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心中的父亲
文/蔡静宇
爸爸，您不喜欢我了吗？为什么去世这么多年，很少在梦里与我相聚？哪怕是喊一声我的乳名，或托个梦，我都会浑身充满力量，会觉得生活是那样的美满、幸福！
您知道吗？春节是阖家团圆的喜庆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我又想您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心中的那份牵挂永远在，不管时间过得再久，您都在我心里活着！我亲爱的父亲。
退休前的父亲
父亲像一座大山，坐在他的肩上总能看得很远很远。父亲1.75米高的个子，一副瘦瘦黑黑的身材，脸上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双眼皮眼睛，高高的鼻梁下，不大不小的嘴唇，衬托着一张国字脸，平时总穿着一套工作服。在我的眼里，帅气极了！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父亲的一生很辛酸。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独生子，他从没见过我的爷爷，即父亲的父亲。他的母亲在他成家后，因病无钱医治，也离他而去了。
听父亲说，那年，日军入侵他的家乡广东南海县，炮火烧毁了店铺、衣服、牲畜，焚毁了房屋及农具、家具等杂物，杀戮无辜，奸淫妇女，日寇兽行，令人发指。为了生存，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三岁的姐姐，从广东老家南海，一路乞讨，历经半个多月，逃难到了广西梧州市，后来就在此地定居。
父亲是梧州市电厂线路工区的电力工，主要从事外线作业，由于技术过硬，很早就是八级电工了。解放前夕，在资本家黑帮的强迫下，为了生活所逼，被迫在红帮会的名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虽从没干过任何违背社会、伤害百姓的事，但从此就背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
在历次运动中，只要厂里召开批判会，父亲都要陪斗，脖子上挂个大大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双膝跪地，低垂着头，双手搭拉着。厂里的批斗会，在工区二楼的大厅召开，我们家住在四楼，只要知道召开批判会，我会不顾母亲的阻拦，早早下楼，坐在二楼通往三楼的五、六级台阶上，默默惦念着受难中的父亲。批判会场里的呼喊吆喝声，久不久会传来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有时，他们会把门关上，我就会跑下去，将门轻轻地推开。把小脑袋从门缝伸进去，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父亲。批判会一结束，我马上跑进去，用小小的、无力的手，慢慢将父亲扶起，然后抬起头，眼含泪水，向父亲投去无奈、心疼和不解的目光……这些细节，都是父亲的徒弟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长期从事的外线作业，需要持久站立的体力。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不管是雷电交加的雨天，也不分市内还是乡村，只要有故障需要排除，都要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劳动强度非常高。加上当年从广东逃难到梧州徒步跋踄留下的后遗症，双腿后关节，两大坨的血管卷曲成团，像蚯蚓一样突出在皮肤的表面。小时候我不懂事，总喜欢用手去摸它，还很幼稚的问父亲：“爸爸，你的脚怎么这么多蚯蚓呀？什么时候也给我几条吧！”父亲只是笑笑，从来没回答过我。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的双腿，得了严重的静脉扩张。这是难以言表的痛苦，平时会酸胀、疼痛、水肿；肌体发冷、潮热，痒痛。父亲双腿的静脉扩张，已经严重到了皮肤发黑的程度，但从来没听父亲吭过一声，默默地忍受着。可见，父亲是多么的坚强！
听母亲说，我原是双胞胎，出生时，我比较瘦小,第一个跑出来，后面的妹妹来不及出来，就不幸夭折了。当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基本上除了吃饭，就没其他的东西吃。我又特别嘴馋，很小的时候，母亲用木糠炉在自家的饭厅，煲煮着一锅骨头西洋菜汤，我趁家人不在，就想偷吃，用手去打开锅盖，手烫着，将手往后缩时，脚下一滑，脚的惯性力把炉和锅一起推倒了，一锅滚烫的骨头汤，连锅一起倒在我的身上。幸亏隔壁下班回家的一个叔叔，听到我的叫喊声，及时赶来将我送去医院，直至现在，脚上还留有伤痕。
平时母亲留给父亲的菜，我总会用手去偷吃，那怕是用舌头舔一下菜汁的味道，也会感到非常满足。一次，被母亲看见，制止了我，我很不高兴，站在饭桌边，将小嘴巴嘟的高高的。父亲下班回来，我在父亲面前，眼含泪水，一副委屈的样子，向父亲诉说“妈妈骂我”。父亲为了我，装着恨恨地批评母亲。然后，待父亲吃饭时，我一直爬在饭桌旁边，看着他吃。这样，父亲就将母亲留给他的菜，全部让我吃了。直到现在，只要想起父亲，我都特别后悔，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嘴馋，这么不懂事。
梧州还没建防洪堤时，每年都会涨洪水，地段低的街道、商铺、学校 、居民的住地，都被水淹了，有些地方水淹到二楼。洪水期间，我总喜欢光着脚，跑到被淹的街道玩水，时间久了，双脚被真菌感染，常伴有痛痒、脱皮、水泡、糜烂、异味等症状，传染性极强，晚上痒得睡不着觉，十个脚指被挠烂了，越挠越痒，还脱皮，长水泡，开裂，穿不了鞋，走路也疼，鲜血淋淋的。
一天晚上，我痛痒的实在忍不住了，自作聪明，将父亲平时抽烟的烟灰撒上去，但还是不行，又痒又痛的，看着脚上的皮、肉被我折腾的，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我害怕了。平时看母亲洗水果，都是用盐消毒，就便抓了一把盐，撒在两只脚的伤口上，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再也承受不了。大喊一声，“啊！好痛呀！”。哭喊声惊动了隔壁邻居苏太太和徐太太，着实把她们吓一跳。她们让父亲马上打了一盆温水，让我将脚泡下去，疼痛才得到了缓解。看着我这双血肉模糊的双脚，父亲只是心疼地，轻轻说了一句“真傻，怎么没告诉我们？”以后的日子，父亲下班放下工具，就背上我，从四楼一直背到大约来回10多里的路程去看医生。回家后，还要帮我清洗受伤的双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懂事后，只要想起这些，心里都很自责。
我家住在四楼，三楼住户中除了一家老小外，其他的全是单身汉。二楼对着楼梯的是食堂，楼梯旁是厨房，向南边有一间小房，是财务办公室，中间是大会议室，专门为职工提供的娱乐场所。一楼前是厂水电收费门市部，后面就是一间大浴室。供那些单身职工下班后洗漱，由于水压低，四楼的用水就成了问题。
我们住的是厂宿舍，四楼住了三户人家，房与房之间都是用木板隔开的，而且隔墙的壁板只有1.8米高，顶不到天花板。左边住的是位工程师，右边住的是副厂长，我们住在中间。共用的走廊过道只有1.5米宽，左边的邻居在自家房墙边堆放柴火及杂物后，能走的过道就剩下60公分左右了。整栋住房前，是一个长约100米的月牙型公用大阳台，四楼的三户人家都在自家房前的阳台，放个木制鸡笼，笼里养上几只鸡，如不勤打扫，引来大头苍蝇横飞，特别是炎热的夏天，整层楼都臭哄哄的，人被熏得无法进食和入睡。
父亲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鸡笼打扫干净，然后从厨房，提着一桶桶水，将家里储水的大水缸装满。共用的厨房设有三个灶位，我们是最后一个搬进宿舍的，没得选择，就只能在剩下的靠近厕所的灶位煮饭了。如遇有人站得远远的往厕所内冲水，溅起的脏水就会从围墙与窗口的空隙，落到我们的菜锅里。
与邻居的关系处理上，父母亲总教导我们，能让就让，能忍就忍，不足的地方，自家想办法解决就好。父亲由于常期处于紧张的工作，加上精神压力大，后来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
岁月在时光的心中留下刻骨的痕记。我的二哥三哥是双胞胎，由于家庭困难，升初中时，只能选择半工半读的学校就读。后来，父亲的厂招学徒技术工，半年学徒工期，只是学技术，没工资收入，他俩就直接进厂里工作了。我们全家盼望着迎来柳暗花明的新转机。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1965年，我小学毕业，在等待升初中的日子里，我和母亲去离家比较远的郊外糖厂干活，挣钱弥补家用。有一天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看到家里来了许多人，认识和不认识的，每个人脸上表情都怪怪的，从不温柔的人也变得特别温柔，让母亲赶紧吃饭。三岁的小妹见了我，哭着要我抱。唯独不见父亲和我的两个双胞胎哥哥，一种不祥的预感，涌现在我脑海。出事了吧？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小小声问。来人说，“是的，你儿子定国，今天下午下班时，和他的弟弟一起，与一班青年工友去河边游泳，跳下水后，直到现在，都不见他的踪影。厂里已请船家打捞。”不管如何安慰，母亲知道，从下午到现在，过去了3个多小时，生存的希望非常小，甚至没有任何希望。
这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呀！二哥1.75米的身材，白白的皮肤，在我的心中，简直就是个美男子。他性格像父亲，比较内向，那年还不到18岁。二哥走了，在外被别人欺负时，少了一个哥哥给我们撑腰了，我再也看不见他那张微笑、稚嫩的脸。在我的记忆里，二哥来到这世界，还没享受过吃饱穿暖，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我们全家人都处在万分悲痛中。中年丧子，给父母亲带来的悲痛，是常人无法领略的！有时候我见父亲坐在阳台上，呆呆地看着头上的蓝天，仿佛二哥就在天上与他对望。
与死神抗争
武斗开始了，梧州的群众组织分为三大派，小小的梧州山城，处于枪林弹雨的恐怖中。我们住在厂宿舍，有四层高，我家阳台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面对着大街，早早地被其中一派占领作为据点。一家人被迫搬离，寄居在相对安全的梧州市金龙巷亲戚家。
每天早上，父亲头戴安全帽，身着电厂的工作服，脚穿一双解放鞋；左手戴着个红袖章（说是戴着这个袖章，各造反派就不会对他开枪），左边挎个非常沉重的工具袋，右肩扛着一把竹梯，穿梭在各大街小巷。哪里的电线被打断，哪里的灯坏了，就马上去处理。父亲每天离家出门维修电线路，母亲整天都提心吊胆，心事重重的。是啊，子弹不会长眼，我们与父亲每天都要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精神折磨。用与“死神抗争”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母亲说我从小比较鬼马，倒也确实。夜幕降临时，我会偷偷跑到巷口，怕被冷枪打中，利用墙角做掩护，将瘦小的身子躲在墻的角落里，久不久伸出脑袋看看，如远远看到父亲的身影，马上小跑回屋，将这好消息告诉母亲，然后又跑出去躲回墻角，等待父亲的出现。每次看到父亲，他都是双眉紧皱，拖着沉重的双脚，一副很疲惫的样子，艰难地向我们的住地走来。这时，母亲会跑到门口，迎接父亲的平安归来。母亲见了父亲后，眼含泪水，默默转身去做晚饭。我即紧紧地抱住父亲的双腿，久久不愿松开。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很累，想用这种方式，给他温柔抚慰。
1969年2月4日，我和四哥都响应号召下乡了，对家里的事不是很清楚。1971年，我随枝柳铁路会战宣传队，回贺县各公社汇报演出，返回工地路过梧州时，知道父亲在我们下乡后，又进了厂里的“牛棚”学习班，不能回家，具体情况怎样，家人也不知道，记得厂里的某领导找我们谈话，说你们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作为子女的你们还年轻，前途光明，希望我们与父亲划清界线。姐夫是部队现役军人，姐姐告诉我们，她与姐夫结婚前，部队已将我们祖宗十八代都查了个遍。父亲是没问题的，让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就一句话“相信党”。
相信党永远都是对的。那时的父亲身体非常差，血压非常高，一天，厂领导到家里慰问父亲，告诉父亲及家里人，经组织审查，父亲背了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是错的，无辜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平反，没事了。如身体不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回忆过往，父亲历次运动都被陪斗，即便武斗期间，他都坚持上班，冒险穿梭在大街小巷，几次从3米多高的电线杆上摔下。母亲更多地考虑到父亲的身体，全力支持父亲提前办理退休。
退休后的父亲
父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7人，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却让我们从小无忧无虑，在快乐中长大，从未感到过困难，因为所有的困难都被父亲解决了。父亲很勤劳，退休后，尽全力为儿女分忧解难，像春蚕一样为儿女们的幸福吐丝织锦，直至“春蚕到老丝方尽”。在他多病的晚年，还到姐姐工作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帮姐姐带小孩。姐姐家住县武装部，地处山顶上，那是又山又寒冷的地方，但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怨言。这时父亲已患上高血压，平时的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90厘米汞柱，经常头晕，食欲差。听母亲说，父亲会用凉水冲在饭里吃，本来胃就不好，胃病就更加严重。尽管头晕，还经常去找这个、找那个，有点像别人说的患上了“老人痴呆症”。
父亲性格完全变了，只要谁放学或三哥下班回家晚了，不管是下大雨还是烈日当空，父亲都会去找。记得，那时我刚分配工作，单位领导为了照顾我，到单位报到后，还没正式上班，安排我去梧州出差，父亲知道后，一下班就去下属梧州的单位找我。那时，别人还没认识我，他就在单位等，还闹出了许多笑话。
病床上的父亲
劳累过度，父亲病倒住院了。躺在单间病房里，被呼吸机、吸痰机、理疗仪等护理设备包围着。得知父亲住院，我即向单位请了一年一次的年休假，从南宁赶回梧州，白天守在父亲身旁，四哥和弟弟白天要上班，他们负责晚上陪护。我们三人一起打起了陪护持久战。母亲在家煮饭，其他人负责送饭等，全家人围着父亲转。
父亲年轻时抽烟比较厉害，得了高血压后，迫不得已才将烟戒掉，喉咙里全是浓浓的痰，根本不能吃东西。开始，医生是用一根塑料管插入父亲的口腔，然后通过负压将分泌物吸出来。由于父亲患了肺部感染，痰液阻塞了呼吸道，在吸痰液时会感到很难受。因为吸痰液操作时，会对气管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刺激，看到父亲出现干吐、咳嗽、流鼻涕等多种不适症状。我和四哥就用棉签，深入到呼吸道处，将痰液挠出体外。想用这方式，尽量减少父亲的痛苦。父亲每吸一次痰液，我的心就在流血，阵阵的疼痛。找医生问：“能不能不让父亲这么难受”，医生说，没办法，由于父亲喉咙的痰液比较多，除了吊点滴消炎外，还需要每隔半小时进行一次，以保证呼吸顺畅，预防吸入性肺炎、窒息等并发症的发生。痰液，在不断的吸，又不断的涌出，父亲无法进水、进食，只能靠吸痰液、吊点滴来维持生命。尽管父亲的喉咙，被吸管弄得都糜烂出血了，可他还是一声不吭，默默忍受着。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突然开口说话了，语言非常清晰，让我走到他床前，拉着我的手说：“我的身体没什么事的，你的假期快到了，不要影响工作。”让我第二天就回单位去，叮嘱我，要学会保护自己，并让我通知在梧州的家人，一个个分别去见他。父亲一生担当的每个角色，都做得非常到位。在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作为父亲的他，对这个家已是鞠躬尽瘁，至仁至义了。
父亲的去世，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是的，也许父亲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但在我的心里，父亲却是一座需要仰视的高山：坚韧，宽广，大度，仁慈，善良，有情有爱------，似乎再多的词也概括不完父亲的优点，他这种内在的品质，只有身为女儿的我，才能真正渗透、领略，领略他的坚韧与博大------。我会记住他！感恩他！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感谢他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做事！更要感谢他给了我们无尽的亲情------！
每次去祭奠他，我都体会到生死离别，撕心裂肺的人生滋味。下辈子再见吧，敬爱的父亲！下辈子还要做您的女儿，再不会让您为我操心，我欠您的太多太多------我爱您！千万个思念，在空中凝固，扬起大风吹向你，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万分的祝福，想您是我的幸福！但愿天堂里没有任何运动，没有事非，没有病痛！愿在天堂的父亲您能快乐，幸福，安好！。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爱憎分明，刚正不阿，宽厚仁慈，心胸宽广，有立场有原则，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
作者简介：
蔡静宇,女,中共党员,1969年2月起先后在广西贺县和三江县插队，参加过枝柳铁路建设大会战。1976年后长期从事财务管理，曾任国企会计，财务科长，审计部长，各联营公司总会计师。退休后担任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梧州联络处文艺组副组长，副主编知青纪实作品《难忘的蹉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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