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初,也就是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行营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研讨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上将,也应邀出席。在会议上,朱老总提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国共两党共同培训游击干部的倡议,引发与会将领们的高度关注,老蒋琢磨琢磨,认为这还真是个新鲜玩意儿,照准。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1)

(朱老总)

武汉失守以后,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是年11月25日,军委会在湖南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特地邀请周恩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第18集团军参谋长)到会,就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问题进行具体和深入研究。周、叶两位首长上山之前,草拟了一份《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分发给高级将领们传看。

在这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与会的各战区将领们对一年来的对日作战感慨万千,国军因战术呆板而造成的巨大损失让他们极为痛心,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劣势装备下取得的战果,又让他们刮目相看,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使用的游击战法也颇为好奇,纷纷虚心请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岳军事会议通过讨论,通过了“二期抗战”的总方针:

“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前方,用三分之一的力量于敌后”。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2)

(武汉沦陷)

一、白崇禧中途起了幺蛾子。

战略方针确定了,也决定培训游击根本了,可是国民党军队从来就没打过什么游击战,根本无从着手,也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只能厚着脸皮求助于延安方面。为此,老蒋专门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请延安派出一批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同时还具备游击战实践经验的干部,前来协助筹建培训班。

接电后,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宣传游击战同时开展统一战线的好机会,当即表示同意:“去吧,专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延安遂决定由叶剑英参谋长负责,率领部分干部参加游击训练班的组建和教学工作。1939年初,军事委员会正式发表命令,以汤恩伯为“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以叶剑英为副主任,开始筹建游击训练班。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3)

(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无论是军界地位还是黄埔资历,都远在汤恩伯之上,第20军团长汤恩伯虽然算“黄埔系军队将领”,其实在黄埔军校一天都没呆过,而是毕业于日本陆士的旁系出身。不过呢,训练班毕竟是以对方为主,所以主任一职肯定由老蒋指派,这就好像周公曾是黄埔政治部主任,却不得不屈就黄埔教官陈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副职。

就在万事俱备即将开班之际,结果出了岔子,原来副参谋总长兼军委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不干了,大会小会上提出反对意见。骨子里的原因,是桂系老二自诩也是游击战的行家,看见自己被排斥在训练班之外心里不舒服,但是又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所以公开的借口是:

所有军事训练机构均应隶属于军委会军训部,现在由军委会直属是不合适的,需斟酌考虑。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4)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老蒋对白崇禧的这些小心思表示门清,但是“小诸葛”的借口又确实合比较理,于是修改了训练班名称和组织架构,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以委员长身份自兼主任,以白崇禧和陈诚兼副主任。而汤恩伯和叶剑英的职务则改称为正、副教育长,其实呢,是换汤没换药,但是满足了白崇禧的虚荣心,尽管他还是插不上手。

虽然正式名称非常繁琐,军界内部习惯上都还是称其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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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岳游干班”正式粉墨登场。

南岳游击训练班所征用的办学地点是南岳圣经学校,位于衡山集贤峰白龙潭上方的山谷里面,坐拥峡谷飞瀑,风景很是优美。由于该班属于战时短期培训的性质,所以机构和工作人员都比较精干,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等单位,另有少量警卫和勤务部队。

在“南岳游干班”组建之初,共有管理人员和教官95人,其中少将衔军官11人;学员总队下设八个队,共有管理干部52人,其中少将衔军官4人。最初拟定的学员招收对象,应该是各战区部队选送的营以上军官,以及军、集团军、战区等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也就是以校级军官为主,毕竟游干部训练的目的性很强:

那就是要选拔培训有一定作战经验、战术素养较好的中级军官,他们结业后回到原部队另行办班,再分别训练基层军官,然后组成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6)

(少将衔军官)

所以第一期确实是按照这个思路招收学员的,以各军为单位选送来的校级军官,大多数为少校和中校衔军官,少部分还是上校军衔,规格还是蛮高的。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共有学员1119人,上千名校官堆在一起,这动静可是不小。

不过从第二期以后,学员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了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来源:其一是各野战部队的校尉级军官(范围扩大了),仍然是按原方案选送而来;其二是各省各县政府、各级党部选送来的学员;其三是由“三青团”各级单位选送来的青年干部;其四是游干班直接招考的高中毕业生,比如湖南衡阳、江西吉安等地,其中还有10%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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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上课)

三、“南岳游干班”的办学方式。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和训练方式,主要侧重于军事和政治两大领域,培训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军事教育当然就是教授游击战术、战斗要领、爆破技术等等,其中八路军教官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就是游击战术理论和游击政工课程,至于步兵战术、爆破和炮兵等课程,则由国军方面派来的教官来上课。

除了教官们日常所讲的常规课程以外,训练班还会不定期邀请知名人士前来讲座、演说和做报告,比如训练班主任老蒋就亲自上阵,做了一篇题目为《推行基本建设和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这玩意跟游击战也不搭界,学员们听得云里雾里。

而作为训练班的副主任,白崇禧上了《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一课,而陈诚的上课的题目是《论游击战》,什么水平无所谓,总之都来应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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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长陈诚)

为了协助重庆办好游干班,延安命令专门在衡山成立了一个中共代表团,以叶剑英为团长,成员包括教官、卫士和工作人员等共30余人,积极参与教学工作和统一战线的开展工作。其中特别需要介绍的一位,是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身份来学习和工作的人物,他当时的名字叫作“胡光”,而实际上,真实身份正是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

当时也没有什么现成的游击战教材,于是副教育长叶剑英号召从延安来的教官们一齐动手,从零开始,大家很快编写出了《游击战术讲义》、《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等教材。这些教材既然出自八路军干部之手,所以也通篇贯穿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在政治上意义极大。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9)

在动笔编写教材时,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是否要将游击战的道理讲透彻,叶剑英明确表示:“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这就是倾囊相授,至于能不能学会,那就要看学员们的水平和能力了。比如叶剑英主讲《游击战概论》时,内容深入浅出,讲课形象生动,连第九战区没有进班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阳赶来听课。

高峰时听课者逾千人,教室已经根本容纳不下,叶剑干脆将课堂搬到礼堂或者操场上大课,每次上课是两个小时,即便是下课的时间到了以后,学员们还纷纷请求:“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足见受欢迎的程度。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10)

(女学员训练)

四、抗日游击战最核心的问题是军民关系。

敌后游击作战,民众的支持和掩护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八路军教官们也重点讲授了这方面的问题,叶剑英在有一次讲到军民关系时,就特别用鱼水来比喻:开展群众游击战争,要紧紧依靠群众,因为在敌后作战,一刻也离不开群众。而叶剑英关于“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论点,在训练班学员中立即引起了较大反响,甚至包括教育长汤恩伯。

1939年4月,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亲自视察了训练班,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同志,并给全体学员们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在整个训练班引发热烈讨论。汤恩伯以钦佩的口吻指着坐在身侧的叶剑英说道:“过去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也别被老汤的一时的“进步”给迷惑了,这是个祸害百姓的老手,说一套,做一套,他不久调回河南前线担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训练班的教育长换成了黄埔一期的李默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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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

大家都看过也和熟悉抗战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其实剧中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那个角色,以及给第九战区基层军官讲课,包括薛岳前来视察遭遇尴尬的桥段,都是借用了南岳游击训练班的真实历史。只不过彭中华讲的是“四渡赤水出奇兵”,而跟在红一方面军屁股后面,被牵着鼻子跑来跑去的蒋系追剿军司令,正是后来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与此同时,叶剑英和八路军教官们艰苦朴素、官兵平等、平易近人的良好作风,也是国军军官和其他学员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令他们感到新鲜,当然也肃然起敬,在前十年的战争中,国民党当局妖魔化的宣传,在衡山上被彻底揭穿。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结业时,胡宗南东施效颦,在西北也组建了同样性质的训练班,于是衡山这所训练班又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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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游干班”的寿终正寝。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总共开办了七期,每期培训时间为三个月,总计培训了5659名各类学员。其中前三期确实是在衡山举办的,后来因为长沙方面战事频繁,以及训练班情况被日寇基本侦知,衡山不断遭到从武汉、岳阳起飞之敌机的轰炸,所以从第四期开始,迁至湖南祁阳县,第五期迁至江西修水,第六期再迁至江西丽水,第七期又回到祁阳。

在游击训练班创办初期,国共双方的工作人员合作的也比较融洽,与忻口会战一样,可以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亮点”所在。前三期的学员累计达到3000余人,他们从衡山受训后直接奔赴各个抗日战场,’通过游干班的学习和中共代表团的不懈努力,一直只会打正规战、阵地战的国民党军官们大有触动,其陆海空三军在之后都有过游击作战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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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39年底开始,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遭到了破坏,在老蒋的授意下,山西的阎锡山、湖南的杨森等杂牌军阀不断挑起摩擦,双方关系遇冷,自然也就影响到了衡山之上训练班内部的关系。1940年3月,在游干班第三期结业以后,经过延安方面的批准,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返回根据地,之后的游干班,等于是重庆方面自己搞了。

而中共代表团离开后,游干班完全变了味道,成为了培养消极抗战、积极摩擦之干部的场所,到1945年干脆更名为“突击干部训练班”,任务是为对日反攻和接收城市补充突击干部,到了日本投降以后,这个训练班也宣告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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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师虽然用心可惜学生不争气。

国民党军队在1939年开展“游击战”的决心是不小的,为此专门成立了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大部)和鲁苏(山东和江苏各一部)两个“游击战区”,不仅扶持地方武装遂行游击作战,还抽调相当数量的正规军进入敌后,试图以游击战方式牵制和打击日军。冀察战区首任司令长官鹿钟麟,下辖两个集团军、大批河北民军和游击部队,

而鲁苏战区首任司令长官为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下辖山东“游击总司令部”、第一游击区、第二游击区等单位,在老蒋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派到敌后战场的部队,不仅有东北军、西北军,甚至还有部分中央军,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总兵力接近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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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游击作战,效果却是差极,在日寇的进攻、围剿和诱降下,到1943年左右,其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不仅根据地丢了,许多游击部队干脆附逆成了伪军,比如坚持在河北河南进行游击作战的原西北军旧部中,孙良诚投敌、孙殿英投敌、曾经血战临沂的庞炳勋也投敌,之前大肆宣扬的敌后游击战基本成了笑话。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延安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

到1944年底,坚持在敌后的国军总兵力只有20000到30000人,投降日寇者数以十万计,战损比超过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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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干班八路军教官合影)

究其原因,首先是搞不好军民关系,国军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必须征粮拉夫,从而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以致民怨沸腾。而身处敌后的部队一旦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会遇到大问题,逼急了只能向民间掠取,如此更会使军民关系恶化,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根据地,因此在日军“扫荡”之下,许多部队只能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然后是部队缺乏凝聚力,八路军部队在敌后作战中,如果遭遇优势敌人被打散,很快就能重新聚拢在一起恢复建制,而国军出现这种情况时,队伍就彻底放了羊,各级军官彻底失去对部队的掌握,士兵要么当了逃兵、要么成为了散兵游勇甚至土匪,一支建制部队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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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庵)

最后是政治工作也跟不上,军官也不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这还是由国军的新军阀性质所决定的。一旦长官受不了苦投敌,士兵们也跟着附逆,从而出现了“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情况。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八路军教官介绍游击战的重要经验时,有一条就是提倡官兵要同甘共苦,并举例说,第18集团军的部队,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

国军校尉们听后无不叹息: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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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时期的周恩来)

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思想,虽然并无保密历来公开宣传,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也倾囊相授,然而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的军队根本无法真正地学习贯彻,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地开展。

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认为:“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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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游击战只能是人民军队的专利。

历史事实说明,八路军教官在南岳游击训练班虽然努力,但是教了也是白教,国共双方军队在敌后游击战场的实际表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八路军不仅能够通过游击战大量歼灭日伪,自身实力和根据地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到1945年兵力从最初的4万余人发展到90余万人,而国军基本丧失了所有敌后游击区,指派的游击部队更是损失惨重。

这一点从侵华日军的评价中都可见端倪,华北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军游击部队有五大弱点:

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20)

朱总司令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

反过来对照,这些要素国军的游击部队通通不能做到,其游击作战当然只能以失败收场。个别人可能会拿桂系军队守住了大别山区来说事,其实是对抗日战争的细节不够了解所致:在抗战相持阶段,无论是日寇华中的第11军还是华东的第13军,都没有将大别山作为必须攻取之地,也没有多余的兵力来占领之,桂系完全属于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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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在桂柳前线)

1942年底第11军司令官塚田攻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在大别山区被击落毙命,为了搜寻塚田攻的尸体,日军仅以两个联队就一直杀到了立煌县,大别山民众遭到空前的劫难,这完全可以佐证前述的说明。所以说,游击战只能是人民军队的专利,而以叶剑英为首的八路军教官们,在南岳游击训练班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既显示了我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也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展示了良好的胸怀和作风。

而在南岳游干班结业的不少学员,后来都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了联系,互相配合作战或者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寇,甚至有的还直接投身到我方阵营中来。

黄埔三杰简介(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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