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很多小白看到这句话铁定一脸懵圈：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挨打受虐。作为国民，一点儿大国崛起的荣誉感都没有，活在那个朝代，多窝囊，多憋屈呀!
但反过来说，穷兵黩武的强国，人民就觉得很受用吗？明朝在太祖、成祖时代，国力强盛，天下第一，哪个知识分子或小屁民觉得幸福感爆棚，与有荣焉呢？
武功不行的宋朝，能圈那么多粉，不全靠卖萌吧？
最爱君今天带大家穿越一下，感受宋朝的日常生活。
我们先伪装成赵王爷，皇室成员，以便打入上流社会。
任何时代，上流社会都活得很滋润。但滋润和滋润，是有品质差异的。
你要品味上去了，嘴养刁了，让你跟着商纣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也会觉得粗鄙，索然无味。那个时代，物质缺乏，上流社会可以拿来嘚瑟的，就是“多”——比谁的肉多，谁的酒多。酒池肉林，因此创下纪录。至于好不好吃，口感如何，没人关心。
在宋朝，炫富不炫多，炫精，讲究精致，显然更符合现代人的taste。
与蔡京同时代的罗大经写过一个故事。
有个士人在开封买了个小姐，此女自言，从前曾在蔡京家做厨婢，专门负责做包子。
那位士人听后很是高兴，就命她为自己做一笼包子，意在尝尝一代名相蔡京府中的包子，什么风味。不料，那小姐皱了皱眉说，做不了。
士人又疑又气，说：“你刚才不是说，你从前是蔡太师家的厨婢吗？而且还是专门做包子的，怎么推托不会做呢？”
小姐回答说：“我虽是蔡太师厨房包子局的，但分在葱丝部，只负责拣葱切丝，其他如切姜丝之类，一概不管。至于包包子，更不在行了，因为另有一波人专项负责。”
这就是上流社会人的日常。连一个包子都分工这么细，做出来能不精致，能不好吃吗？
自家豢养一帮厨子，蔡京当然会享受，但在当时还是略显老派了。宋朝的商品经济已相对发达，尤其是在两京，无论时新水果的获得，还是包买酒楼的饭菜待客，都跟现在没有大的差异。
上层社会的消费，也习惯跟市场发生联系。
南宋皇宫会从早市上买早点，宋高宗、宋孝宗爱吃市井小食，在宫中会“喧唤”市食，做得好的老字号，攀上皇家生意那是分分钟的事。
比如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都享受过“御定美食”的礼遇。
这种消费习惯，跟唐朝有很大不同。唐朝的上层消费习惯是搞特权，尽量与市场保持距离。
唐德宗临时召见吴凑，任命他为首都市长（京兆尹），且要立即赴任。时间紧迫，吴凑还是请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庆贺自己升迁。亲友赶到时，酒宴也摆好了。
客人不解，问怎么这么快就能把酒席做好？吴府的人说，都是从市场上买现成的。
这件事说明什么？唐朝的市场也比较发达，三五百人的酒宴，直接从市场买熟食就可搞定。不过，上层人看不上，除非不得已，像吴凑要赶时间请客这种情况，他们不会购买市场服务，觉得逼格不够。所以，吴凑的客人才少见多怪地问了一句，其实内心对那些饭菜是鄙夷的。
而宋朝上流社会把市场消费当作时尚，这跟上层人物的构成有关。
你若穿越到唐朝，跻身上流社会，遇到的成功人士，出身世家大族的很多。
但到了宋朝，世道变了，科举成为政府选拔公务员的唯一途径。考好了，屌丝就能逆袭。阶层流动之后，消费的特权意识也没那么浓厚，商品经济更对这些新贵的胃口。
这种消费风尚，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大型酒楼和高档茶肆开起来了，专做上层人的生意。这些大型酒楼环境幽雅，服务周到，甚至还有歌舞佐酒助兴，如汴京著名的武林园酒楼不仅装饰豪华，还有帝都“天上人间”的服务。
消费当然不菲，但上层人觉得花钱能买来舒服和面子，值了。
上流社会有钱有闲，不存在消费负担问题，岂一个爽字了得。但我们过过穿越瘾，迟早要面对现实。
毕竟穿越也要讲究基本法，首富也有困难时。现在你什么身价、地位，穿越宋朝，要匹配，不要好高骛远。
所以，我们这次不用伪装，直接过去就是宋朝一小市民，工薪阶层。
历史学者程民生对宋朝人的生活水平做过很有意思的考察。据他的研究，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大约是20文。
20分钱是什么概念？北宋中期，吕南公举过一个例子，淮西有一个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的部分打酒买肉，与妻儿宴饮欢歌。
100文钱相当于一个工薪阶层的日薪，按照最低生活标准，一个人干活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但人不能仅限于吃饱饭，维持生命，这样的生活就没有幸福感可言了。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有两人赚钱，小日子还是不错的。或者像吕南公写的这名帮佣，每天多赚一点点，生活质量就明显改善，十分潇洒。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被贬到黄州，经济收入急转直下。
他的应对办法是：每月月初拿出4贯500文钱，分成30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摘取一份使用，即150文。一个官宦人家，日子虽没以前舒坦了，但过起乡居小市民的生活，精打细算，还是足以应付的。
不过，这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如果加上添置衣物、年节应酬、房屋折旧、生老病死等开销，按照程民生的研究，一般百姓全年所有的花销平摊下来约为每人每天100文左右。
宋朝值得穿越，这话不是吹的，不信你穿越到明朝看看。明朝早期经济遭遇体制性的严重大衰退，后期则遇到天灾式的大冲击，前后两段，人民日子都不太好过。
宋史研究者吴钩经过对比指出，以打工为生的宋代下层平民，其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相对而言要优于明朝的同行。宋朝是一个“高收入 高消费”（相对而言）的社会，明朝则是一个“低收入 低消费”（绝对意义上）的社会。
最关键的是，在宋朝，做一个中产的概率比其他朝代都要高。
宋代有个富民阶层，他们是民户中的富裕者，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中产阶级。
这些人主要包括地主阶级中的乡村上三户以及坊郭户中从事商业、手工业等行业的富裕者。
苏辙曾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可以说，富民阶层成为宋代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源。
开封是北宋最富庶的地方，盛产富民。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家产100万贯的人很多，10万贯者比比皆是。而当时的小康标准大概是家产1万贯，这些人更加数不胜数了。
明代文学家郎瑛曾经无比感慨：“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
你们感受一下，一个明朝人话里行间对宋朝人的羡慕嫉妒恨。
宋朝市民的小确幸，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宋人施德操在《北窗炙輠录》中写过一个小故事，可以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
一天夜里，宋仁宗在宫中听到很热闹的丝竹歌笑之声，就问宫人：“此何处作乐？”
宫人回答：“此民间酒楼作乐处。”
宫人紧接向仁宗抱怨诉苦：“皇上您听，外面民间是如此快活，哪似我们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
仁宗回答说：“你知道吗？因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我宫中若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
民间的快乐胜过皇宫，这大抵是宋朝执政者集体追求的政绩。
万一我们这次穿越倒霉透顶，时光一流转，刹都刹不住，就变成了宋朝一个贫民（当时叫“穷民”），甚至一个乞丐。那可如何是好？
这是再好不过了。一个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有没有生存空间，任何时候都是检验一个朝代好与不好的试金石。
我们现在不正好自己去检验一下宋朝的成色有多足吗？
宋朝打破阶层固化，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开放的，向下滚动的通道也欢迎你。上至官僚富商，下至平民百姓，不管天灾人祸，都可能沦为穷民。
一旦发生天灾，各地的流民纷纷涌入发达的地区等待政府的救济。伴随着财富向城中聚敛，两宋时期城乡之间的流动极为频繁。
乞丐是最典型的穷民群体。
沦为乞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宋朝有些乞丐原是读书人。读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家中无法负担，你又很上进，要科考改变命运，这时候你大可以一边乞讨一边求学。还有考不上名落孙山的，只能乞讨为生。
有个比较聪明的读书人夏廑，家里没钱，就去看同学们赌钱，然后从赢钱的人那里讨点小钱，这在当时叫做“乞头”。
总之，不管你遭遇什么困境变成穷民或乞丐，宋朝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这个朝代比起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慈善救助事业，并将其视为仁政的标志。
救助乞丐、收养弃婴、救助城市赤贫者、帮助生病无钱求医者，都有专门的法律。
根据宋朝的“居养法”，政府为城市穷民提供临时性住房，同时按照“乞丐法”发放米豆，对疾病者施以药品。这基本是现在福利院的雏形了。
经过有宋一代的努力，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基本覆盖各个阶层中需要救助的人。
在救助主体上，注重官方和民间的相互合作，南宋之后越来越依赖于民间救助力量。
一直到明清，政府虽大力提倡并举办福祉事业，但论规模、设施等未必能超越宋代。
在宋代做一个穷民，恐怕比唐代中后期或明代前期的农民还要幸福一丢丢。
陆游，一个至死不渝的奋斗者，他的梦想是要南宋进取收复中原。比起市民的小确幸，他更爱大国崛起。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个老愤青，骂政府，怼高官。所以他嘲讽宋朝的慈善事业说：“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意思是，军粮缺乏、民力不足，国家战斗力不行，朝廷都不关心，只关心社会救助有没有到位。
陆游这样喷不无道理，但他还是略显天真，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你想啊，宋朝一直被喷成积贫积弱，但300多年间没有因内部穷民问题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国祚绵长，为嘛？
宋朝执政者格外重视穷民问题，以完善的社会救助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控制。
当民众由于战争、灾荒、赋税等原因无法生存时，就会铤而走险，导致社会失序，严重时颠覆整个王朝。宋朝采取及时必要的社会救助，让一切不好的苗头早早消失。
这等统治手腕，比起元明两代的统治者高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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