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二年（753），历经十二载，五次东渡失败，唐朝僧人鉴真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抵达日本九州岛。此时，他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且已双目失明。当他迎着海风踏上日本的陆地，双耳中听到海浪澎湃之声，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
次年，他来到日本首都平城京（现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民众和僧俗的盛大欢迎。圣武上皇和光明皇后、孝谦天皇会见了鉴真，并给他封号为“传灯大法师”。759年，在天皇赏赐的一块宅地上建造一座新寺院，名为“唐招提寺”。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76岁。
▋ 本报记者 杜娟
佛法有云：“勇猛精进,志愿无倦。”（《无量寿经》卷上）。这可以作为对鉴真最真实的写照。鉴真东渡的事迹历经千年，已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典范。最近，我们又可以在文物的亲证下，重新回顾这段辉煌悲壮的历史。12月16日，“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展览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遥凌沧海”遴选唐招提寺珍藏的5组与鉴真相关的文物，第二部分“情景交融”，展出了东山魁夷受邀为唐招提寺御影堂绘制的68面隔扇画。
鉴真东渡与日本佛教
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历史上，鉴真东渡日本是一件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他六次东渡，弘传佛法，促进了中日之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奈良时代和鉴真东渡日本的历史背景，记者采访了东北师范大学陈秀武教授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
唐招提寺 御影堂
鉴真东渡的日本时代背景
陈秀武教授指出，鉴真东渡之时，中国正值盛唐时期，而日本正值奈良时代。日本奈良时代一直是在学习唐代的文化，来构建自己的文化，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以唐风文化占主体的。具体也表现在日本的法律制度上，它大体上是学习唐代的律令制度。在进入奈良时代之前，孝德天皇即位后开始模仿唐代进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后来继任的天智天皇、天武天皇以及持统天皇时代，不断完善律令，据传将中国唐代651年颁布的《永徽律》引进，构筑自己的法律制度，亦即701年日本完成的《大宝律令》。
敕额 8世纪（日本奈良时代）唐招提寺藏
敕额中的“唐招提寺”四字为竖排双钩体，刻于木制匾额上。据寺院文献记载，此匾为唐招提寺初建之时孝谦天皇题写，挂在讲堂或者中门之上，以行书书写，字体纤细，略有王羲之的风格。
佛教在日本的发展
从文化上来讲，奈良时代是盛唐文化在日本产生影响的时代。也是佛教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圣武天皇，十分崇信佛教。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指出，日本的佛教发展历史大致如下：佛教是在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南部百济传到日本的，七世纪初的时候，经圣德太子的倡导，慢慢在日本落地了。圣德太子不仅讲经著书，还创建了四天王寺、法隆寺等7座寺院，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至公元624年，日本有寺院46座，僧人816人，尼姑569人，共
1385人，729-49年间在位的圣武天皇，对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推动最为着力，日本在741年在各地建立的国分寺，全名叫“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很明显的，强调佛教护国的功能。
金龟舍利塔 12-13世纪（日本平安至镰仓时代） 唐招提寺藏
舍利塔为铜铸鎏金，塔顶屋檐等各部分均按照宝塔的建筑结构制造，塔身采用透雕工艺刻画了藤蔓花纹（日本称作“唐草纹”），透过花纹可以看到存放舍利的唐代琉璃瓶（展览所示琉璃瓶为复制品），瓶中存放着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此番是首度回到故乡展出。
鉴真和尚东渡之后，在日本建立了律宗，正式开创了僧人受戒的规矩和仪式，整饬了日本佛教界的秩序。当然，唐招提寺等的营造，也功莫大焉。8世纪时的奈良，已经形成了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等所谓的南都六宗，格局已经比较严整（不过南都六宗的一半，后来慢慢衰弱了）。9世纪初的时候，随遣唐使去唐代中国学佛的最澄和空海，回国后分别开创了天台宗和真言宗，以后又有净土宗等新的宗派问世，比较重要要的是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荣西和道元分别从中国的南宋比较完整地传来了中国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至此，日本佛教的体系大致就非常完备了。
东征传画卷 唐招提寺藏
《东征传画卷》绘于1298年（永仁六年，日本镰仓时代），作品描绘了鉴真从出家到东渡日本建立唐招提寺的辉煌一生。
开创律宗的高光时刻
鉴真传播佛教的过程被称为中日两国佛教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743-753年，他先后六次东渡日本。
《鉴真东渡日本》记载：
唐高僧鉴真，本姓淳于，扬州江阳人，年十四出家为僧。稍长，遍游长安、洛阳，寻问名师，专研戒律。唐天宝元年，应日僧普照辈延，东渡日本。
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其时僧目盲，唯志不渝。天宝十二年，竟至日，翌年与奈良东建戒台，授戒法。
在鉴真六次东渡的过程中，罹难者共36人，下落不明者二百余人。其中尤以第五次东渡最为悲壮，不但弟子病故，他自己也暑热染病而致双目失明（对失明一事说法不一）。
东征传画卷 局部
天宝十二年（753年），他终于顺利到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26日至太宰府（今日本九州北部福冈东南）；次年，即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唐天宝十三年·754）2月4日抵日本平城京（今日本奈良），被迎至东大寺内。在这里，他受到隆重的礼遇。754年，圣武上皇和光明皇后、孝谦天皇一起会见了鉴真大师，赐号“传灯大法师”。随后，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讲经。这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次正规的登坛受戒。
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也称淡海三船）用中文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该著主要记述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备尝艰辛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的传奇事迹。）中，记录了鉴真大师在日本弘法的过程：“其年四月初，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
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又旧大僧灵福、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80余人僧，舍旧戒，重受大和尚所授之戒，后于大佛殿西，别作戒坛院，即移天皇受戒坛土筑作之。”足见当时之盛。
涛声（部分） 唐招提寺藏
东山魁夷风景画：日本绘画艺术的高峰
此次展览，展出了东山魁夷受邀为唐招提寺御影堂绘制的68面隔扇画。隔扇画是日本室内隔断空间的拉门或墙壁，通常以绘画为题材，是日本传统的一种室内建筑美术作品。
扬州熏风（部分） 唐招提寺藏
东山魁夷，（1908-1999）（ひがしやま かいい Kaii Higashiyama） 日本风景画家。从1971年起，东山魁夷为创作这些极富历史意义的隔扇画，研究鉴真的生平与唐招提寺历史，遍访日本的名山海景，于1975年5月完成了《山云》和《涛声》。他三次游历中国的自然名胜，吸取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精髓，将其胸中的情与景完美地交融在画作中，于
1980年2月完成了《扬州熏风》、《桂林月宵》和《黄山晓云》，最后完成在坐龛内部绘制成《瑞光》。这些史诗般的巨制从构思到完成历时十年之久，追溯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渊源。
东山魁夷
展览以御影堂建筑为本体，按照原来的格局设计展厅，基本复原了隔扇画的室内场景，将情与景交融在御影堂中，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完整的艺术空间。
复原隔扇画室内场景，左右滑动，情景交融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赵丹娜副教授认为，東山魁夷的作品描绘细腻，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情调。在流露着一种空寂、幽静的同时，从画面中能夠隐隐地感受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观赏者站在他的作品前，仿佛被吸入画中，让自己的身心与画中的风景融为一体……这种感觉直逼人的心灵深处。
山云（部分） 唐招提寺藏
黄山晓云（部分） 唐招提寺藏
桂林月宵（部分） 唐招提寺藏
徐静波教授认为，作为一位日本画的大师，东山魁夷的作品差不多体现了日本画的最高水平。经常长期的积淀，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元素，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沧海之虹”里的一道光芒
如果了解了佛教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我们就能理解鉴真东渡在中日交流史上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那么此次展览的意义也可以由此得以彰显。
徐静波教授认为，佛教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第二，诚如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所说的，佛教是日本人吸收大陆文明的培养基，佛教对于日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和艺术。第三，佛教，尤其是后来的禅宗，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艺术生活，禅的元素对日本人日常人生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了中国本土，后来的建筑、庭园、茶道等，都留下了禅宗的浓厚的影迹。总之，佛教的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文明的水准，丰富了它的内涵，离开了佛教，今天的日本文明就很难成立。
展览现场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在中国，鉴真和尚的故事家喻户晓。此次展览这是继三年前日本醍醐寺展览之后的续篇。举办唐招提寺、醍醐寺这样以佛教为主题的展览体现了两国间的民心相通，象征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渊源依然奔腾不息。这种友谊、合作，就像东山魁夷先生的画里表现的一样山高水长，就像大海连绵不绝，“希望此次展览能够成为‘沧海之虹’里的一道光芒”。
展厅格局一览
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
2019 12.17→ 20202.16
9:00 – 17:00，16:00后停止入场
免费开放（每周一闭馆）
上海博物馆二楼第二展厅
（文中展品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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