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荫楠近照 受访者供图
【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弘美德 为自身留清名·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13】
丁荫楠属虎，今年是他的第七个本命年。虽年过花甲，但虎态未减，气场犹在，说话聊天依然是目光如炬，声如洪钟。
有电影的地方，丁荫楠常出没其中，风风火火，马不停蹄。熟人朋友见到，大为诧异，都说岁月无情，步履匆匆，咋就冲不走丁导的激情？丁荫楠憨然笑之，轻抛一句：“搞艺术的人永远年轻。”
这个电影史上的“常青树”、生活里的“老顽童”，至今对待电影，仍像个学生。每天晚上，他都会看部电影，国内国外都看，自称常学常新，“脑子不能过时”。
看到好的，他手舞足蹈，欢欢喜喜犹如过年；看到不尽如人意的，眉头一皱，暗自嗟叹：“电影怎么能这样拍？！”
丁荫楠导过多部人物电影，都是当代影史上的经典。回头想想，他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六个字：有价值，留得住。”
有价值，即电影要寓教于乐，对国家有用，于人民有益。在他的电影中，记录的都是大国家、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电影要当历史来看，不能一看了之，如昙花一现，过眼烟云”。
留得住，就是有好的题材，必须有好的艺术表达，“不论外国影片，还是中国影片，能给人以哲理展示，发人深省的，无不充满个性特色”。心有猛虎，还需细嗅蔷薇。
创作上，丁荫楠从不横冲直撞，使用蛮力，而是多方研习，潜心探索，归纳提炼，为我所用。
20世纪以来，人物电影流行戏剧化结构，善于情节铺排，沉浸于讲故事。丁荫楠认为，电影是要讲事和人，但更重要的还有情绪和信息。他受电影前辈钟惦棐启发，主张电影与戏剧“离婚”，强化声与画思维，“就是为电影写诗，让电影也具有诗意色彩、浪漫情调”。
1984年，接到《孙中山》拍摄任务伊始，丁荫楠明确提出“不作传、不求全”，而是以心理线索为基调，谱写一曲震撼灵魂的历史悲歌。“像拼七巧板一样，把最具有心理光彩的片段，按情绪的发展、起伏，富有感染力地组接在一起，引发观众的同心共情。”
电影中，孙中山面对山河破碎的悲痛，组建同盟会恢复中华的斗志，屡次起义又屡次失败的落魄，为避免干戈辞去总统的忍让，革命成果被窃取后的激愤，以及千千万万学生为他送行时的痛心无奈，犹如层层腾起的波浪，撞击着观众。
《孙中山》的横空出世，震撼了国人。电影评论家周湘玟看后激动地写道：“丁荫楠以《孙中山》一片所显示的气势、胆略和力量，使我产生了不尽恰当但情不自禁的联想，在中华电影的腾飞中，他会毫不含糊地继续充当脊梁骨，而且是硬的那种！”
电影获奖无数，荣获国家优秀故事片奖、第10届大众百花奖最佳影片，并一举拿下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演、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服装、最佳道具9项大奖，至今仍保持纪录。
随后，丁荫楠又拍了电影《周恩来》《邓小平》《鲁迅》《启功》等，极大推动中国诗化电影的发展，奠定了他在中国第四代导演中的地位。2005年，他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新评价，丁荫楠通过一种建基于内心体验和情绪累积的电影表达方式，改变了中国银幕的伟人传记。
拍摄中的丁荫楠，有虎的激情、虎的干劲，更有虎的较真、虎的执着。在他的电影作品里，不仅要讲故事，而且要编织生活，后者甚至更为关键，“要像透过一扇窗，吸引观众去看窗外流动的生活”。追求生活质感，成为他的创作准则，一以贯之，不容动摇。
筹拍《周恩来》时，他直接住进中央文献研究室礼堂后台，一张铺板当睡床，一张化妆台当书桌，吃饭就在机关食堂，白天与专家恳谈求教，晚上和警卫战士聊天。在他看来，艺术家的个人经历，无法想象伟人的生活和性格，一想必错，要依靠大量文献和真实回忆。
为了追求生活质感，影片全是实地拍摄，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长沙蓉园九号……连主演王铁成穿的中山服，也是总理生前穿过的。巧合的是，口袋中还装着总理用过的手绢，在邢台地震那场戏中，王铁成用它给灾区孩子擦眼泪。
拍摄贺龙追悼会的戏时，丁荫楠更是用了贺龙的真骨灰，群众演员很多也是贺龙的老部下。当时，骨灰盒到灵堂时，丁荫楠高喊一声：“贺老总来啦！”现场肃然起敬，氛围顿时沉重起来。王铁成满眼含泪，鞠了七次躬。这一镜头感动了无数观众，成为影史上的经典瞬间。
电影《邓小平》中，有场戏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城楼上需要挂灯笼。但是，天安门只有在重大节日才挂。剧组极力申请，来回协调十几次，才得以成功。还有邓小平生前坐过的专列，丁荫楠费尽口舌，领导最终同意，但只允许使用一天一夜。他立即调整拍摄计划，连夜赶工，从第一天早上7点拍到第二天早上5点，终于完成专列上的所有镜头。
“生活本身是很有魅力的，如果能一丝不差地再现于银幕上，将更加凸显生活本身的韵味。现在很多电影注重场景宏大、特效炫目、造型优美，演员也是浓妆艳抹、层层滤镜，甚至有的是抠图拍摄，岂不知丢失了生活本身的魅力。”他慨叹，“对生活应该有敬畏心啊！”
对作品专注，对艺术虔诚，这是同事朋友对丁荫楠的共有印象。王铁成在拍摄《周恩来》时出了车祸，当场摔断六根肋骨。丁荫楠一下慌了，连夜赶到医院，看到王铁成蒙着被子哼哼，急忙上前掀被子，一瞧脸没破，脱口而出：“还好，还好，还能拍！”王铁成很无奈：“你就想着你的片子，不顾我的死活。”
回忆起这段往事，王铁成打趣：“丁荫楠就是这样的人，对待影片，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江平担任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时，多次领受丁荫楠的“叨扰”。为了筹拍《鲁迅》，丁荫楠经常跑电影局，不为别的，就为完善剧本、反复讨论、解决各种难题。每次来，他和助手都会打电话，请江平通知传达室，让他填会客单入内。
“他忙我也忙。有时我出去公干，丁荫楠能在大门外一等半天。”后来，江平与总局保卫司商量，破例为他办了半年一换的进门证。从此，丁荫楠不再是客，而是电影局“工作人员”，常常是分管创作的领导还没到，他已经候在办公室门前。
回顾40余年电影生涯，丁荫楠觉得很幸运：“用电影事业成绩来描绘我的一生，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更令他感到幸运的是，儿子丁震也在拍电影。他的艺术生命，已然在下一代身上延续。
在家里，父子俩经常谈创作，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不过最后他都会妥协：“年轻人有新想法，要尊重他们。”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有几部得意之作，等到自己的下一个本命年，人生就更圆满了。“虎虎有生机嘛！”丁荫楠嘿嘿笑着。
丁荫楠曾拍过一部电影，叫《电影人》。影片讲述了电影人的挣扎、痛苦、迷离、抉择。他在导演阐述中写过几句话，描绘了他心中的电影人形象，那也是他对电影的真情告白——
在坎坷泥泞中挣扎，在暴风骤雨中行军，在猜疑谩骂中坚持，在安守清贫中寻求艺术珍品。电影人的心地都像一个大孩子，纯洁得像水晶一样，只有这样的心才会有美丽的想象，有了美丽的构思才会有美丽的影片。
（本报记者 刘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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