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乡村里的中国
2013 导演：焦波
这部影片并非焦波完全出于个人兴趣而拍摄的纪录片，而是广电总局电影局下达给焦波的命题任务。“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24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 焦波最终将拍摄地点定在了他家乡沂蒙山沂源县的杓峪村。以导演为核心，他组建了一个6人的摄制组，除他以外全是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人。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蹲点进行参与式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下了杓峪村村民一年的生活。
在24节气这一时间线索之外，选取“才人”杜深忠的文化追求和家庭矛盾，村主任张自恩的基层工作和政治矛盾、进城大学生杜滨才的归属困境和情感三条主线，分别探讨了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基层领导干部和村民百姓的关系、现代城市生活与乡村归属地的关系等乡村问题。看似平平无奇的杓峪村，却真实反映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乡村。所有有关乡村的疑问，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给我印象最深当属农民杜深忠，作为农民的他在片中的所言所行展现出了与人们心中对农民的印象不同。他虽然家境贫寒，却一直追求文化，几十年没有放弃。他的妻子张兆珍是一个务实的典型农村妇人，整天与杜深忠争执不休。一个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一个是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两个人相互对抗的同时又相互依赖。
第一个片段围绕着苹果难买的现状，杜深忠及妻子探讨外出打工。杜深忠表达出对外出打工的看法，他认为：“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外面的世界的无奈，一出去就啥都不知道，实际上你出去打工，卖力气也就算了，人是在卖性命。”
第二个片段这种对兴趣的执着和坚持还体现在他对音乐的追求上。杜深忠喜爱拉二胡，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弹琵琶。他背着妻子，求村里的音乐老师杜庆言带他去县里买，花了690元，回家怕妻子心疼，撒谎说花了490，后来说漏了嘴，妻子大怒。还理直气壮说：人活着不能光想吃饭，精神也要“吃饭”，干不了这些，灵魂会很苦闷。
第三个片段是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咋搞这些东西是相当艰难的，为什么现在拿出所有精力来供孩子上学，所以这个土地，一些人对土地有感情，海龙，我跟你说，实际上我对土地就没一点感情，咋就是没办法，咋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靠山，咋就指望着自己拼打，指望自己努力，特别是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的好好读书，这个土地不养人。”
另外两条线，张自恩是村支部书记和主任，为村里事务忙东忙西。这一年村里来了一位驻村干部，开工实施了很多项目，矛盾不断。一年到头，大事小情，让这名村支部书记尝尽酸甜苦辣，品完喜怒哀乐。
杜滨才是一名大学生，因父亲患有精神病，父母离异，自幼失去母亲关爱。杜滨才一直努力拼搏，在学校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与父亲的关系却一直恶化。临近岁末，他去看望了自己的母亲，并在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上为父亲献上了一首深情的歌曲。
2 最后的棒棒
2016 导演：何苦
重庆棒棒是指靠一根棒子生存的人，城市在两江交融中依山而建，穿街走巷还需爬坡上坎，因此也就有了"棒棒“这一特殊职业群体。该片讲述的是一个正团级的退伍军官拜师棒棒，从此走进一个名叫自力巷53号的地方，加入“山城棒棒军”队伍，与棒棒们同吃同住，工作一整年的经历。《最后的棒棒》撰稿、解说、编辑一肩挑，包括主题曲演唱都由他本人完成。根据不同人物的经历与发展，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而对生活，对生存做了阐述，能够看到导演想要深入表达的那层东西，能够看到那种内心深处的挣扎与呐喊。
片中的棒棒们老黄、老甘、河南、老杭、老金、大石，大多是二十多正值美好年华从事这个行业，至今已有二三十年，没有好看的衣服，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皮肤也因常年暴露在阳光下变得粗糙，但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南。没有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名字，连身份证都没有，他来自河南，于是“河南”就成为了他的名字。河南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17岁那年，河南离家出走，在外漂泊，随后加入山城棒棒军。2001年，两个未成年的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踝脚筋，落下残疾。
他虽没钱吃饭，却喜欢看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都爱看。他说没有饭吃的时候看报心里会好受一些。平日喜欢扎金花赌博，经常输个精光，连房租都交不起。他最耿耿于怀一件事是人生中第一次拿到三个A，正好也遇到别人拿到三个9，正准备和别人血战的时候，对方却因为没有钱而退出牌桌。后来迫于生计，他在一家路边摊打杂，他饭量大，经常拿个大盆子，每顿饭都狼吞虎咽，老板就用他这吃相招揽客人。
3 大同
2015 导演：周 浩
《大同》是一部拍摄于2013年、以山西一位地级市市长为主角的纪录片。前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决心通过造城计划，改变“灰头土脸”的大同，恢复这个历史上北魏都城的辉煌。耿彦波提出“一轴双城”的思路——以御河为轴，对河西古城进行整体恢复性保护，对河东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造计划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推倒，50万居民（占大同市总人口的30%）需重新安置。导演周浩跟拍了耿彦波一年，记录下了这项改造工程的实施过程。以直白记录的方式，直接展现中国官场生态。大规模的拆迁修建古城，让耿彦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议。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拍摄者与耿彦波的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发生于耿厉声训斥下属官员及相关开发商之后）
拍摄者：为什么你不能怀柔一点呢（对待下级官员和开发商）？
耿：我还能有多长时间待在大同呢？大同这个城市不能留下残局，如果留下残局就会变成典型的政绩工程。这个城市就麻烦了。大同就这一次机会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除去经济增长、环保指标等等硬性量化政绩以外，大工程与大项目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对于成功的大项目与大工程来说，谁能够享有其带来的政绩资本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往往现实情况是，真正做事的官员从中获取的政绩资本比不上提出项目、上马工程的官员从中获取的政绩资本。在这样的激励体系下，假设真的有一位张三接了耿市长的班，这位张市长究竟是要自己提出一个改造大同的新设想，还是要跟随着耿彦波的步伐踏踏实实做好改造呢？其答案不言而喻。
就在造城计划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山西省委突然将耿彦波调任为太原市市长，大同的造城建设被搁置。
影片在末尾介绍，新来的市长有另外的城市规划，“造城计划”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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