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率先“一炮”，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会议突破原来议题，开成拨乱反正新局面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在发生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陈云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有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却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 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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