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16年第1期
摘要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主要包括：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等。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国家“善治”，而不是武力和霸权。最重要的是成为充满创新活力国度，从而体现出经济体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地位将取决于如何从曾经的“高增长引领世界经济”转变为未来的“善治与活力引领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处于相互渗透、绞合和混血的状态，利益高度重合，虽然矛盾难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利益边界扩展至全球的世界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同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所以，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有可能是一个比以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和平的、竞争和融通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工业革命；“一带一路”；全球治理
*作者邮箱: jinpei8859@163.com
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面貌的三位一体历史过程。时至今日，世界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工业化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的时代。可以将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之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20世纪中叶直到当前称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国运衰落，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寻求复兴，必将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伟大壮举。
一、经济全球化：完美的理论与坎坷的现实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市场经济，最伟大的发展壮举是工业革命。当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人类发展就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研究和论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扩张性特征构建了系统的理论逻辑，即基于人类所具有的交换本能和追求财富的本性，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长，国民财富大量积累，推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不仅是“全国化”的，而且是“全球化”的，即不仅要求形成包罗本土的统一全国市场，而且要冲破国家界限实现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以其所创立的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国际间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即各国只要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同自己生产的其他产品相比），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就可以获得对各贸易国都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全世界各国都这样做，也就能够实现全世界的福利最大化。这样，古典经济学家们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仅主张商品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而且主张人员的国际流动也要自由化，即移民自由。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马克思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国际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工业革命是没有国家界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一切阻碍商品、资本、劳动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国境壁垒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将是全球化的，而国家则是必然要“消亡”的。1904年，颇具盛名和争议的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则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
当然，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没有阻力。其实，关于是否有可能走非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人类也做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其历史并不比市场经济短。但迄今的历史表明，一切非市场经济的制度选择均无成功希望，即使有过一时的兴旺也难以持续，很快就会归于破灭。在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的世界经济系统中，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如果试图走封闭发展的道路，终将丧失活力，自绝于繁荣，或者被市场经济的洪流所淘汰，或者被市场经济吞噬而重生。
总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就具有不可阻挡之势。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动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推动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此过程中，许多后发国家虽都曾经拒绝过全球化，试图以闭关锁国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但均无成功者。最终，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实行开放政策，融入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曾经进行过非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最辉煌尝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在20世纪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经济成长业绩也曾一度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形成了另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但最终未能取得成功：或者解体，或者“归顺”市场经济。因为，非市场经济的制度活力、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终究无法与全球化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抗衡，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并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体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各新兴经济体加速扩散、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走向极盛、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的时代。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长足推进，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任何国家以至整个世界，若不再次变革就将难以适应危机四伏的复杂现实，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
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后发国家进入经济全球化，并不就是走上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而往往是踏上一条荆棘丛生的险途，难免付出代价和经历痛苦。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承认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往往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打开国门参与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意味着将自己的一切弱点都在经济开放中暴露无遗，失去保护。弱者能够同强者“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吗？尤其是，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是强国主导制定的，弱国只是规则接受者，缺乏制定的修改规则的话语权。所以，可以理解，当孩子同巨人竞赛时，有理由寻求“保护”。因此，落后国家总是怀疑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新殖民主义”阴谋，试图以封闭作为避难所。
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一直在封闭和开放的两难选择中徘徊。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中国工业化进入起步阶段，但仍然强烈倾向于抵制经济全球化，视经济全球化为洪水猛兽。当时，虽然也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和发达经济，因而也曾有“超英赶美”的目标。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拒绝和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敌视，主宰了将近30年。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发展的战略眼界和施展空间。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才幡然醒悟，决意向市场经济转变，实行开放政策，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这样，历经短短30多年就获得了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利益，实现了加速工业化和极大的经济扩张，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效。到2010年，中国成为生产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迅速缩小同第一大国的差距，不断拉开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的距离。展望未来，只要继续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边界将不断延伸。总之，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全球化的意义将无限深远。
接受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对历史必然的遵从，而且，经济学理论也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全球化的合理与“美妙”。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像经济理论所描绘的那么美妙。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获得工业化的成功。整个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发达和贫困现象，明显地分化为南北国家，贫富差距巨大；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格局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平等现象仍然非常突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尚不彻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强行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总之，世界上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一向不小，而且也并非全无道理。他们的理据包括：弱肉强食的全球竞争不具道德正当性；全球化成为强国对弱国进行掠夺的借口；全球化并没有像其支持者鼓吹的那样使各国平等获益，而是导致更加巨大的国际不平等；而且，经济全球化损害了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让世界“索然无味”：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标的人类异化现象畅通无阻，缺乏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正义性。
二、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可见，经济全球化并非天生美好。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也可以说，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全球化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状况和后果。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等。
关于经济全球化受到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在国家间、地区间，包括各大洲间进行大规模通商和交流，国际产业分工依赖于国际物流和人流的通畅性，这些都需要具有物质技术条件的保障，特别是海陆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国际通信设施、安全保障设施等，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以，由实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各国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实际状况。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状看，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型国家的基础设施现状仍然是制约经济全球化的瓶颈。
关于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各经济体间的力量对比，对国际经济竞争（或垄断）与合作（或斗争）中的博弈关系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国际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进行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竞争主体，并不是经典经济学论证自由贸易合理性时所假设的“原子”式厂商，而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不同“国籍”的商家，它们可能拥有非常不同的“母国势力”，这种母国势力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表现为非常不同甚至是力量极为悬殊的市场势力差距。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唯一均衡，是世界性的均衡。”但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空间是极度不平坦的。无论是在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物质条件上，还是在以此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上，经济全球化都是一个以现实的地缘条件和地缘政治格局为转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地缘格局现实条件下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特征。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是人类难以顺利到达，也不适于居住。如果没有工业，即将无用物转变为有用物的人类生产活动，地球上无“资源”可言，所谓“自然资源”完全是以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前提的。辽阔的海洋和大陆，只有当人类拥有了生产技术能力（即工业）才可能成为现实的经济活动空间。而当人类拥有了可以利用海洋和陆地的工业能力时，“领域”就具有了战略价值。于是，争夺“领域”的行为导致“帝国”时代的出现。
在一定意义上，所谓“帝国主义”就是试图通过直接“占领”、“统治”、“控制”而形成大规模统一市场的强权意图。在经济全球化具有越来越重要意义的19到20世纪，以“领域”控制为思维指向的陆权论与海权论就成为谋求“占领”、“统治”和“控制”的全球战略观和帝国思维。
以往的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在现实中，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难以一统全球，因此，要么战争，要么共存，而共存必须达到一定的“均势”。仅此一点，即在均势思维中，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逻辑同经济全球化逻辑具有了一定的契合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有“责任”维护世界秩序时，以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提出了由美国领导全球的均势“棋局”理论，即要使世界任何地区都不出现能够挑战美国的势力，因此，必须在欧洲、太平洋等各个地缘政治空间中形成各国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使得无论是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伊斯兰国家之间，均处于势均力敌状态，以保持美国可以控制的“均势”。
其实，不仅大国谋求均势，小国更需要在均势中谋生存。二次大战以来，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各类国家都必须在均势中生存。而战争的爆发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产生几乎都是失去均势的产物。可见，权力平衡，形成地缘政治格局的均势，是保持和平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更是经济全球化能够取得趋利避害后果的必要条件。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失去均势基础的全球化绝非人类之福。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迅速变化，经济中心东移，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缘板块崛起。不仅美国深感必须实现“再平衡”的迫切性，而且，实际上在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达成新的权力均势，以保证全球化趋势的良性延续，正成为世界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即如何实现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均衡、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平衡，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权力均势之间的有效契合？
经济全球化需要维持和平，也需要保持全球航道的通畅。同全球化利益一致的国家，主要是工业化的主导国家，它们自认为依据自己的实力实现全球势力的均衡是一种国际责任。但其他国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中未获利益或遭受损失，甚至沦为强国的殖民地或被其“控制”而处于政治不平等地位。有些国家因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被边缘化，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甚至被战乱所中断，长期处于“落后国家”、“失败国家”的境地。列强争斗甚至会使市场沦为战场，经济全球化扭曲为世界大战。因此，经济全球化能否取得积极效果，高度依赖于世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全球治理结构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制度选择。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经济全球化总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理想，但历史也确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自由市场和全球自由贸易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出现的。这是一种选择，而且也是强国强加于弱国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及其支持政策国际自由贸易，最符合工业化的主导国家的利益。经济全球化进程总是沿着同工业化主导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方向推进。并无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结构。正是经济全球化在现实中的利益偏向性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利益偏向性，决定了市场均衡理想与全球化现实之间必然会存在巨大的差距。
很容易理解，经济全球化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推进和实现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治理方式，规定了国际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以及处理纠纷的规则程序。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的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自然人国际迁移自由）等政策主张及制度安排。而在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因而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三、中国应以善治、活力与创新迎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
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以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的态势深度融入全球化格局之中，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面貌，并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化将在几十年时期内使全世界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一番，使全球工业化的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程。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在许多方面，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广度是罕见的。特别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出的开放承诺，连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一些专家都承认，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激进”的。可以说，中国是有史以来，在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人均）低收入状态时，开放速度最快、开放领域最广、开放政策最激进的一个大国。1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曾经高度封闭的中国市场在短时间内就转变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
在加速工业化时期，中国相当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所获得的一个直接益处是：广泛地获得了国际分工所提供的制造业发展机会。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分解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由于世界产业的分解，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传统产业有可能迅速地向中国转移。中国通过承接制造业的组装加工环节，形成了从沿海地区开始，并不断向内地延伸的众多加工区和产业集群区。产业分解是技术扩散和产业扩张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分解的过程中，不仅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而且，高技术产业中的一些加工环节也迅速地向中国转移。2实际上，在产业高度分解，分工极端细化的条件下，被统计为“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生产工艺同传统产业产品的生产工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中国工业很快进入广泛的国际分工体系。
1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并且在处于中国这样的发展水平时，实行像中国这样的全方位彻底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所实行的高度容忍和彻底开放的政策。
2高新技术产业更具有产业分解的这一特征。以计算机产业为例，1981年，IBM把关键的个人计算机部件资源让给微软和Intel，是信息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也是计算机产业走向分解的标志。从此以后，计算机产业迅速扩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计算机产业的生产分工体系。
巨大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而且各国经济尤其是产业体系高度绞合，国际分工合作冲破地理国界和政治国界，不仅经济行为普遍跨越国界，而且经济主体的组织形态跨越国籍，跨国公司以及跨国产业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产生了各种犬牙交错的“超国籍”现象，甚至按产（股）权、注册地、所在地、控制权等原则都难以明确定义其国籍归属。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经济国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的“混血”、“交织”、“转基因”现象正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因此，“经济规模”的国别绝对意义在改变，而其全球相对意义则越来越具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全球竞争主要表现为由各国企业构成的复杂“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不仅制造业竞争呈“产业链”状，而且国际金融业也呈产业链状。各国经济特别是各大国经济，包括对手国家经济之间，都处于相互交织的关联网中，“你死我活”的传统竞争格局演变为“俱荣俱损”的绞合状竞争格局，利益高度重合。甚至“消灭对手”同时也会使自己受损。这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奇特现象：即各不同经济体（国家、地区或企业）之间利益边界截然分明的状况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利益交织、相互依存格局。
很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列强争夺领土和霸权掌控全球的历史已不可能重现，没有国家尤其是负责任大国会设想获取“占领国”利益，即使是霸权主义的美国也不再谋求“占领”目标。崛起的中国更不可能走上列强和称霸的道路。共享共治天下，将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可行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理念和国家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方向。因此，主席代表中国宣称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真诚的表达，实际上也宣告了列强时代与霸权时代的终结。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国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试图以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的陈旧策略已经完全过时。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国际竞争将更加着眼于“民生体验”，即各国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全球性的文明竞争和国家竞争。各国将在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更具国际自由流动性的全球化体系中，进行深度竞争与合作，人民福利体验将以全球化为背景。制度的“合法性”将以国际比较下的民生增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为依据。通俗地说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将决定国际竞争的输赢。
在这样的时代，作为已经被视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国，最根本的作为就是：以善治示全球，以创新领潮流。奈斯比特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还属于轻量级水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国内发展的看法；而我们认为，中国对内将变得更中国化。”“当今中国的发展，首要考虑的都是国内因素。然而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却必须在全球关系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善治”，而不是武力和霸权。“善治”首先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最重要的是成为充满创新活力国度，从而体现出经济体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地位将取决于如何从曾经的“高增长引领世界经济”转变为未来的“善治与活力引领世界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以其长期研究成果表明，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活力的释放，而＂经济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具备高度的活力。”英美等国之所以曾经能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就是因为焕发出了极大的活力；同样，它们后来之所以表现为增长乏力，至今未能走出低迷之境，也是因为经济活力下降。新世纪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再次焕发经济活力，或者说，有哪些国家可以释放活力，实现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他指出，对于中国自１９７８年后实现的创纪录经济增长，“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他认为中国自己的认识和意图是正确的。按他的研究发现，中国30多年来还只是属于“活力较弱的经济体”，只是因其“灵活性”而不是高活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地位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
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超高速增长期的终结是一个大概率前景。2014年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和劳伦斯·萨默斯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中做出的明确结论：“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领域唯一的典型化事实。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要大幅放缓。印度，尤其是正在经历史无前例超高速增长的中国，已持续增长的时间是常见典型增长的3倍。我们预计，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阶段将会突然中止，增速回归全球均值。”具体预测为“中印10年或20年后经济增速为3%-4%。”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要走的艰难道路是：从躯体庞大的“中等生”成长为充满活力的“优等生”，即从人均收入处于世界平均值以下，提升为达到世界高水平，这需要有保持较高速增长的经济动力和活力。只有这样，中国才是一个可以使人“心服”的世界强国，才具有全球性说服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强大领导力的全球大国，进而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此之前，世界仍将处于由美国老大主导的“战后秩序”格局，没有国家可以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正如奈斯比特所论述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而中国能否改变世界，关键不在实力能否雄踞世界，而在观念能否征服人心。
四、新时代需要全球化均势发展的新理念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更多国家间实现更全面深入的“互联互通”是最基本的趋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其核心含义也首先是要实现更通畅的“互联互通”格局。“一带一路”构想涉及战后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几乎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四大板块（也有学者称之为“战略辖区”）均有密切关系：包括以美国及濒海欧洲国家为核心的海洋国家板块、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大陆国家板块、以复兴中的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陆海板块，以及将会崛起的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板块等。要在如此广泛和复杂的地缘空间中实现“互联互通”，牵动全球，关键在于中国必须以自己的言行告诉世界“要干什么？”世界才能回答中国“是否欢迎？”。
纵观世界历史，以陆权理论和海权理论为导向的国际“互联互通”历史，都曾发生过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因为，以往的“互联互通”主张都具有强国战略的意义，有实力的国家才会依据一定的战略观念，主张“互联互通”，其中往往具有“帝国”野心。而面对这样的“互联互通”，弱国则倾向于封闭和保守，除非可以确保安全，否则宁可不要门户开放，不要自由贸易，不要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不欢迎“互联互通”。总之，“互联互通”与各国的安全意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仅仅基于经济上“互利互惠”，生意再大，“油水”再多，也不足以形成“互联互通”的观念实力。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如果没有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念基础，不能实现各国间的“观念互通”，各国处于“不放心”状态，实践中的“互联互通”将会障碍重重。
传统均势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其静态性。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固有的均势格局总是被新的力量所动摇，因此，需要“再平衡”。而再平衡的方向是回到或固守过去的均势，还是寻求新的均势？往往成为国际冲突尤其是大国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可持续的均势必须是包容发展的动态均势。也就是必须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逻辑的“经济全球化”理念中，注入“均势发展”的新含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条件将经济全球化理念升华为“全球化均势发展”和“全球化包容发展”的理念，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互通观念。这既不跟主流的经济全球化理念相冲突，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不主张“另起炉灶”，不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但又可以克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导致全球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平等，长期未能解决“南北差距”和“中心-外围”不公平等问题。“全球化均势发展”强调要使全球化惠及更广阔的区域和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滞后国家。总之，升华“全球化”观念，注入发展意识和包容性意识，可以使“全球化均势发展”或“全球化包容发展”理念成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以致更多国家都能接受的互通观念。
五、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处于相互渗透、绞合和混血的状态，虽然矛盾难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利益边界扩展至全球的世界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同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所以，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深度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世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相互交叉重合，在客观上向着“利益共同体”的方向演变，有可能成为比以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和平（较少依赖军事霸权）的竞争和融通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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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碚：《大国筋骨——中国工业化65年历程与思考》，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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