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东汉草书大家。索靖，西晋书法家，尤擅长草。张芝、索靖同为敦煌人，又有亲戚关系，索靖是张芝的姊孙，就是索靖要称呼张芝舅爷，但两人人生没有交集，书法上索靖受张芝影响。
张芝文化艺术节上
张芝系东汉敦煌郡渊泉人，索靖系敦煌郡龙勒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张芝是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人，索靖是敦煌市人。现在瓜州有“草圣故里”的招牌，并且建有张芝纪念馆，还有甘肃·瓜州张芝文化艺术节，至2019年已举办了七届。
张芝文化艺术节
张、索二氏均为敦煌(郡)望族。张芝的爷爷张享曾任汉阳(天水)太守，张芝的父亲张奂更是屡立功勋、声名显赫的将军，张芝的母亲是富家闺秀，淑慧贤良，张芝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敦煌索氏原居河北巨鹿，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敦煌郡时迁入敦煌，累世宦官之家，这一支后来被称为“北索”。在历史长河中，“北索”影响大于“南索”，在从汉末到唐末的八百年间，索氏族人一直活跃在变化纷繁的敦煌历史舞台上。
张芝与索靖
张、索二氏均为敦煌望族，族史均在《敦煌名族志》有记载
张芝情操高洁，不慕功名，朝征不就。索靖却不然，他深受晋武帝器重，可能联姻晋朝皇室，生前担任过西晋的重要官吏。张芝初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磔，成为“今草”他从民间杜(操)、崔(瑷)那里汲取了草书的艺术精粹，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一笔书”，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笔书”的开先河者，《冠军帖》碑誉为草书之冠，为张芝代表之作。索靖书法受张芝影响很深，尤精章草，其传世作品有《出师颂》《月仪帖》《急就章》等。
张芝《冠军帖/绛帖》：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
张芝《冠军帖/绛帖》：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终年缠此，当治
比较张、索书法，书法界认为：
“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
敦煌地区的书法在魏晋时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正缘于张芝、索靖领军人物的巨大影响，直接普及和推广了草书，使草书艺术真正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并对中原地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体现了敦煌书家敦煌书法的历史价值。但是，值得深思是，敦煌遗书中的草书作品，并非是张、索书法模样，而是与张、索书法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既无相传张芝所书《冠军帖》那样的连绵激荡的大草形式，亦无相传索靖所书《月仪帖》那般“标准章草”的模样，却表现出了自己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另外一番模样。
索靖《月仪帖》局部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做个猜测，一种可能是：当时抄经者大多为寺院僧尼和以抄经为业的经生，虽然他们同属“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中大多数社会地位低下，不大容易接触得到大家名帖。在那个时代，书法艺术主要是贵族、文人士夫的雅玩，只限于在高层，传播手段的落后，张、素书法不可能印刷成册、广播天下。
二是：宗教崇拜的超稳定性、古体尊崇的膜拜心理和世代相因的保守习惯，使得抄经体系拥有极强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不易受“流行书风”的影响。抄经者第一次抄经时必然选择书法高手之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书法水平。后来抄经者习书的范本就是前人抄写的经卷，抄经时又须依照旧本，不掺己意，导致写经书法往往滞后于时代书风很多年。
索靖《急就章》局部
三是：抄经是项虔敬佛祖的功德，总的要求是“端严而凝神”，张、索书法为草书，并不直接适用于佛经抄写。“楷体抄经”已成规矩，只有疏、释、略述、宣演之类，不再像经典那么庄严，加之字数动辄数万字，为提高效率才“变通”选择行草书和今草书。再者，抄写经疏终究是为了持诵，草书实在难认，所以也不允许用草书抄经。
在敦煌遗书中书体，西晋之后的正式隶楷过度时期，很明显能看到楷书发展的脉络，所以他们的书法正是以他们各自的楷书，或行书面目耳濡目染着写经书法。但在写经卷中也有很多长草写本，但谁能肯定写本中的章草笔意和行草风格不是出自张、索，只是长草类书体应用不那么广泛。
书法的相互融合与影响，或局部或广泛，都有可能，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胆揣测，张芝、索靖的“实用书法”作为时代和地域性，一直引领着书法潮流。可以这样认为，张芝、索靖书法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不排除直接影响的可能性。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书法史长河中，点滴之水都是营养，惠及每一位书法爱好者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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