱，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因此这并不是她的过错。由于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妇女的生活中，阿尔文太太理应向她的牧师寻求忠告。当她向牧师吐露丈夫是一个放荡的人，不想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牧师告诫她要记住作为基督徒和妻子应尽的责任，并要她回到丈夫的身边。（3）
阿尔文太太总想摆脱旧信仰，她尽力使自己不受它们的影响。她不仅要摆脱传统的教义和道德的麻痹，而且，她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奥斯瓦尔德所患遗传病这一悲剧。阿尔文太太必须面对事实。因为，不仅奥斯瓦尔德的病是她的事情，而且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雷吉娜，也是她的事情。她必须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她有道义上的责任把雷吉娜从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4）
关于道德问题并不是阿尔文太太必须回答的唯一问题。她面临着患病的儿子将会发生的事情。假如她给他毒药就会结束他的痛苦。在这里，她又一次被古老的道德戒律所束缚。易卜生并没有就她的案例为观众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诺拉的情况来说，她也必须克服一些令人畏惧的问题。在她的思想中，她已经获得足够的解放，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纵然这样做意味着要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诺拉比阿尔文太太更果断。阿尔文太太可悲地延缓着儿子的生命；她手里拿着一瓶毒药，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限制，不敢迈出最后一步。（5）
诺拉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不谙世故的妻子形象。她似乎是愉快的。她的丈夫自视甚高而又华而不实，完全支配着她。至少这是人们最初得到的印象。托瓦尔德说她像个孩子，用昵称称呼她，责备她太奢侈。他告诉她，她继承了她父亲的品行。作为丈夫，他本意良好，但他气量狭小。（6）
诺拉叽叽喳喳地又说又唱，像鸟儿一样。但是，当她面临重大的问题时，她的举止就像一位品格高尚的女人。她不像阿尔文太太；阿尔文太太以曼德斯牧师为托辞，与丈夫过着悲惨的生活；诺拉积极主动，她挣脱了托瓦尔德的桎梏，借钱带他到意大利治病。这表明她是一个强者，而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她从不向人寻求帮助，难怕是深爱着她的父亲。但她确实需要钱，因此，她向克鲁格斯塔德借钱；他是托瓦尔德工作银行的一名职员。（7）
诺拉意志坚强。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就会被她粗鲁的丈夫、虚伪的牧师和整个社会压垮。奥斯瓦尔德精神彻底崩溃时的处境，并不像阿尔文太太与旧传统抗争时的处境那么悲惨。（8）
易卜生把这出剧称作为“现代悲剧”。他进一步说，“在当今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成为其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男性化的社会，法律由男性制定，司法制度从男性的角度来评判女性的行为。”（9）
这句话值得注意，并且适用于托瓦尔德的道德标准。诺拉并不是男权统治的典型受害者。她意志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掌管着她称之为玩偶之家的家庭世界。对她丈夫而言，她是一位心理医生；但作为一个女人，在托瓦尔德生病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甚至伪造了一张支票，以便为他的康复筹集资金。她设法偿还了贷款。（10）
当克鲁格斯塔德试图勒索托瓦尔德，让他恢复被解雇的工作时，骗局被发现了。这也是这出剧的转折点。因为直到此时，诺拉才认识到，她的丈夫更关心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形象，并不理解她为拯救他的生命一时的冲动行事。托瓦尔德急于忘掉整个不愉快的危机，但诺拉却不想忘掉。她告诉他，“我说，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坐下来，尝试把事情的真相弄清。”（11）
易卜生懂得生活的真谛——理解人心，即理解活生生的人。他对人类的尊严有着深切的敬意，对人物的刻画感同身受。（12）
易卜生了解戏剧。从1851年到1856年间，他在卑尔根剧院担任舞台经理和官方戏剧诗人，共花了五年时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担任奥斯陆市自由城挪威剧院的导演。在这里对他的职责披露一点内情是有裨益的。他每年至少要写一个剧本。他以经理、诗人、导演的身份参加了所有的排练，这对一个年轻剧作家来说是无价之宝。（13）
在自由城担任导演期间，他的两部戏剧《奥斯特拉的英格尔夫人》和《海格尔恩德的维京人》也在那里上演。他尝试提高制作的水准和戏剧的品质，却是徒然；他遭遇到了挫折和失望。剧院在1862年被迫关闭，但易卜生的根基已经奠定。（14）
作为一名剧作家，他引入了一个惊人的新观念：妇女很有价值，他们需要从旧习俗中解放出来，他们不只是舒适的生物。他们有知识，有能力，还有强烈的情感。妇女在社会中有明确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无知和从属状态。然而，按今天的话讲，他还不算一个女权主义者。（15）
易卜生的戏剧与现实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又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些戏剧被认为是社交游戏，因为它们叙述的是关于人以及人所遭遇的事情。但他最关注的还是妇女，因为在一个对妇女的需求和愿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社会里，妇女们只有他来支持他们的事业。（16）
当著名女演员称赞易卜生为他们创作的精彩角色时，他生气地反驳道：“我从来没有创作过角色。我写过人和人的命运！”（17）
这是一个公平的评判。惊愕和争议由此而生。易卜生因为扰乱现状而受到攻击。但他认为，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要改革婚姻制度，而且要改革关于家庭、宿命和宗教的社会规范，要恢复妇女的尊严，帮助他们摆脱环境的束缚。总的来说，他所上演的戏剧，其社会背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他更关注的是妇女界。阿尔文太太和诺拉两个被迫做出了某些决定，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18）
阿尔文太太曾一度指责曼德斯牧师有罪。因为当他强调她留在丈夫身边的责任时，他在强迫她接受她人生中无法持守的主张。当她披露雷吉娜的出生和奥斯瓦尔德的疾病内情时，她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了牧师固有的伪善。她也谴责自己是个懦夫。因为在她本该告诉他全部真相的时候，她却没有告诉他。从那时起，她对儿子隐瞒了丈夫放荡生活的可耻秘密。（19）
不像诺拉，阿尔文太太不是任人摆布的角色。她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她必须承担起职场女性和家庭主妇的角色。然而，女性至上主义对她产生了作用。表面上，阿尔文太太恪守着教会和社会的戒律；内心深处，反抗的火焰正在燃烧。在第一幕中她就显露出这一点。曼德斯因为她读了一些他不喜欢的书而训斥她。她回答说：“这些书阐明并证实了我对自己的许多看法。”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曼德斯向阿尔文太太保证:“有时候，最好是信赖别人的意见。”（20）
这出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易卜生乐意披露一件事——特意惊动观众，然后使其陷入沉思。他的策略是，把平凡的生活刻画的天真无邪，再给予它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迫使观众看到，通过揭露习俗背后的罪恶、它的前后矛盾以及它的谬误，习俗的合法性被粉碎了。另外，关于性病，关于父亲的罪过降临在孩子身上的主题，不受公众欢迎。因为公众并不想成为易卜生所描写社会中的那部分人。公众的抗议声很大，这些戏剧在反对声中上演。易卜生不仅在戏剧界，而且在社会史上掀起了一场革命。他打破了陈腐的传统。他敢提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21）
一般说来，如果《玩偶之家》是为女性自由的呐喊，那么，《群鬼》则代表着女性在摆脱旧的精神和道德桎梏的斗争中所遭遇的不幸。阿尔文太太告诉曼德斯牧师，“我一定要按我的方式实现自由。”在剧终时，阿尔文太太获得了解放，但她的儿子神志失常了。这一结局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22）
尽管阿尔文太太的解放来得迟缓，但在这出戏的早期，种子就开始萌芽。在他们的谈话中，曼德斯曾一度责备阿尔文太太做为母亲的责任，对她说:“作为妻子和母亲，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做丈夫的法官不是妻子的职责。”在别的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你一旦放弃作为妻子的责任，那么，从此以后，你也就放弃了作为母亲的责任。”（23）
显然，曼德斯对“责任”这个词很着迷！然而，他不肯相信，他在敦促阿尔文太太过一种满是谎言和沮丧的生活时，没有尽到作为朋友和劝告者的责任；曼德斯还要求阿尔文太太为纪念她的丈夫建造了一座虚伪的纪念碑。曼德斯毫不犹豫地提醒她，“一辈子你都被一种任性和叛逆精神所主宰。”阿尔文太太真幸运。（24）
当诺拉的丈夫得知她签的那张支票时，毫不留情地责骂她。他把她与她的父亲作比较，“多么可怕的觉醒啊！这八年来——她是我的快乐和骄傲—— 一个伪君子，一个骗子——更糟的是—— 一个罪犯！真丢脸！我早应该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我本该预料到的。你父亲缺乏的一切操守都在你身上表现出来。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责任感。”面对丈夫的这一结论，终于迫使诺拉在她的人生中做出了戏剧性的、剧烈的改变。（25）
易卜生反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他对这种自鸣得意的传统思想的攻击，招致了社会某些阶层的不满。他的诺拉并不会被剥夺遗产。妇女作为妻子、女儿、姐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只是因为他们的灵魂被劫持了。他们可以默默地受苦，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26）
女性的困境彻底唤醒了易卜生，从而引起了剧院观众的注意，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主题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但是它从易卜生年轻时起就一直折磨着他。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戏剧，一部永恒的戏剧，它是获得幸福的一种障碍。但在他人生的晚年，他承认，幸福是人际关系改善的必要条件。在《群鬼》中，易卜生让曼德斯牧师问道，“我们人类有什么权利获得幸福？”他对幸福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断定人类的确有权利获得幸福。（27）
弥漫在《群鬼》和《玩偶之家》中的悲观主义情调，无疑是由于易卜生自己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曾与挪威教会部门有过一次交涉，据说他的儿子不能授予法律学位，除非他儿子参加第二学位的第二次考试。他非常生气，回应道：“对于目前统治挪威教会的黑衣神学帮，当机会来临时，我会筹建一个合适的文学纪念馆。”毫无疑问，牧师曼德斯是从他的愤怒中诞生的。易卜生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人，有着敏锐的正义感和强烈的个人主义情怀。他认为个人的奋斗是徒劳的，因为旧的势力非常强大，它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易卜生对过去与未来，对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28）
由于他的脑海中尽是这些想法，不可避免的，在他的戏剧中他会把个人的处境放在首位。在十九世纪，诺拉的社会角色归因于当时欧洲的市侩风气。阿尔文太太和诺拉命运相同，但原因有别。阿尔文太太对曼德斯牧师谄媚的敬礼，对基督教徒责任的观念，抵消了她作为个体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可以肯定，她在年轻时犯下了致命的罪过；她同意结婚是因为“外部原因”。基督徒的道德认可了这一行为。她不是为爱而结婚。所以她犯了罪，并因此而受到了惩罚。奥斯瓦尔德是一个生来就患有疾病的孩子，这种疾病是他从放荡的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阿尔文太太相应地受到了惩罚，不是因为她嫁了一个不道德的人，而是因为她遵守了不道德的社会规范。（29）
诺拉的罪过不是因为她答应了一起没有爱情的婚姻，而是因为她认可了玩偶的角色，成为她父亲和后来她丈夫的一个玩偶。她忠实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信赖的理想。当诺拉告诉托瓦尔德，她要离开家庭去寻求自我发展时，她无意间戳穿了一个秘密——这种行为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诺拉的行为不是否定婚姻的神圣性，而是证明，一个女人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人，她拥有自我提升的愿望和决心，从而使自己摆脱依赖。（30）
我已经尽力在《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诺拉和《群鬼》中的女主角阿尔文太太之间做了适当的比较。或许我可以多谈谈前者。在我继续之前，我想补充一点，我确实同情《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31）
在对诺拉离开丈夫和孩子的决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之后，诚实地讲，我坚定地支持她最后的决定。但是，作为女性的一员，我不能容忍她从专横、傲慢、道德至上、自私的丈夫那里受到的待遇。对她丈夫来说，面子比他给诺拉造成的伤害更重要。（32）
易卜生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如果我处于同样的境况，我可以离开我的丈夫，但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失去他们的母亲。（33）
————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