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笔骗人的鬼，这可不是咱非议古人，而是这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不信，你看看韩愈和许敬宗就知道了。
韩愈是韩湘子的叔叔，老韩工资不高，却要养活包括韩湘子在内的一大家人，老韩的创收手段就是给人写碑文，专门糊弄鬼。韩愈为大太监王用写碑文的价码就是宝马一匹（这个真宝马一点也不比BMW便宜），并带鞍衔，外加白玉腰带一条。这个例子不好算价钱的话，韩愈给韩弘（宣武节度使，参与过平定淮西之战）写了《平淮西碑》，价码是绢五百匹，值铜钱四百贯，而韩愈一个月工资是二十五贯，也就是说他写一篇碑文等于平时十六个月的工资收入。
这事皇帝是知道的，因为碑文就是唐宪宗亲自命令韩愈写的，但是作为当事人的韩弘不得不给钱。顾客就是上帝，韩愈为了赚外快，在写碑文时也经常对墓主人进行了过度的吹捧。
韩愈写碑文赚外快，许敬宗就用写史书的机会大发横财。唐朝人最追捧的三件事是进士擢第,娶五姓女,修国史，编写史书是唐朝文官最看重的事，也是无良文人捞外快的途径。这是因为唐朝大宗族重视家族历史，在乎后人对其祖先的评价，唐朝著名的五姓七望之家都以祖上在N个朝代以前当过宰执为荣，五姓七望的家族哪怕是家主只是芝麻小官，也有傲视宰相的底气，也能让当朝权贵求娶自己的女儿。大家族最好的证明就是史书，尤其是当朝人编写的史书，而许敬宗就是编史书的大行家，也是收钱的行家。
比如《贞观实录》里东征高句丽的“大将”庞孝泰就是许敬宗一手制造出来的，在许敬宗笔下庞孝泰就由败变胜，是唐军的MVP，原因自然是钞能力。许敬宗也有免费奉送的时候，正是他的“良心”发现得罪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曾被妹夫李世民赠《威风赋》这种殊荣是臣子中的独一份，许敬宗也敢在这种众人皆知的事情上动手脚，他雌黄一抹这份荣誉就归了亲家尉迟敬德。
当代史书都敢弄虚作假，许敬宗府上自然少不了从南北朝时代留下来的名门世家子弟，他们很希望自己祖宗在史书上光荣一把，还要许敬宗笔下留情把老祖宗的不良事迹评价写的好看一点，代价自然就是黄白之物。因为许敬宗的胆子太大，他成了长孙无忌的打击对象，不得不投靠了武则天。
董狐笔是因为少有才受人尊重，历史上的文人编写各种史料时都有人情世故和金钱的干扰，加上某些知识的匮乏，全信他们才是不尊重历史。比如某文人可能是听到了某大将说自家兵器有多重，知道他在酒席上表演过，甚至亲眼看到过，于是他就把这写进了史书里。而现实是能使唤七斤双刀的李成非要吹牛，吹嘘自己的大刀三十斤，金朝的文官要是敢质疑，估计他都能直接上门砍人。要不是他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不说，这个牛皮还不好被戳破了。明末的刘铤和卢象升能玩转练习用的120斤大刀几分钟（最多），也可能就给文人表演过，所以没跟着他们上战场，更没仔细看兵器的文人（或者知道，但抹不开面子，给同行吹个牛也没啥）就留下了他们使用120斤兵器的记载。
文人们对制造业也很棒槌，因此留下了郑和宝船、隋炀帝龙舟的离谱记录。明朝文人就记录说郑和宝船长44丈，宽18丈的，让后世很多吃瓜群众兴奋不已，什么郑和宝船超过航母的说法都出现了。如果用明尺换算长和宽，那么郑和宝船的长宽就是 140.75米和 57.06米，如果用当时造船雕花黑漆木尺（福州出土）换算，长宽又变成了 125.65米和50.94米，长宽比是2.5比1。
这个比例其实不符合元、明时期中国海船的长宽比，忽必烈远征日本的船只标准是“湖船底（平底）、战船盖、海船头尾，通长八丈三尺，阔二丈，并淮尺计八百料”，出土的元朝沉船也是长28.6米，残宽5.6米，长宽比正好是4比1。明代内河的四百料战船是“身长8丈6尺9寸、阔1丈7尺”，长宽比是五比一，海船更是达到了尺长12丈2尺5寸（约38米），深1丈1尺5寸（约3.5米）”，长宽比超过了10比1。从目前已经出土的船只来看，没有一种船只是郑和宝船一样的比例，所以这就是没有严谨数字思维的文人刻意夸大。
同样被文人夸大的还有火炮的威力，明末文人笔下的大炮往往是“一炮糜烂数十里”。这也是一个不断放卫星的过程，《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还只敢写：“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到了只爱看烟火的张岱笔下，这个数字又变成了：“一炮糜烂数十里”。这也是典型的文人瞎琢磨，今天一枚百万吨级核弹的杀伤半径也不过在17至19公里左右，才勉强配得上“糜烂数十里”这个评价。
古代文人为了人情世故，为了物质利益，甚至个人偏见都有故意歪曲历史的前科。加上他们没有今天的人们的数字观念和基本常识，写出的东西也难免有错误，全信他们才是义务教育都白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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