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乐山大佛佛像(佛像肚内有万象)(1)

在导演黄信尧眼中,大佛是大家尊崇的、不容怀疑的象征。但凶杀案就发生在大佛眼前,尸体可能被藏进大佛,影片始终没有明确交待。凶杀案改变了角色的命运,大佛却顺利出厂,按部就班地为善男信女所膜拜。(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26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他们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你忽略了” 电影《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层人生》)

2014年,黄信尧导演的短片《大佛》入围金马奖最佳短片,没获奖。几天后,他接到评审钟孟宏的电话:愿不愿意把它发展成电影长片?

钟孟宏的电影以强烈的个人风格著称,他一个月前看到《大佛》就有意接洽,为避嫌,特地等颁奖后才联系。“他说制作上很粗糙,可是故事原型蛮有趣。”黄信尧回忆,“他知道我没钱、没背景,说他的公司会负责一切。”

剧情梗概依旧,讲一尊佛像背后的社会百态。新片的名字考虑过“长佛”“巨佛”“XL佛”,正巧iPhone6 plus推出,“啧,从美国捎来的讯息”,黄信尧就借来了“大佛plus”,谐音“大佛普拉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影片刚开始,导演的声音就出现,接下来“三不五时出来讲几句话,宣传一下个人的理念,顺便解释剧情”。

电影主人公菜埔和肚财是对好友,一个门卫,一个收废品。俩人闲来无事,偷看菜埔老板的行车记录仪,意外发现了佛像前的杀人案。

2018年4月15日,《大佛普拉斯》获得第37届香港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前一年台湾金马奖,它也获得五项大奖。“最佳新导演”黄信尧当时44岁,入围者中年龄最长。他拍了20年纪录片,遇见过形形色色的菜埔和肚财。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那个下午,黄信尧遇见一个自称在市中心种菜的人。他跟去攀谈,发现对方在一片已废弃的军用土地上,真的种出两平米的九层塔。

黄信尧常提及另一次偶遇。海边小吃摊,邻桌一个工人训斥另一个,不该对老板唯命是从,“老板吃肉,我们好歹也喝一下汤”。

“我很好奇,他们那连汤都没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讲,他们就是肚财和菜埔。”黄信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会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你忽略了。”

2013年乐山大佛佛像(佛像肚内有万象)(2)

肚财和菜埔发现凶杀案后,四处求神拜佛,甚至找到一座“中正庙”,才知道“连蒋公都有人在拜”。现实中这座庙位于台湾苗栗,因其简陋空洞,电影中调侃这是“走极简风”。黄信尧认为影片并非批评宗教,意在质疑不可挑战的权威与人的主见缺失。(资料图/图)

“起码在他死的时候,在地上还能画出一个人形”

“大佛”确有其事。有次黄信尧去工厂拍片,见到一尊巨大的铜质佛像,足有三四层楼高,“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

2014年,核能、军中人权、食品安全……众多社会问题屡见台湾报端。“这个地方好像出问题了,好像没有人在管,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由此,黄信尧决定写一个“隐喻台湾社会现状”的故事。

“大佛就是我们尊崇的、不容怀疑的象征。”黄信尧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我们通常会相信大品牌的食品,结果大品牌反而有问题,不老实;你就会觉得原本我们相信的东西(不可信),就像我们相信大佛一样。”

黄信尧去租漫画,听见老板问一位熟客为什么很久没去。对方回答,几个月工厂没加班,不敢去,在家看电视更省钱。“最后他租了几本小说,大概二三十元(注:指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21人民币)吧。这社会到底是什么状况,一个人生活压力大到连二三十元都花不起?”黄信尧自问。

电影里,菜埔在警卫室值夜班,肚财常找他串门,拾便利店丢掉的便当作消夜。肚财饰演者陈竹升形容:“两个无能的人,彼此依靠,人生仅存的支撑。”

菜埔、肚财是极普遍的名字,都取自黄信尧身边人。台湾南部,姓蔡的人绰号总是“菜埔”,姓杜或名里有“财”,就叫“阿财”或“肚财”。两个人讨论起名字:“你老板叫启文(Kevin),我叫肚财,差那么多。”“等我有钱,我也要找一个人帮我取一个英文名字。”

深夜,在狭小的警卫室里,肚财突发奇想,要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解闷。“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镜头对着车外,可是声音却是录车里面的。”黄信尧自己安装行车记录仪时,有了这个构思。启文的车一路向前,开过马路、隧道、酒店,声音记录着他的风流韵事。

因为经费不足,《大佛》使用了黑白画面,道具只有铁、木头和塑料,无法造出铜制佛像,黑白画面正可以掩盖材质的区别。《大佛普拉斯》想延续短片营造的“电影精神与时空”,于是肚财和菜埔的世界是黑白的,只有行车记录仪才配得上彩色。黄信尧在预告片里讲道:“有钱人的生活是‘卡乐佛’(colorful,彩色),没钱的人只能在旁边拍手喊‘万得佛’(wonderful,极好)。”

黄信尧认为,老板黄启文的角色代表“一种男性的想象”,“身旁美女围绕,名车啊、功名利禄啊,潜意识一定会有”。但与其他官员商人在洗浴中心玩乐时,黄启文变成了角落里的那个,“地位是比较卑微的,他在那边就是菜埔”。他有妻子,但身边情人不断,“借由这种跟女性的交欢来证明自己”。

众多情人中,叶女士认真了。她纠缠黄启文,招来杀身之祸。肚财和菜埔看见了这一幕,不敢看下去,关掉了行车记录仪。

电影始终没有明确交代,大佛里是否藏着尸体。“你有看到他把她打成重伤。你有看到装进大佛吗?没有。你有看到,但是你没有看完;你有听到,但是你看不到。就像大佛一样,大佛只是一个形体。”黄信尧反问,“都是一种揣测,网络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

两人没报警,四处求神拜佛。肚财最终死于真相不明的车祸;杀了人的老板却安然无恙,警察找他谈话,政客朋友立刻盛气凌人地把他保出来。凡此种种,肚财生前就看透了:“人家有钱人出来社会走跳,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

肚财死后,警方封锁了现场,地面留下一个白粉笔标记的尸体轮廓。他的流浪汉朋友释迦骑自行车到处乱逛,导演旁白又出现了:“我想他应该是慢慢理解,肚财现在死了并没什么不好,起码在他死的时候,在地上还能画出一个人形。像他这种孤独的流浪儿,应该是死了很久之后才会被人发现。”

朋友们为肚财送葬,一张他的照片都找不到。好在他生前被警察拘捕过,上了社会新闻,朋友把画面截图放大充作遗照。照片里,肚财的脸被摁在水泥地上,龇牙咧嘴。

一位朋友告诉黄信尧,自己的舅舅就这样,意外过世,唯一能找到的照片是二十多年前的家庭大合照。“你能想象有人没有手机,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吗?”黄信尧说,“我前几个礼拜才在台中的山区遇到一个人,在一个杂货店前面跟他聊天。他说他没手机,也没有自己的照片,四十几岁,一个人自己住,出过车祸,脑袋也有点不灵光。”

“真正的绝望,是无法翻转,社会底层的人无法有翻转的机会。好好念书吗?之后呢?还不是在帮人家数钱。阶级根本没什么流动。”黄信尧曾对媒体说,“你的人生没有翻转的可能,你这辈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庙里拜拜,祈求下一辈子会更好。”

打破什么墙?

2017年6月,《大佛普拉斯》作为台北电影节开幕影片,首次公开放映。身旁观众乐不可支,黄信尧却紧张得笑不出来。有人告诉他,片中饶舌的导演打破了“第四堵墙”,那能使观众同剧情之间保持距离。

“打破什么墙?没有想过这些事情。”黄信尧没学过电影,头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黄信尧生长在台南,在工厂、泡沫红茶店、传播公司打过工,当过汽车业务员,还主持过广播电台的电话交谈节目。他为台南的区“议员”候选人开过竞选宣传车。两个月时间,早八点到晚九点,“在大街小巷一直绕”,喇叭重复播放候选人的名字和号码,听音乐也不行,太吵。

“真是超无聊,现在回想我都佩服自己可以做那个工作,我更佩服以那个为工作的人。”黄信尧回忆。学纪录片时,摄像机和每卷180新台币的磁带他都买不起,只好请假去一个政治人物的竞选总部工作攒钱,看尽政治生态。

电影拍摄到后半程,刚巧下了大雨,刮倒了文化公司的屋墙。菜埔为解决漏雨,去“副议长”那里领了一件选举后没用的广告帆布,盖在屋檐上。帆布上“副议长”笑容可掬,配着广告词“一张票一世情”。导演解说:“我想‘副议长’不但重情重义重粉味,为民挡风挡雨也跑第一。”

黄信尧拍摄了九部纪录长片,陆续获得岛内外影展肯定。不过他的工作机会十分有限,每年拍一两支小广告,一部纪录片,“常常烦恼接下来该怎么办”。

2005年,黄信尧拍出了《唬烂三小》,记录自己和几个高中好友最近七年的生活。他在拍摄时让麦克风穿帮,“刻意让观众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忽然让同学们情景“重演”,大家一边配合一边笑,演得非常不自然,“要让观众发觉这是演出的”。他总在探讨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这个纪录片很精彩,精彩在于那些生活的不堪。”片中一个同学有点“好色、爱花钱”,黄信尧理解他,因为“人生总是会有迷惑的时候”。但他害怕,电影播出后,观众会对人物产生偏见。

作品得到了赞誉,“我撷取他们的灵魂,来完成我的影片,可是我的影片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黄信尧自省道。他此后拍摄的纪录片多以地理与风光为主题,尽量避免有特定人物。但他仍想讲故事,就尝试虚构类,因为剧情片没有“角色的问题”。

黄信尧不会写剧本,找一位学姐帮忙,合作出一部,申请台湾的短片辅导金,第一阶段审核都没过。隔年有了《大佛》的构思,他不好意思再找学姐,照着剧本格式自己誊,“没中的话,都不能给人家钱,果然真的也没中”。

2013年夏天,黄信尧受邀到北京授课,在后海喝茶时完成了剧本大纲。他报名侯孝贤主持的金马电影学院,想学剧情片课程。那年他40岁,将将避过年龄限制,却再次落选。

短片只拿到“高雄拍”影像创作奖助计划的50万新台币资金。黄信尧犹豫,他向郑文堂导演咨询,得到的意见是:“应该去拍,不要等。”

短片剧组如杂牌军,净是各路朋友,学弟学妹。“黄启文”是研究生同学,“叶女士”在剧组当梳化助理,拍摄租用工厂,房东还客串了群演。

陈竹升是黄信尧当时唯一认识的演员,两人曾在公关公司共事。菜埔扮演者庄益增也是老友,是出身屏东蕉农人家的纪录片导演。两人外形“瘦瘦的,弱弱的,要说他们是loser也没有人会不相信”。

“导演和我们都算很‘台湾’的孩子,所以有些情调、价值观,甚至愤世嫉俗的点,有时候讲两句话彼此就能听懂。”陈竹升说。

2014年短片开拍不久,管理经费的制片不辞而别,跑去参加社运,剧组空转许久,超支严重。黄信尧卖掉自己的车子和工作室,凑出八十多万新台币,才把短片完成。

2013年乐山大佛佛像(佛像肚内有万象)(3)

拾荒者肚财难得的闲暇时光。导演黄信尧把自己的期望寄予了片中的流浪者释迦:“逍遥自在,自由自在,你不用赚钱,也没有人管你,怎么来怎么去,那是我向往的生活,那是自我的投射。”(资料图/图)

悲剧加上时间就变喜剧

到《大佛普拉斯》,班底就不成问题了。钟孟宏带来了自己上一部电影《一路顺风》的团队,影星戴立忍饰演黄启文,音乐人林生祥负责配乐。他告诉媒体:“我们没想过会赚钱,我说靠他这片子赚钱,会很辛苦啦!”

黄信尧视钟孟宏为导师。他学习剧本的标准格式:时间、地点、人物,每个场景前标三角形符号。写了开头三五分钟,他拿给钟孟宏看。“干吗写那个三角形?”钟孟宏问,“写剧本就是写你想写的,干吗管别人怎么写!”

钟孟宏把《一路顺风》的剧本拿给黄信尧,薄薄十几页纸。“这个也可以拍成电影啊?”“可以啊!”

创作剧本一年,黄信尧时有担忧。他担心人们认为电影攻击佛教,担心女性角色扁平,会招致女性主义者攻击。钟孟宏又发话:“拍电影要想这么多的话,那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黄信尧渐渐明白:“我们并不是要拍一部讨喜的片子,我们是想拍一部好的电影。”

独具风格的旁白也出自钟孟宏的建议。黄信尧常在纪录片里这么做,但顾虑用在剧情片会“很奇怪”。钟孟宏规劝:“反正这就是你的第一部片,你的故事,又是黑白的,又是新导演,你又没有压力,你就把你会用的旁白拿来用啊。”

钟孟宏后来说,“黄信尧就是很会‘画虎烂’(注:胡言乱语),讲话很无厘头,但他就是有种文学性。”剧本开发后期,他怕自己介入过多,不肯再看剧本。他们常在公司附近吃饭聊天,口头探讨。

黄信尧原本设计的结局里,肚财和菜埔都死了。钟孟宏认为太残忍,建议留下一个,结果菜埔活了下来。“菜埔要照顾他妈妈,肚财无牵无挂,他的死是成全菜埔。”黄信尧改了剧本,“我觉得他的走才有意义,因为他在成全另外一件美好的事情。”

生生死死间,电影悲喜交杂,陈竹升曾引用一句话评价:“悲剧加上时间就变喜剧。”黄信尧以前常听人告诫,电影要动人,“让人家热泪盈眶”。他反问:你有谈过恋爱吗?分手难过吗?现在回想还难过吗?

“你当时很难过,可是经过时间和经历,回头看会想笑。”黄信尧说,“那个笑是一种释怀,也是对自己的嘲笑。”

在黄信尧眼中,越底层的人越善于自我嘲弄,中产往往更拘谨:“如果生命一直想不开的话,你怎么过下去。人活到那么卑微的时候,为什么他还要活着?他们必须要释怀,才得以继续过原本的生活。”

肚财最喜欢“夹娃娃”,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头解释:“夹娃娃很疗愈啊。”出事后,菜埔去了他家,一个飞碟般的房间里,摆满夹回来的娃娃。导演旁白道:“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夹娃娃是黄信尧多年的爱好,他的车里和家里囤积了大量娃娃。他形容自己的技术“没有那么厉害,但也不会夹不到”,由此生成“一种疗愈感”。

最近一年,黄信尧发现台湾的娃娃机莫名多了起来,反而兴味索然:“太多人夹,不好,没有疗愈的感觉。”电影上映后,他四处参加影展,怕娃娃积灰,把它们收进了袋子。

2018年4月,《大佛普拉斯》在纽约放映,北美发行商带黄信尧参观了自由女神像。电影里头,两人偷听到,黄启文吹嘘自己在纽约的读书经历。菜埔问,“什么是纽约啊?”

“美国那个纽约啊,在港口站一个女的,手拿着火把,戴一个浴帽。”肚财信口回答。

放映时,观众提问:拍电影是否为了改变社会,比如呼吁关注弱势群体?刚开始拍纪录片时,这是黄信尧整天思考的问题,他和朋友辩论,认为纪录片应该是创作而非工具:“我并没有企图从电影里面改变这个社会,我没有那么宏大的理想。”

“没有,我没有这些想法。”黄信尧仍旧这样回答。

黄信尧还给自由女神像拍了照。“可以回去给肚财、菜埔说,自由女神长这个样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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