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权杖的乌尔国王，源于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泥板
权杖（Scepter）是一种棍形物，是巴别神系中最古老的器物式神显之一。跟生命树作为母神象征不同，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它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向民众炫示权力的最高来源，亦是男神及其阳具的坚硬意象。为了表述这种高贵的品质，权杖必须以美石、象牙、犀角或黄金制成，并镶以高贵的宝石。四川广汉一号祭祀坑，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芯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净重463克（含部分碳化物），以较厚的纯金金箔包卷而成，权杖上端有一段长约46厘米的三组雕饰图案。上两组图案相同：上方对鱼，下方对鸟，鸟颈和鱼首均压有一枝羽箭；最下一组刻有两个笑容可掬的人头，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博冠、耳悬三角形坠子。这是全球最长的一根金杖，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外观完好的权杖，向人昭示持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
1.中国权杖的西部源头
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高原、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等）权杖头多为梨形或球形，并采用玉石、青铜、玉髓、玻璃和彩陶等多种材质。而在时间表方面，以死海东岸的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 Mishmar）洞穴窖藏为最古旧的代表。在该密室发现了400多件砷铜（Arsenic bronze）制品，其中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权杖头，它们带有手柄、部分呈十字造型，有的还加入动物的圆雕造型，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而这一年代足以证明，西亚就是全球权杖原型的策源地。与此同时，苏美尔、阿卡德和亚述王朝的遗址，都有诸多权杖现世，跟纳哈尔·米什马尔洞穴形成合唱。
然而，在从西亚吸纳了权杖原型之后，古埃及反客为主，成为权杖“产量”最高的地区。早在前王朝（3500~3050 B.C.），各种石质权杖头就已普遍涌现，分为梨形或球状（由西亚传来）、梭形（自创）和圆片状（自创）等，表面刻有缠花纹和乳丁纹等。除此之外，埃及权杖还大量出现于壁画、浮雕和印章上，展示国王或勇士手持权杖敲击被俘的敌人的场面（如Hierakopolis的前王朝壁画、以及Narmer调色板等）。图坦卡蒙法老（Tutan khamun）墓内发现的鎏金雕像（高190cm），手持金色权杖，俨然是国王的三维写真，向人昭示埃及人对于权力的无限渴慕（2）。
埃及Cartouche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及其权杖，彩陶，高27.8厘米，公元前2600年。俄罗斯国立冬宫美术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
《旧约》的《出埃及记》，记载了关于摩西与权杖的故事：耶和华向摩西显示神迹，将权杖变为毒蛇，又把毒蛇变回权杖；而在《民数记》里，耶和华授予摩西权杖以强大的魔力，能在打击磐石之后流出水泉。这是神所授予的权杖法力，它可以变水为血、制造虫害、雹灾和黑暗之灾（《出埃及记》）。摩西借助这些魔法灾难，逼迫埃及法老准许希伯来人集体出走。而在离开埃及的途中，摩西又杖击海水，露出海底，重演了非洲祖先跨越红海的奇迹（3）。
权杖此后向西进入埃及，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进入中亚和新疆，又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甘肃，内蒙赤峰及周边地区，并在西北和长城一线徘徊和传播。目前在甘肃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玉石权杖头及残件、酒泉干骨崖墓地44号墓的玉石权杖、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以及甘肃西河县宁家庄、秦安县大地湾、广河县齐家坪、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及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墓地、扶风县伯冬墓的彩陶、玉石和青铜器物，均呈零星分布状态。以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为例，在已发掘105座墓中，只有一座拥有随葬权杖，而在玉门火烧沟的306座墓葬里也仅发现了3件（4）。 这种数量的高度稀少性，不仅缘于权杖的高贵性，也暗示其外部来源的困难性。
商代镂空牙嘴云雷纹青铜钺：西亚权杖不能大规模“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华夏文明用钺或鼎来昭示权力，并已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权杖形成强烈的文化抵制态势
中国境内出土权杖的时代，从其时代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到西周，跨度由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其中绝大部分都能从西亚及其扩展地区的权杖中，找到自己的原型。例如，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权杖，与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2500 B.C.）的白色权杖头极为相似；甘肃玉门火烧沟所出四羊首权杖头造型，跟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Tli）墓地出土的一件铸有5枚瘤状凸钮的权杖头十分相似；中国西部的圆形和梨形玉石权杖头，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施塔河谷（Sintashta Valley）的安德罗诺沃（Anderonovo）文化遗址（2000 B.C.）出土的权杖头高度相似，如此等等（5）。 这种相似性是认定权杖并非东亚文明的原创性器物的主要依据。而李水城还进一步指出，西亚权杖不能大规模“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华夏文明用钺来昭示权力，并已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权杖形成强烈的文化抵制态势（6）。
李水城所指涉的早期杖形器物斧钺，的确具有强烈的权杖意味，但中国的权力符号，并非仅由钺独自承担，它还应包括玉琮、玉璧、铜鼎和印章（玉玺）等等，由此形成五位一体的权力符号系统，其中只有钺是条形器，其它四者皆为团形器。尽管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里，有一些疑似含有条形器的符号，如“丈”、“父”“君”、“权”和“攴”等等（7）， 却未能发育成真正的杖形实物。
中国民间年画：手持如意的福神和禄神
2.如意：一次推翻原型的器物革命
东亚文明的权杖意识的觉醒，应当在战国/西汉年间。那些冻结于古文字中的疑似杖形器，开始在现实中苏醒和复活，变得生机盎然起来。但这种新兴的权杖意识形态，没有营造出一个自我生长的完整摇篮，而是裂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模式。
权杖的第一模式，就是汉高祖刘邦推动的“七十赐杖”运动。据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记载，早在汉朝初立时就有王杖制度，由皇帝亲手将王杖赐予某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因其上安有木雕鸠鸟而被称为“鸠杖”。这是皇帝所赐予的老年福利凭证，持杖者可任意出入官府，经商无须纳税，同时，抚养受杖老人者，也可免除赋税徭役。要是有人辱骂和殴打手持王杖的老人，就会被处以极刑，而老人若触犯轻罪，则可以得到赦免（8）。这种“敬老”福利制度，并非汉代原创，而是源于先秦古制，但其直接来源，则可追溯到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斯王朝。但到东汉末年，鸠杖制度就开始形存实亡，最终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东汉画像砖上的持杖老人
权杖的第二模式，源于一种叫做“不求人”的挠背工具。清人厉荃原辑《事物异名录》说：“如意者，古之爪杖也。（9）” 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出土的东周牙雕残器，手柄一端为五指合拢内屈的手爪，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牙雕如意耙”，其实就是一种爬骚工具，也即手的延伸物，用以解决后背挠痒的难题。这项聪明的华夏自主发明，最终转型为一种叫做“如意”的神秘器物。
成熟的如意，发育出一种跟手杖全然不同的形态——稍有弯曲的扁平手柄，头部为云头纹或莲蓬纹的钩状灵芝体，尾部系有玉坠丝穗，材质多为竹、黄金、美玉、松石、铜镀金、象牙、翡翠、水晶、玛瑙、琥珀、蜜蜡、珊瑚、檀木、沉香木等等。“如意”的字面释义，就是“满足你的欲望”，俨然是一种生命魔杖，游走在庞杂的欲望世界之中。只要观察它在历史中的诸多表演，就能发现它至少具备下列三种功能：性权力的象征、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高贵与财富的标记）、以及生命树（代表康复、长寿和吉祥）的小型象征。
如意作为权杖的缩微式变体（Ruyi Scepter），其尺度通常为60公分左右，比权杖短小，而更利于携带和收藏。不仅如此，它的形体还出现了枕式折叠，形成奇异的曲线空间，仿佛是被精心改造的阳具。这种性语义在清代被王室所放大，并以九数作为敬献如意的至尊之数，因为在《周易》体系里，“九”为纯阳之数，而跟纯阴之数“八”形成对偶，前者正是男性的象征。
如意的真相：它的形体还出现了枕式折叠，形成奇异的曲线空间，仿佛是被精心改造的阳具
如意据此介入了皇室的选后仪式。按清帝国惯例，皇帝选取后妃时，一旦将如意交到对方手里，就意味着向对方交出自己的性器，而该女子则将成为自己的皇后。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光绪选后事件。1887年（光绪十三年）冬天，慈禧太后为载湉选择妻子，结果因慈禧暗中操纵，皇帝被迫将如意授予并不中意的女人，由此揭开清代王室的最后一幕悲剧（10）。
这种阳具式器物，以后被当做军事权杖而用于指挥作战。据历史文献记载，南朝大将韦睿在徐州之战中，乘坐一辆素色木车，手持白角如意指挥作战，叱咤风云，令敌胆寒（11）。后唐太祖李克用带兵讨伐后梁黄帝朱温，手持如意指挥作战，大败敌手，显赫一时。晚清江南小生刘翰写下《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颂扬其手持“玉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 （12）。这种战场炫示男权的做法，正是阳具文化的重要表征。
而自从魏晋以来，如意也同时扮演高贵身份的象征物，并在明清两代达到戏剧性高潮。官员用进献如意来拍皇帝和权臣的马屁，由此引发价格暴涨的市场泡沫。乾隆皇帝60岁诞辰（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之际，众臣集资进献了用金丝编织的60柄如意，耗费黄金1361两，展示出帝国官场炽盛的奢靡逢迎之风（13）。而文官家里收藏的如意，也往往达上千柄之多，有时甚至超过皇室的规模。例如大学士和珅被查抄时，清单里列入的各种如意（白玉九如意、嵌玉如意、嵌玉九如意和整玉如意）总数，竟然多达3150多支（14）。如意成为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权力和尊位的奢华符号。
但这还没有穷尽如意的价值。远在宋代，“如意权杖”就开始吸纳当时流行的灵芝纹，与生命树的功能融为一体，成为阴阳同体的圣器。它不仅被引入寺院而成为玄妙的佛器，更在世俗空间里为人祈福。如意还要借用灵芝来讲述永生神话，并庇佑持有者得以延年益寿。如意是东方身体神话的一个重要部件，它要展开关于阳具、生命力、病体愈合、健康和寿永的多元符号叙事。
印度哈拉帕圆柱印章上部的六幅太阳神盘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西方占星学家也认为，权杖跟金字塔一样，能够产生某种复杂的能量场，而那种用以能量治疗的金字塔式权杖叫做“康复权杖”（Healing Sceptre），它由黄金，陶器、琥珀、水晶、绿松石、珊瑚、紫水晶，青金石，和田玉与瓷器等组成，具备风、土、水、火等四大元素，其功能为：1.平衡垂直轴两侧的能量流阴阳运动；2.清洁周身的骨骼；3.左右脑半球的功能平衡；4.调节血液循环和血压；5.支持身心的放松（15）。而一旦跟蛇结合，权杖就成为“康复蛇”（16）， 这种蛇和权杖的复合体，最早出现于巴比伦瓶饰（1800~700 B.C.），以双体怒蛇（穆舒苏）护卫权杖的图式出现，被称之为“众神的权杖”（参见第五章之“西亚的海怪与蛇妖”）。它是权杖疗法最悠久的历史起源，揭示了权杖（如意权杖）的使命（17）。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五幅太阳神盘（1000 B.C.），它看起来更接近于哈拉帕的六幅日轮
至此，我已经就广汉文明的三件核心器物的起源和流变，做了一次简要的梳理。纵目面具、生命树和权杖，这是广汉王国的神性器具，以三位一体的方式，介入了中国人的早期宗教生活，犹如一种异端的精神指南，说出王国的隐秘真理。所有这些核心器物都拥有自己的外部原型，而跟商周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立和互补态势。此外，广汉的所有青铜面具所呈现的人种学特征，都跟殷商无关，祂们大眼、长耳、阔嘴，显示出跟蒙古种截然相反的体质特征，而祭司（青铜立人像）的左衽服饰，亦跟印伊民族相同，即便是争议最大的五幅太阳轮，都能在哈拉帕文明（Harappa）的圆形印章上找到原型。毫无疑问，广汉遗存是一个典型的混血文明，它吸纳了西亚、印伊、殷商以及至今无法知晓的文化原型，在民风强悍的东亚地区，制造出一个异质的文化乌托邦。
注：
（1）段渝在《三星堆金杖欣赏》一文中指出：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同中原王朝用鼎不用杖相反，古蜀王国正好是用杖不用鼎。在有关古代蜀人史迹的文献材料中，丝毫没有用鼎的片言只字记载。在考古学文化上，商代古蜀文化的器物形制，例如陶器，是以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等为基本组合的，明显地区别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基本组合特征的中原商文化。三星堆遗址中，虽然出有商文化常见的青铜尊、（上面三个田，下面为缶）等物，却绝无鼎出土。并且，即令是商文化的尊、（上面三个田，下面为缶）等青铜器，在三星堆大型青铜器群中，也不占显著地位。这些现象足以表明，无论在古代蜀人的观念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鼎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绝未把它当作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引自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网站。
（2）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四期。
（3）《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4）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四期。
（5）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6）参见新华网呼和浩特2010年8月11日报道《中国北方权杖头的发现揭示东西方文化互动史》。
（7）罗大和《中国的权杖文化》，中国先秦史网站。
（8）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杂志，2006年4期。
（9）影印乾隆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10）参见章乃炜《清宫述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11）姚思廉撰《梁书列传第六•韦叡列传》：“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
（12）王先谦《清嘉集初编》卷五，南菁书院版。
（13）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14）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家产清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5）关于这方面的题材，可参阅下列神秘主义网站：http://mountzion144.ning.com之“康复权杖”专页。
（16）在《旧约》里，摩西的权杖和蛇可以神秘互转，显示这两个“能指”拥有共同的“所指”。
（17） 盘蛇杖（Caduceus），在希腊神话中演变为众神信使赫尔墨斯的表征物，而在欧洲的世俗生活中成为报信人、皇帝钦差和军队使节的象征，在近代又转变成商业的标志。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本文图片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
上传与管理：杰夫
———————————————————————————————————————
《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