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初，也就是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行营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研讨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上将，也应邀出席。在会议上，朱老总提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国共两党共同培训游击干部的倡议，引发与会将领们的高度关注，老蒋琢磨琢磨，认为这还真是个新鲜玩意儿，照准。
（朱老总）
武汉失守以后，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是年11月25日，军委会在湖南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特地邀请周恩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第18集团军参谋长）到会，就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问题进行具体和深入研究。周、叶两位首长上山之前，草拟了一份《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分发给高级将领们传看。
在这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与会的各战区将领们对一年来的对日作战感慨万千，国军因战术呆板而造成的巨大损失让他们极为痛心，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劣势装备下取得的战果，又让他们刮目相看，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使用的游击战法也颇为好奇，纷纷虚心请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岳军事会议通过讨论，通过了“二期抗战”的总方针：
“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前方，用三分之一的力量于敌后”。
（武汉沦陷）
一、白崇禧中途起了幺蛾子。
战略方针确定了，也决定培训游击根本了，可是国民党军队从来就没打过什么游击战，根本无从着手，也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只能厚着脸皮求助于延安方面。为此，老蒋专门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请延安派出一批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同时还具备游击战实践经验的干部，前来协助筹建培训班。
接电后，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宣传游击战同时开展统一战线的好机会，当即表示同意：“去吧，专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延安遂决定由叶剑英参谋长负责，率领部分干部参加游击训练班的组建和教学工作。1939年初，军事委员会正式发表命令，以汤恩伯为“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以叶剑英为副主任，开始筹建游击训练班。
（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无论是军界地位还是黄埔资历，都远在汤恩伯之上，第20军团长汤恩伯虽然算“黄埔系军队将领”，其实在黄埔军校一天都没呆过，而是毕业于日本陆士的旁系出身。不过呢，训练班毕竟是以对方为主，所以主任一职肯定由老蒋指派，这就好像周公曾是黄埔政治部主任，却不得不屈就黄埔教官陈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副职。
就在万事俱备即将开班之际，结果出了岔子，原来副参谋总长兼军委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不干了，大会小会上提出反对意见。骨子里的原因，是桂系老二自诩也是游击战的行家，看见自己被排斥在训练班之外心里不舒服，但是又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所以公开的借口是：
所有军事训练机构均应隶属于军委会军训部，现在由军委会直属是不合适的，需斟酌考虑。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老蒋对白崇禧的这些小心思表示门清，但是“小诸葛”的借口又确实合比较理，于是修改了训练班名称和组织架构，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以委员长身份自兼主任，以白崇禧和陈诚兼副主任。而汤恩伯和叶剑英的职务则改称为正、副教育长，其实呢，是换汤没换药，但是满足了白崇禧的虚荣心，尽管他还是插不上手。
虽然正式名称非常繁琐，军界内部习惯上都还是称其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
二、“南岳游干班”正式粉墨登场。
南岳游击训练班所征用的办学地点是南岳圣经学校，位于衡山集贤峰白龙潭上方的山谷里面，坐拥峡谷飞瀑，风景很是优美。由于该班属于战时短期培训的性质，所以机构和工作人员都比较精干，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等单位，另有少量警卫和勤务部队。
在“南岳游干班”组建之初，共有管理人员和教官95人，其中少将衔军官11人；学员总队下设八个队，共有管理干部52人，其中少将衔军官4人。最初拟定的学员招收对象，应该是各战区部队选送的营以上军官，以及军、集团军、战区等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也就是以校级军官为主，毕竟游干部训练的目的性很强：
那就是要选拔培训有一定作战经验、战术素养较好的中级军官，他们结业后回到原部队另行办班，再分别训练基层军官，然后组成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少将衔军官）
所以第一期确实是按照这个思路招收学员的，以各军为单位选送来的校级军官，大多数为少校和中校衔军官，少部分还是上校军衔，规格还是蛮高的。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共有学员1119人，上千名校官堆在一起，这动静可是不小。
不过从第二期以后，学员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了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来源：其一是各野战部队的校尉级军官（范围扩大了），仍然是按原方案选送而来；其二是各省各县政府、各级党部选送来的学员；其三是由“三青团”各级单位选送来的青年干部；其四是游干班直接招考的高中毕业生，比如湖南衡阳、江西吉安等地，其中还有10%的女生。
（学员上课）
三、“南岳游干班”的办学方式。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和训练方式，主要侧重于军事和政治两大领域，培训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军事教育当然就是教授游击战术、战斗要领、爆破技术等等，其中八路军教官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就是游击战术理论和游击政工课程，至于步兵战术、爆破和炮兵等课程，则由国军方面派来的教官来上课。
除了教官们日常所讲的常规课程以外，训练班还会不定期邀请知名人士前来讲座、演说和做报告，比如训练班主任老蒋就亲自上阵，做了一篇题目为《推行基本建设和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这玩意跟游击战也不搭界，学员们听得云里雾里。
而作为训练班的副主任，白崇禧上了《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一课，而陈诚的上课的题目是《论游击战》，什么水平无所谓，总之都来应个景。
（政治部长陈诚）
为了协助重庆办好游干班，延安命令专门在衡山成立了一个中共代表团，以叶剑英为团长，成员包括教官、卫士和工作人员等共30余人，积极参与教学工作和统一战线的开展工作。其中特别需要介绍的一位，是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身份来学习和工作的人物，他当时的名字叫作“胡光”，而实际上，真实身份正是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
当时也没有什么现成的游击战教材，于是副教育长叶剑英号召从延安来的教官们一齐动手，从零开始，大家很快编写出了《游击战术讲义》、《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等教材。这些教材既然出自八路军干部之手，所以也通篇贯穿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在政治上意义极大。
在动笔编写教材时，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是否要将游击战的道理讲透彻，叶剑英明确表示：“一定要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去讲”，这就是倾囊相授，至于能不能学会，那就要看学员们的水平和能力了。比如叶剑英主讲《游击战概论》时，内容深入浅出，讲课形象生动，连第九战区没有进班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阳赶来听课。
高峰时听课者逾千人，教室已经根本容纳不下，叶剑干脆将课堂搬到礼堂或者操场上大课，每次上课是两个小时，即便是下课的时间到了以后，学员们还纷纷请求：“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足见受欢迎的程度。
（女学员训练）
四、抗日游击战最核心的问题是军民关系。
敌后游击作战，民众的支持和掩护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八路军教官们也重点讲授了这方面的问题，叶剑英在有一次讲到军民关系时，就特别用鱼水来比喻：开展群众游击战争，要紧紧依靠群众，因为在敌后作战，一刻也离不开群众。而叶剑英关于“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论点，在训练班学员中立即引起了较大反响，甚至包括教育长汤恩伯。
1939年4月，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亲自视察了训练班，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同志，并给全体学员们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在整个训练班引发热烈讨论。汤恩伯以钦佩的口吻指着坐在身侧的叶剑英说道：“过去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也别被老汤的一时的“进步”给迷惑了，这是个祸害百姓的老手，说一套，做一套，他不久调回河南前线担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训练班的教育长换成了黄埔一期的李默庵。
（汤恩伯）
大家都看过也和熟悉抗战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其实剧中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那个角色，以及给第九战区基层军官讲课，包括薛岳前来视察遭遇尴尬的桥段，都是借用了南岳游击训练班的真实历史。只不过彭中华讲的是“四渡赤水出奇兵”，而跟在红一方面军屁股后面，被牵着鼻子跑来跑去的蒋系追剿军司令，正是后来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与此同时，叶剑英和八路军教官们艰苦朴素、官兵平等、平易近人的良好作风，也是国军军官和其他学员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令他们感到新鲜，当然也肃然起敬，在前十年的战争中，国民党当局妖魔化的宣传，在衡山上被彻底揭穿。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结业时，胡宗南东施效颦，在西北也组建了同样性质的训练班，于是衡山这所训练班又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
五、“南岳游干班”的寿终正寝。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总共开办了七期，每期培训时间为三个月，总计培训了5659名各类学员。其中前三期确实是在衡山举办的，后来因为长沙方面战事频繁，以及训练班情况被日寇基本侦知，衡山不断遭到从武汉、岳阳起飞之敌机的轰炸，所以从第四期开始，迁至湖南祁阳县，第五期迁至江西修水，第六期再迁至江西丽水，第七期又回到祁阳。
在游击训练班创办初期，国共双方的工作人员合作的也比较融洽，与忻口会战一样，可以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亮点”所在。前三期的学员累计达到3000余人，他们从衡山受训后直接奔赴各个抗日战场，’通过游干班的学习和中共代表团的不懈努力，一直只会打正规战、阵地战的国民党军官们大有触动，其陆海空三军在之后都有过游击作战的尝试。
然而从1939年底开始，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遭到了破坏，在老蒋的授意下，山西的阎锡山、湖南的杨森等杂牌军阀不断挑起摩擦，双方关系遇冷，自然也就影响到了衡山之上训练班内部的关系。1940年3月，在游干班第三期结业以后，经过延安方面的批准，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返回根据地，之后的游干班，等于是重庆方面自己搞了。
而中共代表团离开后，游干班完全变了味道，成为了培养消极抗战、积极摩擦之干部的场所，到1945年干脆更名为“突击干部训练班”，任务是为对日反攻和接收城市补充突击干部，到了日本投降以后，这个训练班也宣告彻底结束。
六、老师虽然用心可惜学生不争气。
国民党军队在1939年开展“游击战”的决心是不小的，为此专门成立了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大部）和鲁苏（山东和江苏各一部）两个“游击战区”，不仅扶持地方武装遂行游击作战，还抽调相当数量的正规军进入敌后，试图以游击战方式牵制和打击日军。冀察战区首任司令长官鹿钟麟，下辖两个集团军、大批河北民军和游击部队，
而鲁苏战区首任司令长官为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下辖山东“游击总司令部”、第一游击区、第二游击区等单位，在老蒋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派到敌后战场的部队，不仅有东北军、西北军，甚至还有部分中央军，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总兵力接近100万人。
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游击作战，效果却是差极，在日寇的进攻、围剿和诱降下，到1943年左右，其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不仅根据地丢了，许多游击部队干脆附逆成了伪军，比如坚持在河北河南进行游击作战的原西北军旧部中，孙良诚投敌、孙殿英投敌、曾经血战临沂的庞炳勋也投敌，之前大肆宣扬的敌后游击战基本成了笑话。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延安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
到1944年底，坚持在敌后的国军总兵力只有20000到30000人，投降日寇者数以十万计，战损比超过了90%！
（游干班八路军教官合影）
究其原因，首先是搞不好军民关系，国军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必须征粮拉夫，从而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以致民怨沸腾。而身处敌后的部队一旦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会遇到大问题，逼急了只能向民间掠取，如此更会使军民关系恶化，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根据地，因此在日军“扫荡”之下，许多部队只能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然后是部队缺乏凝聚力，八路军部队在敌后作战中，如果遭遇优势敌人被打散，很快就能重新聚拢在一起恢复建制，而国军出现这种情况时，队伍就彻底放了羊，各级军官彻底失去对部队的掌握，士兵要么当了逃兵、要么成为了散兵游勇甚至土匪，一支建制部队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李默庵）
最后是政治工作也跟不上，军官也不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这还是由国军的新军阀性质所决定的。一旦长官受不了苦投敌，士兵们也跟着附逆，从而出现了“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情况。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八路军教官介绍游击战的重要经验时，有一条就是提倡官兵要同甘共苦，并举例说，第18集团军的部队，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
国军校尉们听后无不叹息：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黄埔时期的周恩来）
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思想，虽然并无保密历来公开宣传，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也倾囊相授，然而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的军队根本无法真正地学习贯彻，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地开展。
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认为：“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结语：游击战只能是人民军队的专利。
历史事实说明，八路军教官在南岳游击训练班虽然努力，但是教了也是白教，国共双方军队在敌后游击战场的实际表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八路军不仅能够通过游击战大量歼灭日伪，自身实力和根据地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到1945年兵力从最初的4万余人发展到90余万人，而国军基本丧失了所有敌后游击区，指派的游击部队更是损失惨重。
这一点从侵华日军的评价中都可见端倪，华北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军游击部队有五大弱点：
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朱总司令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
反过来对照，这些要素国军的游击部队通通不能做到，其游击作战当然只能以失败收场。个别人可能会拿桂系军队守住了大别山区来说事，其实是对抗日战争的细节不够了解所致：在抗战相持阶段，无论是日寇华中的第11军还是华东的第13军，都没有将大别山作为必须攻取之地，也没有多余的兵力来占领之，桂系完全属于偏安。
（汤恩伯在桂柳前线）
1942年底第11军司令官塚田攻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在大别山区被击落毙命，为了搜寻塚田攻的尸体，日军仅以两个联队就一直杀到了立煌县，大别山民众遭到空前的劫难，这完全可以佐证前述的说明。所以说，游击战只能是人民军队的专利，而以叶剑英为首的八路军教官们，在南岳游击训练班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既显示了我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也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展示了良好的胸怀和作风。
而在南岳游干班结业的不少学员，后来都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了联系，互相配合作战或者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寇，甚至有的还直接投身到我方阵营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