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演黄信尧眼中，大佛是大家尊崇的、不容怀疑的象征。但凶杀案就发生在大佛眼前，尸体可能被藏进大佛，影片始终没有明确交待。凶杀案改变了角色的命运，大佛却顺利出厂，按部就班地为善男信女所膜拜。（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26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他们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你忽略了” 电影《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层人生》）
2014年，黄信尧导演的短片《大佛》入围金马奖最佳短片，没获奖。几天后，他接到评审钟孟宏的电话：愿不愿意把它发展成电影长片？
钟孟宏的电影以强烈的个人风格著称，他一个月前看到《大佛》就有意接洽，为避嫌，特地等颁奖后才联系。“他说制作上很粗糙，可是故事原型蛮有趣。”黄信尧回忆，“他知道我没钱、没背景，说他的公司会负责一切。”
剧情梗概依旧，讲一尊佛像背后的社会百态。新片的名字考虑过“长佛”“巨佛”“XL佛”，正巧iPhone6 plus推出，“啧，从美国捎来的讯息”，黄信尧就借来了“大佛plus”，谐音“大佛普拉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影片刚开始，导演的声音就出现，接下来“三不五时出来讲几句话，宣传一下个人的理念，顺便解释剧情”。
电影主人公菜埔和肚财是对好友，一个门卫，一个收废品。俩人闲来无事，偷看菜埔老板的行车记录仪，意外发现了佛像前的杀人案。
2018年4月15日，《大佛普拉斯》获得第37届香港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前一年台湾金马奖，它也获得五项大奖。“最佳新导演”黄信尧当时44岁，入围者中年龄最长。他拍了20年纪录片，遇见过形形色色的菜埔和肚财。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那个下午，黄信尧遇见一个自称在市中心种菜的人。他跟去攀谈，发现对方在一片已废弃的军用土地上，真的种出两平米的九层塔。
黄信尧常提及另一次偶遇。海边小吃摊，邻桌一个工人训斥另一个，不该对老板唯命是从，“老板吃肉，我们好歹也喝一下汤”。
“我很好奇，他们那连汤都没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讲，他们就是肚财和菜埔。”黄信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会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你忽略了。”
肚财和菜埔发现凶杀案后，四处求神拜佛，甚至找到一座“中正庙”，才知道“连蒋公都有人在拜”。现实中这座庙位于台湾苗栗，因其简陋空洞，电影中调侃这是“走极简风”。黄信尧认为影片并非批评宗教，意在质疑不可挑战的权威与人的主见缺失。（资料图/图）
“起码在他死的时候，在地上还能画出一个人形”
“大佛”确有其事。有次黄信尧去工厂拍片，见到一尊巨大的铜质佛像，足有三四层楼高，“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
2014年，核能、军中人权、食品安全……众多社会问题屡见台湾报端。“这个地方好像出问题了，好像没有人在管，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由此，黄信尧决定写一个“隐喻台湾社会现状”的故事。
“大佛就是我们尊崇的、不容怀疑的象征。”黄信尧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我们通常会相信大品牌的食品，结果大品牌反而有问题，不老实；你就会觉得原本我们相信的东西（不可信），就像我们相信大佛一样。”
黄信尧去租漫画，听见老板问一位熟客为什么很久没去。对方回答，几个月工厂没加班，不敢去，在家看电视更省钱。“最后他租了几本小说，大概二三十元（注：指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21人民币）吧。这社会到底是什么状况，一个人生活压力大到连二三十元都花不起？”黄信尧自问。
电影里，菜埔在警卫室值夜班，肚财常找他串门，拾便利店丢掉的便当作消夜。肚财饰演者陈竹升形容：“两个无能的人，彼此依靠，人生仅存的支撑。”
菜埔、肚财是极普遍的名字，都取自黄信尧身边人。台湾南部，姓蔡的人绰号总是“菜埔”，姓杜或名里有“财”，就叫“阿财”或“肚财”。两个人讨论起名字：“你老板叫启文（Kevin），我叫肚财，差那么多。”“等我有钱，我也要找一个人帮我取一个英文名字。”
深夜，在狭小的警卫室里，肚财突发奇想，要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解闷。“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镜头对着车外，可是声音却是录车里面的。”黄信尧自己安装行车记录仪时，有了这个构思。启文的车一路向前，开过马路、隧道、酒店，声音记录着他的风流韵事。
因为经费不足，《大佛》使用了黑白画面，道具只有铁、木头和塑料，无法造出铜制佛像，黑白画面正可以掩盖材质的区别。《大佛普拉斯》想延续短片营造的“电影精神与时空”，于是肚财和菜埔的世界是黑白的，只有行车记录仪才配得上彩色。黄信尧在预告片里讲道：“有钱人的生活是‘卡乐佛’（colorful，彩色），没钱的人只能在旁边拍手喊‘万得佛’（wonderful，极好）。”
黄信尧认为，老板黄启文的角色代表“一种男性的想象”，“身旁美女围绕，名车啊、功名利禄啊，潜意识一定会有”。但与其他官员商人在洗浴中心玩乐时，黄启文变成了角落里的那个，“地位是比较卑微的，他在那边就是菜埔”。他有妻子，但身边情人不断，“借由这种跟女性的交欢来证明自己”。
众多情人中，叶女士认真了。她纠缠黄启文，招来杀身之祸。肚财和菜埔看见了这一幕，不敢看下去，关掉了行车记录仪。
电影始终没有明确交代，大佛里是否藏着尸体。“你有看到他把她打成重伤。你有看到装进大佛吗？没有。你有看到，但是你没有看完；你有听到，但是你看不到。就像大佛一样，大佛只是一个形体。”黄信尧反问，“都是一种揣测，网络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
两人没报警，四处求神拜佛。肚财最终死于真相不明的车祸；杀了人的老板却安然无恙，警察找他谈话，政客朋友立刻盛气凌人地把他保出来。凡此种种，肚财生前就看透了：“人家有钱人出来社会走跳，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
肚财死后，警方封锁了现场，地面留下一个白粉笔标记的尸体轮廓。他的流浪汉朋友释迦骑自行车到处乱逛，导演旁白又出现了：“我想他应该是慢慢理解，肚财现在死了并没什么不好，起码在他死的时候，在地上还能画出一个人形。像他这种孤独的流浪儿，应该是死了很久之后才会被人发现。”
朋友们为肚财送葬，一张他的照片都找不到。好在他生前被警察拘捕过，上了社会新闻，朋友把画面截图放大充作遗照。照片里，肚财的脸被摁在水泥地上，龇牙咧嘴。
一位朋友告诉黄信尧，自己的舅舅就这样，意外过世，唯一能找到的照片是二十多年前的家庭大合照。“你能想象有人没有手机，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吗？”黄信尧说，“我前几个礼拜才在台中的山区遇到一个人，在一个杂货店前面跟他聊天。他说他没手机，也没有自己的照片，四十几岁，一个人自己住，出过车祸，脑袋也有点不灵光。”
“真正的绝望，是无法翻转，社会底层的人无法有翻转的机会。好好念书吗？之后呢？还不是在帮人家数钱。阶级根本没什么流动。”黄信尧曾对媒体说，“你的人生没有翻转的可能，你这辈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庙里拜拜，祈求下一辈子会更好。”
打破什么墙？
2017年6月，《大佛普拉斯》作为台北电影节开幕影片，首次公开放映。身旁观众乐不可支，黄信尧却紧张得笑不出来。有人告诉他，片中饶舌的导演打破了“第四堵墙”，那能使观众同剧情之间保持距离。
“打破什么墙？没有想过这些事情。”黄信尧没学过电影，头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黄信尧生长在台南，在工厂、泡沫红茶店、传播公司打过工，当过汽车业务员，还主持过广播电台的电话交谈节目。他为台南的区“议员”候选人开过竞选宣传车。两个月时间，早八点到晚九点，“在大街小巷一直绕”，喇叭重复播放候选人的名字和号码，听音乐也不行，太吵。
“真是超无聊，现在回想我都佩服自己可以做那个工作，我更佩服以那个为工作的人。”黄信尧回忆。学纪录片时，摄像机和每卷180新台币的磁带他都买不起，只好请假去一个政治人物的竞选总部工作攒钱，看尽政治生态。
电影拍摄到后半程，刚巧下了大雨，刮倒了文化公司的屋墙。菜埔为解决漏雨，去“副议长”那里领了一件选举后没用的广告帆布，盖在屋檐上。帆布上“副议长”笑容可掬，配着广告词“一张票一世情”。导演解说：“我想‘副议长’不但重情重义重粉味，为民挡风挡雨也跑第一。”
黄信尧拍摄了九部纪录长片，陆续获得岛内外影展肯定。不过他的工作机会十分有限，每年拍一两支小广告，一部纪录片，“常常烦恼接下来该怎么办”。
2005年，黄信尧拍出了《唬烂三小》，记录自己和几个高中好友最近七年的生活。他在拍摄时让麦克风穿帮，“刻意让观众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忽然让同学们情景“重演”，大家一边配合一边笑，演得非常不自然，“要让观众发觉这是演出的”。他总在探讨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这个纪录片很精彩，精彩在于那些生活的不堪。”片中一个同学有点“好色、爱花钱”，黄信尧理解他，因为“人生总是会有迷惑的时候”。但他害怕，电影播出后，观众会对人物产生偏见。
作品得到了赞誉，“我撷取他们的灵魂，来完成我的影片，可是我的影片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黄信尧自省道。他此后拍摄的纪录片多以地理与风光为主题，尽量避免有特定人物。但他仍想讲故事，就尝试虚构类，因为剧情片没有“角色的问题”。
黄信尧不会写剧本，找一位学姐帮忙，合作出一部，申请台湾的短片辅导金，第一阶段审核都没过。隔年有了《大佛》的构思，他不好意思再找学姐，照着剧本格式自己誊，“没中的话，都不能给人家钱，果然真的也没中”。
2013年夏天，黄信尧受邀到北京授课，在后海喝茶时完成了剧本大纲。他报名侯孝贤主持的金马电影学院，想学剧情片课程。那年他40岁，将将避过年龄限制，却再次落选。
短片只拿到“高雄拍”影像创作奖助计划的50万新台币资金。黄信尧犹豫，他向郑文堂导演咨询，得到的意见是：“应该去拍，不要等。”
短片剧组如杂牌军，净是各路朋友，学弟学妹。“黄启文”是研究生同学，“叶女士”在剧组当梳化助理，拍摄租用工厂，房东还客串了群演。
陈竹升是黄信尧当时唯一认识的演员，两人曾在公关公司共事。菜埔扮演者庄益增也是老友，是出身屏东蕉农人家的纪录片导演。两人外形“瘦瘦的，弱弱的，要说他们是loser也没有人会不相信”。
“导演和我们都算很‘台湾’的孩子，所以有些情调、价值观，甚至愤世嫉俗的点，有时候讲两句话彼此就能听懂。”陈竹升说。
2014年短片开拍不久，管理经费的制片不辞而别，跑去参加社运，剧组空转许久，超支严重。黄信尧卖掉自己的车子和工作室，凑出八十多万新台币，才把短片完成。
拾荒者肚财难得的闲暇时光。导演黄信尧把自己的期望寄予了片中的流浪者释迦：“逍遥自在，自由自在，你不用赚钱，也没有人管你，怎么来怎么去，那是我向往的生活，那是自我的投射。”（资料图/图）
悲剧加上时间就变喜剧
到《大佛普拉斯》，班底就不成问题了。钟孟宏带来了自己上一部电影《一路顺风》的团队，影星戴立忍饰演黄启文，音乐人林生祥负责配乐。他告诉媒体：“我们没想过会赚钱，我说靠他这片子赚钱，会很辛苦啦！”
黄信尧视钟孟宏为导师。他学习剧本的标准格式：时间、地点、人物，每个场景前标三角形符号。写了开头三五分钟，他拿给钟孟宏看。“干吗写那个三角形？”钟孟宏问，“写剧本就是写你想写的，干吗管别人怎么写！”
钟孟宏把《一路顺风》的剧本拿给黄信尧，薄薄十几页纸。“这个也可以拍成电影啊？”“可以啊！”
创作剧本一年，黄信尧时有担忧。他担心人们认为电影攻击佛教，担心女性角色扁平，会招致女性主义者攻击。钟孟宏又发话：“拍电影要想这么多的话，那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黄信尧渐渐明白：“我们并不是要拍一部讨喜的片子，我们是想拍一部好的电影。”
独具风格的旁白也出自钟孟宏的建议。黄信尧常在纪录片里这么做，但顾虑用在剧情片会“很奇怪”。钟孟宏规劝：“反正这就是你的第一部片，你的故事，又是黑白的，又是新导演，你又没有压力，你就把你会用的旁白拿来用啊。”
钟孟宏后来说，“黄信尧就是很会‘画虎烂’（注：胡言乱语），讲话很无厘头，但他就是有种文学性。”剧本开发后期，他怕自己介入过多，不肯再看剧本。他们常在公司附近吃饭聊天，口头探讨。
黄信尧原本设计的结局里，肚财和菜埔都死了。钟孟宏认为太残忍，建议留下一个，结果菜埔活了下来。“菜埔要照顾他妈妈，肚财无牵无挂，他的死是成全菜埔。”黄信尧改了剧本，“我觉得他的走才有意义，因为他在成全另外一件美好的事情。”
生生死死间，电影悲喜交杂，陈竹升曾引用一句话评价：“悲剧加上时间就变喜剧。”黄信尧以前常听人告诫，电影要动人，“让人家热泪盈眶”。他反问：你有谈过恋爱吗？分手难过吗？现在回想还难过吗？
“你当时很难过，可是经过时间和经历，回头看会想笑。”黄信尧说，“那个笑是一种释怀，也是对自己的嘲笑。”
在黄信尧眼中，越底层的人越善于自我嘲弄，中产往往更拘谨：“如果生命一直想不开的话，你怎么过下去。人活到那么卑微的时候，为什么他还要活着？他们必须要释怀，才得以继续过原本的生活。”
肚财最喜欢“夹娃娃”，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头解释：“夹娃娃很疗愈啊。”出事后，菜埔去了他家，一个飞碟般的房间里，摆满夹回来的娃娃。导演旁白道：“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夹娃娃是黄信尧多年的爱好，他的车里和家里囤积了大量娃娃。他形容自己的技术“没有那么厉害，但也不会夹不到”，由此生成“一种疗愈感”。
最近一年，黄信尧发现台湾的娃娃机莫名多了起来，反而兴味索然：“太多人夹，不好，没有疗愈的感觉。”电影上映后，他四处参加影展，怕娃娃积灰，把它们收进了袋子。
2018年4月，《大佛普拉斯》在纽约放映，北美发行商带黄信尧参观了自由女神像。电影里头，两人偷听到，黄启文吹嘘自己在纽约的读书经历。菜埔问，“什么是纽约啊？”
“美国那个纽约啊，在港口站一个女的，手拿着火把，戴一个浴帽。”肚财信口回答。
放映时，观众提问：拍电影是否为了改变社会，比如呼吁关注弱势群体？刚开始拍纪录片时，这是黄信尧整天思考的问题，他和朋友辩论，认为纪录片应该是创作而非工具：“我并没有企图从电影里面改变这个社会，我没有那么宏大的理想。”
“没有，我没有这些想法。”黄信尧仍旧这样回答。
黄信尧还给自由女神像拍了照。“可以回去给肚财、菜埔说，自由女神长这个样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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