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郑振铎说：“两汉时代，乃是一个诗思消歇、诗人寥寞的时代。”的确，两汉时期，文人们忙着创作赞美兴盛、歌颂繁荣的大赋，而身处社会下层、饱受欺压与迫害的民间诗人，却用质朴无华的诗句，写出他们对生活最真实的感受。
这样的诗歌，主要集中在汉乐府民歌中。乐府，本是汉代官方的音乐机构，乐，就是音乐；府，即官府。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乐府所唱的诗，叫做“乐府”。
汉乐府本来的功能，就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谱曲演奏，当然，他们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就是采集民歌。头脑清醒的某些汉代统治者能够意识到民歌中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内容，即所谓观风俗。
西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当时他所见的民歌的评价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两汉乐府诗，的确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生活的艰难、痛苦，从而折射出两汉时期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十分严重，农民生活空间受到严重的挑战。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记载：“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
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体现了下层人民对于饥饿、贫困等基本生存条件都没有条件拥有的控诉。
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
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
“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
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
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
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
探怀中钱持授交。
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
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一个连年重病的妇女，在临终前嘱咐丈夫一定要让这两三个孩子好好地活下去，不要饿着、冻着。但是这个男人却有心无力，整日和孩子们一起哭泣，因为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心灰意冷的男人托亲友帮忙买饼饵，自言自语地说：“用不了多久，也只能将你们抛弃了。”
这个男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仅仅是因为普通的生活贫困。这种行为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汉代有一种人口税，叫做“口钱”。普遍平民年七岁至十四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钱二十，为敬奉皇帝。汉武帝时改为三岁起征，并增至二十三钱，汉元帝时复为七岁起征。
当时的许多农民，为了逃这个人口税，不惜抛弃亲生骨肉，更有甚者对亲生骨肉痛下杀手。
而有些破产的普通农民，如果能够侥幸活到青壮年，多半会选择去地主家讨生活，他们没日没夜地努力工作，却仍然换不到温饱生活。
试看《艳歌行》中：
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
这家的兄弟几个一起背乡离井、到地主家工作，却常常连衣服都穿不好。
《孤儿行》中的男孩更惨：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
手为错，足下无菲。
怆怆履霜，中多蒺藜。
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
泪下渫渫，清涕累累。
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为了独占家产，哥嫂把这个男孩当做奴隶一样使唤。这个年轻的男孩被迫在外四处行商，在家便烧饭、看马、挑水、除草……可是，即便他如此辛苦，大冬天却没有一双抵御严冬的鞋子。
兄嫂的狠毒无情，其实就是剥削阶级的本来面目，甚至连亲生兄弟都要奴役。
越是有压迫，越是有反抗。当人民一无所有时，便也开始无畏地反抗。
不少汉乐府民歌中就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与反抗行为。
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盎无斗米，架上无衣，于是男人拔剑出东门。“他家”四句是妻子的劝阻，但是男人却很坚决。
汉代自武帝之后，对外战争连年不断。统治者为了私利，穷兵黩武，受害的只是普通的老百姓。青壮劳力被征调，在家种田的仅剩下妇孺病残。
《桓帝初天下童谣》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诗中写道：“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
麦子已经成熟，小麦青青，大麦已晒得焦枯。农谚说：“收麦如救火”，但是男子都打仗去了，田地里只看见老的少的妇女们，因为男人们被征调去西边抗胡虏了。几句民谣就把当时生产遭受破坏的情景展现眼前。
被征调的男子，往往都战死疆场。如《战城南》就是反映了出门打仗人的悲剧命运：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
这首诗是以一个战争参与者的现身说法。“为我谓乌”数句是作者想象战死沙场，不得安葬，本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但作者却故作豪迈之语，越是豪迈，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力度越大。
如果没有死在战场，就是幸运的吗？《十五从军征》告诉我们那会更残酷：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从少年到老年，这个老兵的一生都在服兵役。当他回到家，已经空无一人，这个年迈的老兵，只能独自伤神哭泣。
汉代官方对兵役制度的规定是：民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免兵役。
但这首诗歌却揭示了官方制度的不可信性，诗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年少时、还是年老时都是超出“规定”年龄的，并且归家无任何体恤，那么他的悲剧晚景不用再描述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诗歌使用的夸张手法。恰如在南北朝时期那样的乱世，《宋书》中记载有沈亮对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类似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在其他时期也是存在的。
战争通常是与徭役紧密相关的。汉乐府中还有许多游子思妇诗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普通人民带来的磨难。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个思乡心切的游子无法还乡，只好以望乡代替归乡了。这种感情郁结在心头，就像车轮在肠子里转动一样，让人痛苦万分。再如《饮马长城窟行》中，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只能梦中相见，“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而梦醒之后，是更大的悲凉。
无论远征的游子，还是闺中的思妇，他们所受的煎熬，都是拜万恶的战争和徭役所赐啊。
汉代形成了严格的“三从”“四德”“七去”等封建条文，对女性的束缚力度加大，妇女的婚姻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处于明显的劣势。
因此，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弃妇、怨女的悲愤。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诗歌中借一个被抛弃的妇女偶然与前夫相遇的一段对话，这位女性勤劳能干，但还是被赶出家门，而前夫却坦诚新人各方面都不如故人，不难想象，新人有很大几率会重复故人的命运。
和我们今天一样，汉代女子同样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但是在封建礼教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女子在婚恋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情深，却敌不过以焦母为代表封建势力的压迫，优秀的刘兰芝被赶出家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作抗争。
《白头吟》中的弃妇，更是个性鲜明：
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女子对爱情有着非常崇高的追求，爱情要如“山上雪，云间月”一样纯洁、美丽。所以，当爱消失之后，“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她没有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而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洒告别。
女子的平和气度与专一爱情理念更反映出男子为钱背叛爱情的可耻。
诗歌不仅仅是美好的代名词，汉乐府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而实际上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早在《诗经》中就有表现。《诗经》的创作被称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是根植于现实的。
而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后世也不乏继承者们。
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就被稍后建安时期的文人们继承了，建安文坛翘楚“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建安七子”（王粲、陈琳、孔融等）、以及蔡琰等人的作品，无不是继承汉乐府歌辞的形式，反映当时丰富的社会生活，又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即所谓的“借古题写时事”。
再往后，汉乐府诗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被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接力，杜甫本着“缘事而发”的写作理念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诗。杜甫诗取材于人民生活，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真实而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名篇读之每每让人感动。
白居易诸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更是把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高潮。他们的新乐府，就是利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新乐府诗从音乐上来说，徒有乐府之名，但从表现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它正是汉乐府的精神最强音。白居易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指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诗歌应该与政治、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而他自己的创作也的确是以此为指南的。
再往后，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乐府诗所标榜的那种现实主义，民众的苦难与哀愁也一直很容易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
主要参考资料：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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