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欢筵，终于到了它的盛世——开元。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李隆基以皇帝身份发动政变，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政权，史称‘先天政变’。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
其实前一个月，‘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从之。’已经定下了‘开元’的名号。
‘开元’，顾名思义就是开创新的纪元。唐建国于617年，至此已近百年，百年开启新征程，既是李隆基个人决心，也是国家应有之义。
对李隆基来说，这个新纪元有着双重含义：一是拨乱反正，彻底清除武则天影响。照黄永年先生说法，先天政变杀太平公主，这项工作才算彻底完成。二是重整精神，引领大唐再创辉煌。
任何一个组织，搞久了总会有积弊。积弊就是内在消极因素不受控，封建王朝，最大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就是皇帝本人。帝位代代相传，谁能保证个个都有本事？有本事，又个个都守规矩？
自太宗到高宗再到武后，都属于有本事且勤政的皇帝，到中宗睿宗，就相对平庸，但搞的时间都不长。到李隆基，二十七岁做皇帝，意气风发，且两次发动政变，属于政坛老手。各方面条件具备，唐朝迎来又一次发展高潮。
和所有领导一样，李隆基亲政第一件事，是立威。
“上幸新丰（陕西临潼县新丰镇），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
西安－临潼
‘讲武’是个礼仪，属于军礼的一种，相当于现在阅兵式。儒家凡涉及礼仪的，规矩相当多，尤其皇帝参加的活动，几点几分，穿什么衣服，到什么地点，打什么鼓敲什么锣讲什么话，麻烦得很。《新唐书·礼乐志》专门有‘讲武’一条，写了快一页。
新丰这次阅兵，不知哪里出了点差错，据说是郭元振违反规定，临时出列报告个什么事，李隆基大怒，一家伙要斩两个大臣。郭元振好说歹说保下了，唐绍竟被当场处斩。‘时二大臣得罪，诸军多震慑失次。’不但诸军震慑，同来的文武百官就不震慑？
《新唐书》：讲武
李隆基比较年轻，又不是长子，他上台主要靠武力，因此有必要找个机会立威。象司马光就直接讲：‘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将军李邈遽宣敕斩之。上寻罢邈官，废弃终身。’本来还等着有人给唐绍求求情，没想到这个李邈充积极，真把唐绍给斩了，领导意图领会不清，马屁拍到马脚上，被终身禁止做官。
立威只是造势，真正干事还要靠配班子，这方面李隆基也相当果断。突出的表现是去旧迎新。
一般来讲，能干的皇帝、勤快的皇帝，都是喜新厌旧的，就是说宰相要经常换，道理很简单：底下人不能在同一个岗位、尤其重要岗位上干太久，太久了形成山头，容易把自己架空。
对刚上任的李隆基来说，面临的不是干太久的问题，而是打江山的人，不一定适合坐江山。
他两次政变，在身边聚集了一批阴谋家，这些人搞歪门邪道是把好手，当然会搞歪门邪道的人，可能干正事也行，不过这方面钻研太深，难免有后遗症。比如‘先天政变’中提方案的崔日用，曾对人说：‘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就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这批人大概有五六个，以刘幽求为首，包括钟绍京、崔日用、王琚、麻嗣宗等等。
李隆基刚亲政那会儿，对这些人还是不错的，其中王琚是个典型：
‘琚为上所亲厚，群臣莫及。每进见，侍笑语，逮夜方出，或时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
休沐就是休息日，下了班、周末，皇上还找你一块玩，可见多受宠。
而且不光是玩的事，“琚在帷幄之侧，常参闻大政，时人谓之‘内宰相’，无有比者。”
第一次‘唐隆政变’，刘幽求是主要谋士，第二次‘先天政变’，刘幽求因张暐事件被贬岭南，王琚就成了头号军师。现在两人一个是真宰相（刘幽求被召回任左仆射兼侍中），一个是‘内宰相’，可见这帮人，仍旧牢牢霸占着李隆基的朋友圈。
打破这一格局的，是我们一个老相识——两朝宰相姚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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