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门口
庆胜大队一共有四个生产队，我家的户口落在第一生产队。每年双枪劳动都在第一生产队，而庆胜一队社员集中的地方就是这个被约定俗成的“大墙门口”。
“大墙门”其实是一间穿堂的厢房，不过厢房比较大，比朝南的正屋还要宽敞。
这个“大墙门”倒是有一点来历。听队长黄兴富说过这个故事，后来经过黄泉龙的加工变得更加动人了。
那还是在乾隆年间，野岙有一个跟着他的父亲“豆腐太公”搬到这个村里的黄姓秀才，天天挑灯夜读，悬梁刺股一心想成就功名，一直读到八十多岁，头发花白可就是进不了举人。
乾隆五十八年，他又去杭州赶考，谁知再一次名落孙山。傍晚，他百无聊赖地行走在西湖的白堤上，冷风吹得他缩着头颈，恰巧看见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老者卷缩着身子躺在湖边的石凳上。他想，也许这个人躺着会冻病的，再说马上就要落夜了，于是就走过去把自己的老旧棉袄盖在老者身上。
第二天，老者醒来发现身上一件棉袄盖着，便向四处寻找送棉袄的人，已经找不到了。但老者发现棉衣口袋里有一份类似现代准考证一类的文书，便知道该人是定海盐仓庄野岙黄家人。
大约半月有余，黄姓秀才几乎忘却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县官老爷吹吹打打到他家寒舍，送来了乾隆皇帝亲赐的“翰林”牌匾。
黄秀才接过横匾才知道那件棉袄盖的老者是乾隆皇帝，因下江南时与小厮失散而走累躺在石凳上了，回京以后得知黄秀才年纪已过当官年龄，就亲自给黄秀才赐予“翰林”称号，赐俸养老。
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黄翰林，从此名声大振，也许是等级关系，他的年俸不低，家里也很快富裕起来。于是他在雅岙这个地方盖了两进朝南的四合院作为子孙住宅。但黄秀才深知自己是无功受禄，不敢张扬，大门也不敢开在南面正门而开在朝东的最南边一间作为墙门，于是东侧门便成了“大墙门”。
南面筑了一道围墙，翰林旗杆的两个石座摆放南面围墙外面，逢年过节旗杆上高高飘扬着象征皇权的翰林大旗。
当然“翰林太公”的这个故事只是众多传说中的一个版本，关于“翰林太公”的传说很多，黄泉龙说：“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应该以定海县志里面记载的说法为准。”
至于《定海县志》怎么说，在那个年代谁会去关心它呢？因为你需要歌颂的是“红色”的革命文化，而不是“灰色”的传统文化。加上当时正在“革”这些传统文化的“命”，连黄泉龙自己也觉得这些事情不能多说，要说也是“批判”地说。
至于我，根本不关心这些“歪门邪说”，当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房子，也就是这座所谓的“翰林府第”又叫“上下堂前”，而这座象征皇权的“四旧产物”怎么这么破旧了？
（干施岙五匠馆，可与雅岙翰林府第有得一比）
后来才知道，舟山解放以后该住宅分给了贫下中农，其实都是黄姓子孙。公社化以后这里成了庆胜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出工集中的场所，更是生产队长派工派活发号施令的集结地。
天气又热了起来，天越热早稻熟得越快，今年的双抢农忙又要开始了，我又一次走向一队社员的集聚地——大墙门口。
不少社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有的半折着凉帽使劲地为自己的脸上扇着风，有的迎着风口贪婪地享受着午间的片刻，有的干脆躺在石凳上盖着凉帽在那里做梦。
那些年我还没有正式参加生产队劳动，因为“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城里人正在武斗，两派还打的不可开交。但是农民却是“脚娘肚当米缸”不干活就活不了，所以爸妈还是要我们兄弟俩到第一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
虽然每天有好几次要到“大墙门口”去集中，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奇，也许是队长还没到不用我读毛主席语录，我对这个“翰林府第”感起兴趣来。
我蹒跚地走进大墙门，只见一个挺大的院子，这种院子我们舟山话一般都叫它“道地”，道地里铺满了大石板，有几块石板已经碎了，有几块石板干脆竖起来靠在南面的围墙上，整个院子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
因为南面是围墙，不能被称作“四合院”，就叫“三合院”吧，整个三合院杂七杂八地住着好几户人家，据说住的都是贫下中农，像房子的传人如富农“大糊足球”之类的早已被逼到一个厍头的角落里蜗居着。
东西北三面的房子都有挑檐，应该说北面的房子算是正方，中间一间归众人使用，堆满了竹篾编的各种农具。挑檐下面的石板比道地高出一个台阶，下雨天人从外面进来可以不被雨淋，而且还可以通过厍头里的走廊通向“上堂前”。
我信步经过几个台阶走到“上堂前”，发现上堂前和下堂前的格局几乎没有大的区别，也是东西北三面是房子，也是一个石板铺就的道地，也是杂七杂八地住着好几户人家。
我在上堂前的屋檐下转了一圈，突然发现有好几根柱子生满了蛀虫，小虫子从这个树洞爬到那个树洞，好像也在为生计忙碌。
我在想，这房子看来需要修了，很多柱子已经被虫蛀空了。几根塌了的横条已经被主人换成新的松树横条。
生产队会计黄厚利走出房门，看到我没事闲看，便对我说：“这房子要倒了，估计没有几年可以住了，可修房子的钱去那里找啊！”
我问：“厚利伯，这房子为什么用的都是松树啊？”
“是啊，上代太公比较低调，不愿意把府第造得太好，只能用松树做建筑材料便宜一点。”厚利伯不无惋惜地回答着。
“这房子怎么这么破旧，大概有一百年了吧？”我问道。
厚利伯看我这么认真便对我说：“不止啊，我粗算算这房子建成到现在大约已经170多年的历史了。”
“哦，看来造房子的人也不容易啊！”我感叹着。
“呿呿——”一阵哨子的声音，肯定让我们去大墙门口集合了。
（当时的大墙门口比这个还破旧）
我跟着厚利伯匆匆赶到大墙门口，社员们已经坐在两边石凳上扯淡，刚才盖着帽子躺在石凳上的都被哨子叫了起来。
刚吹过哨子的队长王兴富躬着背过来了，坐在石凳上，说：“唉，今年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
“是啊，你说哪一年双抢时天气不热呀？”黄厚利一边用凉帽扇着风，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了两支“大红鹰”，一支递给说话的队长。
王兴富接过香烟，点起火柴先让黄老伯点着，然后自己点着“大红鹰”贪婪地吸了起来，突然叫了起来：“胜利，胜利！”
“哎，我在这儿呢！”我应了一声，走到队长跟前。
“你把今天的报纸给大家念几段，否则又要被大队点名批评我们第一生产队不讲政治了。”王队长说完，便腾云驾雾，眯着眼睛想着下午的农活应该怎么安排。
我开始读报，其实这也是摆摆样子，叫做“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旁边的社员有谁在听我读的大道理呢。
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讲政治的年代，哪个队不学习政治就要受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批评。
生产队里确实没有读书人，最多像忠良、世忠等都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就参加农业劳动了，因为为了有饭吃，为了给大人分担一小部分责任。所以像我那样年纪读过初中的人一个都没有，只能由我来承担这项任务了。
今天的学习资料还是中央文件，主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坚决打倒以叛徒、内奸、工贼某某人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云。
读到一半，跟我年龄相仿还比较要好的黄世忠插话了：“你读的这些对我们有关系吗？能帮助我们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
这一说，一下子打断了我那标准的舟山话，不知所措。
这时，队长王兴富说：“这个小歪郎，不好好听还打岔！”
其实我也不想读下去了，心里想：“中央文件是重要的，但对于生产队劳动的社员又有什么用呢？”
可想是这么想，读还是继续读。只不过很多地方被我“省略”，没多久，就被我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时，社员们陆陆续续地已经集中得差不多了，王队长安排了两个人去耕地，两个人去抽水，还有几个年纪稍微大一点而且经验丰富的社员去整理耕耙得差不多的水田，整理完后还要拉绳为下午插秧做准备。而大多数社员中午还要割稻、打稻，等下午吃过点心饭以后再去插秧种田。
“走了！”队长喊了一声，看见还有个社员躺在石凳上不动弹，便过去拿开盖着的凉帽，“哦，看来这个后生正在做梦找对象呢，大家来看看，他笑得嘴角都流下口水了！”
我也过去一看，还真是在做好梦。
王队长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上工了！”
只见那个社员猛地起身，擦着嘴角的口水，看着大家都在笑，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