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有两回：
一次是9年前的富士康连跳事件，另一次是在今天宣布正式退休。
2010年1月23日的凌晨，星月黯淡。
19岁的河南民工马向前从富士康观澜分厂的高楼一跃而下，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他在三个月前才刚刚被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录用，据他同样也在富士康工作的姐姐透露，马向前曾经因为不熟悉工作程序，弄坏了几台设备，因此被车间主管屡屡刁难，在换过好几个部门后，被安排去扫厕所。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先后有13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最年轻者仅18岁，是为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三跳”事件。
事件传出后，郭台铭迅速赶往深圳了解情况，并道歉说，“大家产生冷漠才造成这些心理因素，而这些，是我们没有做好。 ”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富士康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之一。
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由郭台铭创建于1974年，从一家注册资金只有30万台币的塑料模具厂起家，在1990年进军大陆，之后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迅速做大。
2018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鸿海（富士康）排名第24，全中国能在它前面的企业只有4家：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中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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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似乎是一个传统的怀疑主义者，他们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缺乏信心，因而更愿意以系统性的怀疑和不断的勇猛考验，达到自己的目的。放置于古代，他则类似于曹操这样的人物。
多年以来，他一直尽量避免与媒体的接触，为了不让外界窥探他的经营模式，甚至不惜屡次发起诉讼。
台湾记者写了一本郭台铭的传记，因以披露所谓隐私为由向郭台铭进行勒索，被台湾检方拘捕。
揭秘富士康经营的《虎与狐》一书的作者张殿文，据称也被郭台铭告上了法庭。而这本书的第一页就有郭台铭的亲笔的题词。
富士康也被郭台铭一手包裹的严丝合缝。
这个世界最大的代工厂一直是一个不允许外人进入的“禁区”，迄今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获准入内采访或拍摄。而去过富士康的人，都领教过它的不近情理。
“不事先联系经过批准，在门口没有里面的下单通知，你就领不到进门证。走进富士康，你也无法在里面乱转，更进不了车间；出门时，你的包会被打开，你的车会被检查，如果你无意识地将照相机带进了厂区，那就麻烦大了，首先要被没收，然后经过好多部门申办手续，书面证明你是无意识带进去的，并没有拍任何照片，才有可能被领回来。这个过程最顺畅，也要几个小时。”
因此，对于长年潜伏于公众视野水面之下的郭台铭与富士康，外界对他们的了解，全部来自于自那些有意无意“泄露”出来的内部讲话，以及公开发布的一些零散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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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郭台铭曾直截了当地说：“在成长快速的企业里，领袖应该带着霸气。”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郭台铭对于高层主管的要求极为严格，他随时向他们提问，如果答不上来，骂人的话立刻脱口而出，这些千万富翁们，照样要在会议桌前罚站。郭台铭下达的命令，即使远在地球另一端，相关负责人也要在8小时内做出回应，没有时差的，则必须在15分钟内答复。
对那些专家，郭台铭的话更为刻薄。什么叫顾问，什么叫专家？“顾问是抓起你的手拿你的表来看几点钟，告诉你几点钟，然后向你收费的人。”“专家，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用美丽的辞藻和语言来解释错误不是他造成的人。”
郭台铭还读过一个尿液变黄的故事：说一个人责任心重，遇到困难的事情，连续三天没有办法，睡不好，尿液就会变黄。
他会据此问员工：“你们尿尿黄不黄啊？”如果员工回答“不黄”，他立即劈头痛批：“你们工作还要努力！”
在这些激越甚至颇为荒诞的言辞背后，一个更为隐蔽的事实是：郭台铭实际上正在把富士康建成一座“军营”。
每一个进入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上岗前都必须接受为期5天的基本训练，包括稍息立正和整队行进，而这些是在部队里才会有的训练方式。
有记者见证过富士康昆山分公司举行的一场活动。“现场整体方阵、各色旗帜、淹没一切的教徒一般的“我爱你，郭爸爸”的口号。”
一种个人崇拜情绪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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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母公司鸿海企业传记《虎与狐》中，郭台铭被称为“代工业的成吉思汗”。
这称号不但说出鸿海商业模式特点，也隐喻了其企业文化。
这个商业帝国与蒙古帝国的发展模式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历史上，有着草原苍狼性格的蒙古人，带着他们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一元三汗国”，跨越两个大洲的庞大帝国。
而鸿海集团几十年来不断地将商业模式复制到全球各地，目前仍在快速扩张。截至目前，仅在大陆，富士康便有近160万名员工、土地几万亩、数十座工厂。
从空间来看，这个商业帝国远比蒙古帝国更有气势。
此外，蒙古帝国的缔造者属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它的绝对兵力并不多，历史上的征服战争中，它们很少携带大量辎重，而习惯于就地筹措，长途奔袭，一举征服，因此它也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驻军占领。
鸿海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布局，也是逐成本而居。近年来，它在中西部省份等地快速设厂，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及土地资源，动辄拿地几千亩。“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庞大的蒙古帝国，毕竟昙花一现。
中外史学家也都普遍认为：“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贡献，远低于他在军事上的影响。”
作为一种逐成本而居的生产，对于征服过的区域来说，难有泽被后世的产业价值。
封闭的富士康曾为深圳一度贡献了近20%的GDP，假如未来全部迁移走，到底能为这座城市留下什么？
郭台铭也是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建立在牺牲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透支着一个区域经济振兴的深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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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上个世纪的草创型企业家群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功利主义的信徒”，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个人品德而言，是无可指摘的，他们很多生活俭朴，不讲究吃穿排场，不做一般暴发户的摆阔嘴脸，为人真诚坦率，做事认真投入。
同时，他们还是一些十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拥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对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
可是，当我们考察其市场行为的时候，又看到另一番景象。
“不问任何理由地执行”、“只关注自己岗位的细节”、“像狼一样地为公司攫取利益”，一种奴役式、麻痹式的洗脑文化正笼罩着中国的企业，企业家们希望用这种文化来改造所有的员工。
而我们的公众舆论和价值观中又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考量标准，对那些取得辉煌市场业绩的企业家往往无意于追究其过程的道德性。
这种种的漠然和忽视，最终必定会伤害到企业家自身及他们的事业。
我不知道这样的时代什么时候会走到它的尽头，同样经历过代工模式的台湾明基董事长李焜耀这样写道：
“苍狼最终在历史上的下场都是会消失的，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狼，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继续生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