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之子考红山，华夏文明探本源。龙祖玉源八千粟，文明根系在红山。
这首诗讲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先生30多年致力红山文化研究、续写红山文明的事迹。
“红山之子”步入兴隆洼
燕山以北，蒙辽冀交汇处，有一个叫喀喇沁旗的地方，隶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这就是刘国祥的家乡。
喀喇沁旗东距著名的红山文化命名地红山遗址仅50公里，东南距红山文化著名遗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牛河梁遗址不到130公里，处于红山文化区中心位置。
浓郁的红山文化氛围，使刘国祥从小就受到红山文化的熏陶，加之他对学习历史的热爱，1986年从喀喇沁旗王爷府蒙古族中学毕业，高考时就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并被录取。
经过4年的燕园读书生活，1990年7月，刘国祥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队，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杨虎先生参加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从此便与红山文化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兴隆洼遗址地处辽河流域牤牛河上游敖汉旗兴隆洼镇一个叫兴隆洼的小乡村，位于村东南约1.3公里的丘陵西缘，是一片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坐落在东西走向山梁向北伸出的两道漫岗坡地上，南为连亘群山，北向视野开阔，东有牤牛河上游的一条主流，选址极为讲究。
图为刘国祥在兴隆沟陶人清理现场（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兴隆洼遗址考古是刘国祥走出校门回到内蒙古家乡后第一次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他怀着巨大的惊喜完成了1992年历时6个月的发掘，揭露面积1万余平方米，清理出一批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房址、窖穴、居室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丰富，被评为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3年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首届“田野考古奖”二等奖。
兴隆洼遗址考古发掘令刘国祥终生难忘，他说，这些房址布局有方，排列有序，均为圆角方形，有的略作长方形，全部为半地穴式建筑。整个聚落中央，有两座最大的房址，面积达140平方米，尚未发现门道，可能以梯出入。中间为灶址，环灶有4个或6个较大柱洞，沿穴壁边的四边各有5至6个较小的柱洞。房址周围和东北侧有窖藏坑。
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世界上新石器时代最为奇特的葬俗——居室葬（共30余座）和人猪合葬墓（1座），有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磨光玉器——玉玦，有我国最早的用成百个蚌壳串连而成的蚌裙，有中国最早的陶器线形“之”字纹，整个聚落约300至500人。
图为兴隆洼玉玦—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兴隆洼遗址是我国现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且经过全面揭露的带有环壕的原始聚落，被称为“华夏第一村”“中华始祖聚落”和“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的范例。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和确认，不仅为红山文化在本地区找到了直接源头，而且确立了西辽河上游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并行发展、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刘国祥说：“我长期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我的学术研究主题，也是自己长期的研究兴趣所在。”
揭秘玉源·祖神·八千粟
1992年这次兴隆洼遗址考古发掘，是刘国祥在内蒙古地区田野考古发掘的“处女作”，在随后的30多年间，刘国祥在赤峰地区主持了多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包括红山遗址群调查、城子山遗址群调查、“C”形玉龙出土地点调查、兴隆沟遗址发掘等，先后发现了玉龙源头、八千栗和红山祖神。
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那么，龙是怎么来的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由猪演化来的。
图为红山文化玉猪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刘国祥亲自参加了龙源的考古追踪。那是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西区的一座祭祀坑底部，发现有一对野猪头骨，身体用陶片和碎石块摆放成“S”形，这是兴隆洼文化远古先民崇拜猪首龙的原始形态。随后，又在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陶器的腹部，发现了刻划出鹿、猪、鸟三种动物的图案，动物头部均高度写实，身体部位则采用抽象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各种飞扬的勾角恰似腾飞的羽翼，令三种动物充满了灵性，其中猪首的獠牙突出，身体呈“S”形蜷曲，这是目前所见最生动、最形象的猪首龙形象。
图为哈民遗址出土的陶猪形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刘国祥说：“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分为两类，一类为‘C’形玉龙，另一类为玉猪龙，在西辽河流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找到了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河南、陕西所发现的商至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中出土有红山文化玉猪龙，足以彰显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力，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华龙的本源。”
图为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1年至2003年，由刘国祥担任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通过浮选法获得1500余粒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经碳14测定，这些炭化粟黍距今约8000年，其中的黍是目前已知世界人工栽培最早的谷物，距今约7600年，比此前中欧地区发现的谷物早了2700年。
刘国祥说：“敖汉旗的旱作农业萌芽于小河西文化时期，发展于兴隆洼文化时期，成熟于红山文化时期，有着8000余年的栽培史。敖汉旱作农业起源发展和成熟，助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2012年5月23日，为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考古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博物馆联合对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行了考古调查、测绘，采集到人像残片并进行拼对，随后展开抢救性发掘，获得陶人头部残片及胳膊残段。后者出土于房址之中，与其共出的还有一件之字纹泥质红陶片，属于红山文化典型陶片，而其所处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又是一处非常典型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年代在距今5300年左右，与牛河梁遗址大体同时，由此正式确定了陶人的文化性质及年代，体现了考古发掘的重要性。
2012年7月6日，陶人被完整复原。陶人通高55厘米，是目前能够完整复原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陶质人像。他的头部戴冠，额前有条带状装饰物，上身写实，下身写意，右手搭放在左手之上，神态威仪，两颊凹陷做呼喊状，与蒙古人呼麦的口型一致。史前时期的冠为王者的象征，额前的装饰物近似于“帽正”，可见于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其位于发冠正中，包含了“中”的观念。
图为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何定位这尊整身陶人？刘国祥想到苏秉琦先生曾对牛河梁女神头像给予过科学的定位，认为她是“红山女祖，中华共祖”。陶人与女神头像有所区别，后者为泥塑，发现于女神庙内，属于埋葬和祭祀中心，用于供奉死者；而陶人经过烧制，出土于房屋之中，是红山文化先民敬奉、祭祀、崇拜的祖先形象，这一点有别于以往所有发现。
于是，刘国祥和专家们商议后认定，这尊陶人为“中华祖神”，是5000年前我们祖先的形象，也是红山文化晚期王者或巫者的形象。因此，兴隆沟陶人是一件非常特殊而且重要的文物，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的重要成果，意义重大。
陶人现展出于敖汉博物馆，每年有大量的观众，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到馆内进行观摩，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称赞其为东北亚的神，美国加州大学的罗泰先生也惊讶于红山人的精神世界。可见，陶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掀起红山文化的“盖头”来
刘国祥说：“兴隆洼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只是西辽河流域系列考古的一瞥。目前，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程中，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揭开了红山文化的许多神秘面纱。”
这些成果包括：
发掘出一批典型遗址。如红山后遗址、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东山嘴祭祀遗址、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那斯台遗址、草帽山积石冢遗址、哈民聚落遗址、魏家窝铺聚落遗址、白音长汗遗址等。
图为刘国祥考察红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完成了红山文化分期和类型划分。红山文化延续时间较长，根据遗迹、遗物的典型特征以及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判断，红山文化的年代应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分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出早、晚两段。根据遗址的分布状况和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可将红山文化划分为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哈民茫哈、那斯台四个类型，分别集中于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通辽地区和西拉木伦河北部。
开展了聚落考古研究。对聚落遗址群分布特点和相互联系、同等级聚落分布特点和相互关系、聚落形态演变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开展了红山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存研究。首先，举行祈雨仪式以祈求丰收可能是红山文化宗教典礼的核心之一；其次，祭祀遗存中蕴含了红山先民的天文学知识：另外，红山文化晚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墓葬的等级是礼制的体现。
开展了彩陶研究。彩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风格的总体面貌，成为辨识红山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彩陶是红山文化非常重要的器类，也是主要的艺术成就，在红山文化早期晚段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发展成熟，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超强的借鉴和学习能力以及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能力。
开展了玉器研究。根据造型特征的差异及使用功能的不同，将红山文化玉器分成六大类，分别为装饰类玉器、工具或武器类玉器、动物类玉器、人物类玉器、特殊类玉器、其他类玉器。装饰类玉器主要包括玉玦、玉环、玉珠饰、玉管、绿松石坠饰和耳饰、菱形玉饰、玉曲面牌饰等；工具或武器类玉器主要包括玉（石）钺、玉斧、玉棒形器等；动物类玉器主要包括玉龙、玉龙凤佩、玉凤、玉凤首、玉鸟、玉鸮、玉龟、玉蚕、玉蝈蝈、玉鱼、玉兽面牌饰等；人物类玉器包括玉人、玉人面饰；特殊类玉器主要包括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双联玉璧、三联玉璧、三孔玉器等；其他类玉器包括玉芯、玉料等。同时对玉器使用功能、玉雕工艺和玉料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
图为刘国祥在辽宁省博物馆观摩红山文化玉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开展了经济形态研究。获知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阶段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西辽河上游地区应该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同时也有非常发达的渔猎经济。
图为刘国祥著《红山文化研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开展了红山文化传承与红山文化交流的研究。对红山文化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关系、红山文化精神信仰与本地区的关联、红山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
申遗不能少哈民
鉴于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大，2012年，红山文化遗址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赤峰市与朝阳市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宣布将联合对红山文化魏家窝铺遗址、红山后遗址、牛河梁遗址进行联合申遗。
刘国祥曾担任专家组组长，负责赤峰红山后和魏家窝铺遗址申遗文本的起草工作。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晃10年过去了，这项工作仍在推进的过程中。
红山文化申遗，成了一块硬骨头！
据刘国祥介绍，红山文化申遗点选择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
牛河梁遗址共有遗址点43处，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为迄今发现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与墓葬中心。该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三类遗址构成，其分布、形态特征与出土遗物具有极强的规划性与等级性，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空前的社会组织能力。遗址出土的玉龙、玉凤、玉人等器物，制作技艺高超，成为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唯玉为葬”习俗的重要源头之一。
红山后遗址距今约6000年，“红山文化”由此得名。遗址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红山应该是红山文化远古先民崇拜和祭祀的圣山，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图为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展开图（王苹绘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魏家窝铺遗址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遗址共揭露房址114座、灰坑219座、灰沟4条、灶址16座、墓葬2座，出土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千余件。该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境内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所处的位置对研究红山文化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社会结构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并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选择这3个遗址作为申遗地点，是综合考虑了红山文化各遗址考古发掘进程、保护状况以及在整个文化中的代表性等。”刘国祥说。
“茫哈”沙漫漫，枫叶满园红。这便是西辽河流域著名的新石器遗址——哈民遗址。
“茫哈”是蒙古语沙坨子的意思，哈民遗址就坐落在西辽河流域一片栽满五角枫的沙坨子上。这里是通辽市科左中旗腹地，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
2010年至201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对哈民遗址进行了连续大面积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8200余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址81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环壕2条，出土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文物近2000余件，出土碳化的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种子80多万粒，人骨205例。
经考古发现，哈民遗址距今约5500至5000年，是西辽河流域一处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9年10月，哈民遗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刘国祥一直认为哈民遗址是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并对其考古材料进行了认真深入研究，将其划分为红山文化“哈民类型”。然而，当他今年秋天第一次来到哈民遗址时，立即被眼前景象所震撼：无论是保存完整的房屋炭化木质构架、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还是精美绝伦的玉器、陶猪、系列酒器，都让他惊叹不已！
刘国祥认为，哈民遗址是目前西辽河流域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房屋布局有序，小型房屋围绕大型房屋，社会分层明显，出土遗物丰富，玉器作为礼器使用，具有祭祀天地和祖先的功能。哈民与牛河梁、那斯台、魏家窝铺具有时代共性，又有地域区别，共同组成红山文化的四个不同类型，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考古见证，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撑。
“红山文化申遗不能少了哈民，应把哈民遗址填补到红山文化申遗点中，使红山文化申遗内容更加丰富。”刘国祥说。
红山曙光·红山根系·红山文明
红山文化，是考古学家尹达先生1954年根据赤峰市城区东北郊一座名为“乌兰哈达”的山而命名的。“乌兰哈达”蒙古语意就是“红色的山”。
刘国祥介绍，红山文化是以辽河流域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包括燕山及其南麓至渤海湾在内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6500—5000年左右，延续时间达1500年之久。其中心区域在考古学研究中通常称为辽西地区，该地区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域，史前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东北区域特色，又与中原地区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之一。
辽西地区的考古工作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地之一。1914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发表文章，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遗存。之后，法国传教士桑志华等人亦到辽西一带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
最早在辽西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是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1930年他主持完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发掘后，转道进入赤峰、林西开展考古调查。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实物资料。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梁思永的建议，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
经过80多年的考古资料积累，辽西地区已初步建立起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已经确认的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序列完整，相互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发展关系。
刘国祥说：“从中不难看出，红山文化之前，辽西地区有四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之后，辽西地区又先后出现了两支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这一位置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时期。”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年至3000年或更长。
在此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将考古学文化分类的理论，即分成区、系、类型三个等级。透过对考古学文化的分类，苏秉琦架构起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三部曲理论，即古文化、古城、古国。
在这个理论中，苏秉琦将中国考古文化区划分为六大区，其中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文化区属于北方新石器文化区系（重点指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而西辽河流域则是这一区系的中心。
红山文化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据此提出“东北文化区”概念，并指出“东北文化区不是边远文化区，也不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进入文明社会的次生文明区，而是与中原区和东南沿海区并行交汇，在某些重要发展阶段如文明起源和某些重要方面如传统文化因素的形成等，东北区更先走一步，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三大区域之一”。
“从红山文化对后世文化影响来看，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这棵大树根系里的直根系”。郭大顺说。
从1935年红山文化遗存被首次揭示至今，已走过80多年发展历程，其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也是在东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及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
刘国祥在系统梳理了红山文化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后，对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类型与分期、聚落空间分布特点、布局特征、埋葬习俗、祭祀遗存、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与等级制度确立、与本地区及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认距今53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晩段，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埋葬和祭祀遗存，以及兴隆沟、那斯台、哈民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最终形成，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红山文明的“八大符号”
刘国祥介绍，红山文化步入初级文明社会的依据有八个方面：
第一、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是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
第二、在房址形制和聚落布局方面，自小河西文化至红山文化均流行半地穴式建筑，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抹有白灰的居住面，流行瓢型深坑式灶，与其他文化的房址有别。
第三、在祭祀性遗址的分布和布局方面，积石冢建在山梁或土丘顶部，有单冢与多冢之分，规模大小有别，牛河梁遗址集坛、庙、冢于一体，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公里，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祭祀遗址。
第四、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
第五、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
第六、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专业化人才队伍。
第七、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第八、红山文化时期广泛吸纳周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强势因素，成为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刘国祥深情地说：“中国境内名山很多，如果说有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有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红山文明研究，让我魂牵梦绕！”
来源 | 新华社客户端内蒙古频道
编辑 | 许红霞
校对 | 塔娜 石若冰
审核 | 阿力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