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作为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充满商业活力与文化魅力，却最终在13世纪后期亡于蒙元。传统史家多认为南宋灭亡是因为贾似道等人贪污腐败，滥竽充数，然而这种观点未能跳出吏治成败的窠臼。
南宋覆亡中隐藏着一条很深的线索，那就是南北人矛盾，是南人和北人针对与金、蒙古和战政策的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换句话说，南宋相当程度上亡于南人北人的长期不和。
两宋之交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大量百姓被迫辗转南迁，形成了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规模浩大的南下运动。
据初步估计，12世纪初就有大约百万百姓南迁。整个南宋时期, 有大量的北方人投奔南宋, 既包括为躲避战乱和灾荒而来的流民, 也包括北方义军和叛逃的官兵等, 南宋一般称这些北方来的客人为归正人。
这些人就相当于是沦陷区投奔解放区的有志青年，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早年就是归正人中的佼佼者。
归正人：南宋军队不可或缺
对归正人的安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安全稳定。南宋安置和利用归正人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将强壮者、义军和叛逃来的官兵编入南宋军队。
这些归正人组成的军队被南宋称为北军。由于南下的北人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民风强悍，娴熟弓马战阵，因此构成了南宋北方防御体系里的重要一环。
南宋立国之初，宋高宗赵构掌握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袭，因此不得不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军队补充。充军之外，南宋对归正人，也赈济钱粮, 分配土地耕牛种子等。
岳飞麾下猛将牛皋、董先都是归正人，他们之前一度效力女真人扶值的傀儡政权伪齐。在宋金开始和议时, 岳飞仍派人持蜡丸、赏金到北方招诱中原好汉。第四次北伐之前, 已有大量伪齐、金朝军民投奔岳飞,。
岳家军之所以勇猛善战，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归正人的不断充实和从前方策应，因此在南宋初期归正人发挥了重要的稳固政权、恢复失地的作用。
然而正如对岳飞等武将的猜忌，赵构对北人来归也加强了警惕。
「绍兴和议」签订之后, 为了不给金朝南侵的借口，宋高宗下令遣返新归正人，同时,严禁边将收纳归正人。甚至是直接发布文书，告诫岳飞等将领，不得招纳北人。
然而每当宋金军事对峙加剧时，南宋又会再次派遣边境官员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赏赐。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瓜州被部下刺杀后，南宋开始了著名的隆兴北伐。
随着隆兴北伐南宋取得军事胜利, 沿淮河一线的金朝官兵和归正人纷纷降宋。比如隆兴元年五月, 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等万余人降宋，萧琦也率部分兵马自宿州归宋，淮的忠义归正人如倪震、孟昭、秦弼等叛金降宋。
南宋军队正是在归正人帮助下, 在西自川陕、中至襄汉、东达两淮的广阔地域发起了收复失地的战役, 大片战略要地一度重新为南宋掌握。
归正人对于南宋的军力补充和行军作战，贡献良多，这就不难理解这支特殊力量在13世纪之后的重大影响。
这些南下投奔的北人大多为武将，跻身军界高位，继续统领本部人马作战。如前文所说的降将萧琦为都统制，统领二千军马，有的部队还被赐给了象征荣誉的军号如忠顺军，忠义军。
可惜，南人和北人之间的蜜月期并不长。金朝逐步致力于内政、宋金关系得到缓和后，归正人的地位日渐尴尬，辛弃疾这类渴望北伐的归正人就成了南人心里的异类，觉得无法理喻。
其中以南宋大儒朱熹为典型，他曾经这样说：「古今祸乱, 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 唐藩镇, 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 忽然放教他来, 州县如何奈得他何！」
在南宋朝臣普遍地对北军、归正人的担忧背景下，南宋朝廷开始分割安置北军和归正人，把他们打散编制，分配到南军之中。
南宋长期以来面临女真、蒙古这样的强敌，选择抵抗到底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影响到文武关系。
王夫之曾经评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唯和与战耳。」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
关于此点宋史专家黄宽重曾着力探讨，指出南宋时代和战问题涉及到南人和北人的不同利益选择，激烈异常。
靖康之难以来中原战乱，经济、人口重心南移，南宋偏安江左，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因此南宋是中国近世的一个定型时期，陈寅恪先生所云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极为形象地点明了此点。
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其实，北宋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
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江西人）、章惇（福建人）、吕惠卿（福建人）、曾布（江西人），而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河南人）、程颢程颐（河南人）、刘挚（河北人）、韩琦（河南人）。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某种意义上这是北宋朝堂上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朱熹瞧不起北方人担心这些贼子作乱，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批评北人粗鲁愚蠢。但是《宋史.奸臣传》里几乎全是南方人，这就很有意思了。
朝廷迁都临安也更有利于老家在闽浙的士大夫，南宋时代逐渐形成北人主军、 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为他们日后混战埋下了隐患。
南宋初期到晚期，归正人数应当在数万至十数万不等。
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山河，自然是主战派，代表人物辛弃疾； 而南方士人， 经由科举入仕， 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 对战争并无胜算，成偏安、 主和。
南北人的斗争冲突极大地削弱了南宋的抵抗力量
南北人对政治环境、 宋金、宋蒙关系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 、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这种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从南宋开国以來，几次重大的事件，如岳飞之死、苗傅、 刘正彦 、郦琼之叛及曲端的被杀，孟珙的抑郁而终，原因固然各有不同，然而南北地域情结也起相当的作用。
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以及对北人的招抚触动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结，招降纳叛往往是地方图谋不轨的先兆。再看南宋初年著名的曲端之死、苗刘兵变，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将、文官和北人武将错综复杂的矛盾。
接下来我将以南宋后期一些经典个案来诠释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不当之处仍望诸位读者海涵。
13世纪早期蒙古南下灭金，中原干戈四起，一时间很多金朝境内的将领、平民大举进入南宋境内，成为了新的归正人。其中很多人因为战功卓越成为南宋的方面大员、军队悍将，比如：
刘整在金乱之际投南宋隶属孟珙麾下, 信阳战役中「整为前锋, 夜纵骁勇十二人, 渡堑登城, 袭擒其守」, 孟珙赞其「赛存孝」, 后累迁至潼川安抚使、知泸州事。
姜才年少时被掠到河朔, 后逃回南宋「隶淮南兵中, 以善战名」, 在淮西抗击元军的战斗中宁死不降。
张世杰原在元将张柔军中, 畏罪投宋后屡立战功。元军攻至临安附近时, 张世杰率军勤王，力战不降直到崖山海战，是为宋末三杰之一。张世杰的堂兄张弘范则是元军大将。
在南宋和蒙古的最初交锋中，正是归正人（包括蒙古、回鹘归附兵马）极大地遏制了强大的蒙古铁骑。1236年 , 大安军战役中曹友闻仅以两万人同数倍于己的蒙军展开激战。虽然全军覆没, 但蒙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战争激烈的时期，南宋整体对北军的薪饷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优于南军。但这造成南军官兵的不满，南军不服北军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于是问题来了，著名的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等人就一度因为南宋的猜忌游走金、蒙古之间，给南宋两淮防御造成了严重损害，让一度处于优势的南宋连连败北
比李全更为著名的例子是刘整。贾似道控制了朝政后, 推行「打算法」, 表面目标是整治军中的贪污腐败为幌子。实则打击那些功勋卓著却不服从贾似道权威的将帅，扶持自己的手下比如李庭芝、吕文德、吕文焕等人。
贾似道清洗掉多名对自己不敬的南宋高级将领。由金入宋的刘整在对蒙军作战中屡立战功, 因担心祸及自身而叛宋。
深谙南宋江防部署的刘整反而成了蒙元军灭宋的急先锋。刘整驻防的泸州本来是南宋长江上游防御的重镇，有著名的神臂城。
刘整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阳，组建水军，横扫南宋的大战略是事实上决定了宋蒙决战的最终走向。
宋史专家王曾瑜曾高度评价刘整是13世纪的决策型将领，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御力量，不久之后国门打开，襄阳失守，南宋危矣！
现在回望南宋的历史，会清晰地看到围绕着和还是战的问题，南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将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如前各种案例所述，其代价和损失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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