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将自我认知划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心理结构，逐渐形成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 大要素组成的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
而勒温的心理动力场学说假定了心理 活动的认知由经验与愿望所影响,解释了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发展动能与压力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有机平衡的心理人格结构发展系统。
本文仅以西方文学作品为例，解读作品中的人物 的自我认知与人格发展之间的成长要素，这对基于发展心理学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的西方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西方文学; 简·爱; 弗洛伊德; 勒温; 心理人格结构; 心理动力场
一、从《梦的解析》到《自我与本我》中的心理人格结构的准 线与平衡
早期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提出了精神分析法，把人格 比作一个思维各自分工的海洋地形，分别由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构成[1] 。
而在晚期的《自我与本我》提出了本我，自我与超我的 心理人格结构[2] ，将自我与潜意识比作为满足本能愿望，以快乐 至上为原则的原始诉求，置于心理结构的底层。
超我与意识置于心理结构的顶层，揭露人基于社会现实所展露出的心理活动 与意识行为。
置于中层的前意识与自我似乎受约于上述两者， 在本能诉求与道德规则的挤压中制衡，是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中个体所具体产生的行为。
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物，其意识层面与自我认知层面受成长环境、经验以及外界的反馈等影响而大相径庭，这导致了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的准线差异[3] 。这就 比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如果达西的本我的快乐准线与宾格力一致，那达西在遇见伊丽莎白前可能选择其她爱慕者结婚了。
尽管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里的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准线不 同，但都遵循着制约平衡的原则，以此达到和谐人格。
和谐人格是指潜意识的满足与受现实制约的意识可以相互协调并且对 等，将其中的矛盾与冲突和谐化，以此达到人格的和谐稳定发展。
而相对地，若心理结构系统的平衡被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任何一项打破，则会将个体的自我认知与人格发展拉入另一个发 展轨道。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法国学生革命里，以马吕斯为代表的不涉世事的学生运动团体，其超我意识认为民众会 支持学生运动最终推翻政府，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群学生的生活经验该有的超我认知，和谐人格里的平衡在革命爆发瞬间被打破，民众的本我求生意识让他们纷纷锁紧门窗，孤立无援的学 生党最后引发了流血悲剧。
西方悲剧文学作品中悲剧的根源其实是理想与现实达不到协调，究其根本，实则作品中的主人公超我的准线过高，而能反应自身本我满足感的现实硬件条件达不上对自我前意识的支撑，打破了心理人格结构的平衡，酿发悲剧。
再论《悲惨世界》，倘若艾潘妮的超我标准线被压低，在她向马吕斯表达爱情之前就受社会道德法则的观念制约而压抑超我的意识，那她最后也不会为救马吕斯而为爱情牺牲。
因此，社会中的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的准线差异以及结构系统的平衡性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稳定性，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便会 引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最终影响个体的心理人格发展轨迹。
而西方文学作品中，总有一些主人公打破了平衡与准线成为了歌颂流传的佳话，而另一些作品却成为了经典的悲剧。
勒温在其《人格动力论》中提出心理场概念，即一个人的生 活经验和未来的愿景所构成的一个总和[4] 。后期他提出了心理 活动空间（Lifespace）的概念以及其公式：B=f（PE），意味人的行为随着环境空间的变化而变化[5] 。
生活与个体心理分为不同空间，个体每一阶段的自我认知与人格发展够从一个空间扩散或 移动至另外一个空间，借以丰富人生不同阶段的心理与生活历 程。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勒温强调了团体动力学带来的 紧张感成为了动力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拓扑心理学原理》中 将动力体系划分为以下六要素：需要，紧张，效价，矢量，障碍，和 平衡[6] 。
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人格结构与勒温的心理动力理论及其 因素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心理人格结构发展系统，这包含了 准线、平衡性、发展动力与趋势。
心理发展动力影响制约着心理 发展趋势。团体动力学（引自勒温《社会科学场论》）带来的紧张 感可归纳为弗洛伊德的超我的动力，来源于外界的压力，限制以 及期待与联想是个体超我意识的一方面，奠定了个体的行为符 合社会道德规范与原则的控制行为，引领着个体的心理人格结 构发展趋势。
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年 轻的时候在一次宴席上遇到了挚爱黛西，由于其身份并不符合能婚配给黛西的军官身份的条件而作罢，这是超我对本我的行为约束。
而个体的期待、紧张感、障碍等动力因素引领了盖茨比 的发展方向，他最后成为权贵并且将自己的身世背景都改编成 符合黛西的婚配对象，以实现自己本我的需求。
当本我诉求与超我意识协调一致时，会成为社会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的发展动力，并且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差距与发展的动力能量似乎会成 正比。
心理活动空间阐释了心理人格结构系统的具体准线的发展 阶段。阶级、区域、文化、环境差异的社会个体的心理活动空间 的准线不通,因此其所处的阶段领域也不同。不同时间空间等背 景下，个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会依此而扩散或转移至另外一个 空间。
安娜·卡列尼娜
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为例，渥伦斯基遇上安娜时的本我潜意识诉求是为引起安娜的关注，行为上的自我认知促使他在舞会上示爱，引发爱情舆论，因为这一阶 段的超我意识并没有让他领悟到以后道路的艰难险阻；
赛马会时的渥伦斯基的本我诉求是希望进一步得到安娜的爱慕，但爱情的希望渺茫，对自我前途的绝望以及羞愧于卡列宁的宽厚，这样的超我的压迫力场促成了他的自我行为-开枪自杀；
得到安娜的爱并旅归以后，希望解决社会舆论与社交压力成为了渥伦斯基的本我诉求，即使自我认知告诉他本人要兼顾对安娜的照顾， 但超我意识到环境的压迫使得渥伦斯基对安娜冷落，这是时代 的悲剧。
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生每个阶段或者不同的环境下，他们的心理活动空间迥异分布着，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方文学中 的主人公的环境变化而来带的压抑、限制、成长以及愿景等众多 不同因素的差异性，可以更好的解读人们基于不同准线的心理 人格系统的发展阶段。
三、西方文学《简·爱》中的心理人格结构系统发展浅析《简·爱》不但是一部西方文学中的爱情名著，更是一部心理 文学作品。本段以上文中提出的心理人格结构系统为模型来分析女主人公坎坷的命运生涯中的不同心理阶段。
由夏洛蒂·勃 朗特所著，这本偏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了简·爱的一生。故事创作于英国工业背景下女性作为社会从属地位的时代，可以说简· 爱在磨难中争取自由与尊严，敢于反抗的性格就是作者超我意识的体现。
简·爱人生中的每个年龄阶段的心理性格都与成长 的历程经验紧密联系的。
作者对简·爱的人物刻画是一个寄人 篱下的孤儿而后又成长于孤儿院这样的背景环境，而塑造出一个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成长都敢于积极争取自由平等、不安现状、不甘受辱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大多数英国社会底层人对自由美好的生活以及平等爱情的愿景。
由此可见，简·爱的本我以追求平等、自由为潜意识，奠定了她的心理人格结构的准线;超我则以不同年龄阶段受社会道德的制约与期待实现愿景为意识， 来一起形成动力场引导性格发展趋势；最后心理人格结构的制约平衡原则让简·爱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一样的反抗行为，符合了心理活动空间的发展转移。
童年时的简·爱的心理人格结构准线是非常低的，因为寄人篱下的环境，能够满足温饱并且不受欺辱成为她的本我底线，尽管她内心渴望自由但是受约于环境，自我认知与行为表现出来 的的是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的状态。
然而表兄的殴打行为打破了简·爱的本我底线，导致简·爱的心理人格结构系统失衡，她狠狠地回击但结果是被送往孤儿院。这件事的后果是让简·爱 的心理人格结构转移至了另外一个心理空间，她的超我意识到 对于一个不能独立的女孩来说反抗就是遭罪，她的自我认知是心理上形成一个保护壳避免再次受伤，认为这个阶段的反抗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孤儿院的六年生活基本都是顺从的、平静的。
而后受基督教的理念影响，坦普尔小姐对简·爱的影响将她 的心理人格结构拉入下一个心理空间：本我以稳定的生活为准线，超我以忠于职守，博爱与隐忍为制约，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自 我意识让简·爱继续任职了两年直到坦普尔小姐的离开，超我中对自由、不安现状的愿景形成动力场打破这此阶段的心理人格结构系统的平衡。
在这样的宗教道德观念束缚与追求自由愿景的超我意识引领之下，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上演了：
接受罗切斯特的爱是超我愿景，而拒绝婚姻是自尊伦理观念与再婚法律制度是超我约束；
接受牧师的爱是精神道德理念的约束， 而拒绝牧师的求婚是简·爱的对罗切斯特真爱愿景；
当最后简· 爱理解了罗切斯特的困境时，超我愿景的动力再次将她的心理 人格结构系统打破，让本我需求准线拉高至超我愿景协调一致的心理空间时，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升华，有情人终成眷属，续写 了一段不甘于束缚而敢于打破旧习俗与偏见的佳话。
从简·爱的人生发展历程来看，她的心理人格结构受超我的意识引领形成发展趋势，根据不同环境下的认知经验而形成超 我约束条件，以不同年龄段的本我需求为准线线性发展，由于动力场的影响而打破心理人格系统的平衡，将心理空间发展或转移至另一个心理空间，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立体心理人格结构 系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与本我超我理论为立体心理人格发展系统提供了结构模型，基于格式塔心理学说主义的勒温，将其心理动力场学说与心理空间理论融入至模型，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立体心理人格结构发展系统。
托尔曼指出，弗洛伊德和勒温两人的心理洞察力相辅相成，初次使心理学成为可以同时适用 于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社会的一门科学[7] 。
藉由已知社会个体的成长经验，逐步分析出心理人格结构系统中的准线，平衡性与矛盾性，动力场以及发展趋势，阐释出不同环境背景下的心理人格结构的动态空间分布。
这套理论的应用范围广阔，不仅用于解读西方文学中人物的心理发展，也可用于真实社会的心理学探究。
作者：赖莎1 ，戴洛嘉2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文艺家》2018-07-15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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