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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解放战争之前的谈判(国共谈判前的秘密情报战)(1)

谈判前的较量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这个电报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好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他调兵遣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派人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蒋介石得电后便估计毛泽东不敢赴重庆。因为十年内战时期他就在江西悬赏毛泽东的人头,现在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送头!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发出两封复电之后,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幕后的情报战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重庆的蒋介石倒弄了个手忙脚乱。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假戏”,因而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毛泽东的方案推演。

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

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从1938年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驻一二师的陈宏谟是个比较老实的人,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贺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回。驻一一五师的李克定是个职业特务,收买师部译电员,被驱逐回去。还有一个周励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经延安还发展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这三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搞共产党的情报,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这三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是国民党在延安公开的情报官。

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师联络参谋郭仲容。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显出不凡的政治知识。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特意请到军统讲课。

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实在是个苦差使。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来接替。

周励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见交际处服务员王荣棠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周励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人员,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朝鲜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师范的女生关淑珍到交际处照顾胡仁奎的孩子,也顺便照顾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荡的场所,就盯上年轻的关淑珍,多次挑逗。关淑珍将这个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一天,周励武趁屋里没人,动手动脚,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众人围观之中,关淑珍当场揭露,周励武只得低头道歉。还是金城出面帮他劝说了关淑珍。这以后,周励武的态度就软多了。

这两个联络参谋经常偷偷发报。他们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而且外出总把密码本随身携带,怎么办?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使。可是近来,这日子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

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霖布置,再找钥匙。

服务员在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

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只得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交际处。杨黄霖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

就是这样还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

这边立刻开锁,誊抄。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到时要恢复原状,下次再抄。这样搞了3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真是知己知彼。

本想假戏真唱,不承想反被对方导演。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却让蒋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动回避,突然间登台亮相。共产党情报人员不动声色,助了毛泽东的“大胆”出演。

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于是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就这样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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