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追忆】
5月28日上午8时15分，先师章开沅先生在武汉与世长辞，享年95岁。从此，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我们则失去了敬爱的导师和学术生涯的领路人。一代大师陨落，无疑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尽管也曾一度出任校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以学术为志业，始终是先生毕生的追求，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标。本文即主要围绕先师的学术道路及其治史风格，略作概述与追忆，以表达无限的哀思与敬意。
章开沅先生在其九十华诞之际曾回忆说：“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整整65年，但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终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然。”
先生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安徽芜湖。童年时期，在动荡的时局中，曾随父母迁居多地。少年时期，先生酷爱文学，勤于写作，一度想成为文学家。抗战时期，逃难四川，就读于江津国立九中，后来学过会计，当过船工，做过抄写员，还投笔从戎，加入了青年远征军，历经生活磨难，深知民生艰辛。1946年9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但用先生的话讲，“专业思想并不牢固”，志愿是当一名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1948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他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先是在范文澜任校长的中原大学进修，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任教，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如先生所说，“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史学的研究兴趣”。
初入史坛的章开沅先生，主要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兴趣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结缘，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54年秋，民主德国的贝喜发博士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年轻的章开沅参与了接待工作。他回忆说，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成为他投身研究辛亥革命的最初动因，“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为情。”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规模空前，老革命家吴玉章以及范文澜等史学名家悉数到会。先生不仅参与了会议前期筹备工作，而且提交了两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受到与会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由此更加坚定了他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决心。
武昌会后，章开沅先生将研究视野从辛亥革命扩展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研究，并以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作为研究的突破口。1962至1964年间，先生不仅亲赴南通实地调研，而且收集了大量张謇的未刊函电、手稿，以此为基础，写出40余万字的张謇传记的初稿，后应出版社要求压缩至20余万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当时并没能出版，但却由此奠定了先生从事张謇研究的扎实基础。
如果说，早期的研究还只是雏鹰初啼、牛刀小试，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写作和出版，则标志着章开沅先生学术生涯的成熟。1976年春夏之交，“文革”尚未最终结束，先生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应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之邀，毅然与林增平先生联袂组织两湖和川、黔、豫部分学者共同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编写组通力合作，夜以继日地投入编写，经过近四年的努力，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这部书至今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
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春风，使章开沅先生等优秀学者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如地下泉水般喷涌而出，先生认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先生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论文。由此奠定了先生辛亥革命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的权威地位。从1979年秋天开始，章开沅先生应邀到美国11所著名大学访问，随后又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三所大学研究和任教三年以上，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同时，将其学术研究重点扩展到早期现代化史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曾谦虚地说，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虽是自谦之词，但说明他非常看重这两大领域研究对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重要意义。他历来主张，“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当然，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这两个方面。诚如有的学者所归纳，他的史学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大体涉及辛亥革命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包括张謇研究、商会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等六个方面。此外，章开沅先生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和精辟见解，在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不愧为当代中国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名家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学者之一。
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治史风格。
“求实存真”，实事求是。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章开沅先生从不讳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精华就是实事求是。他曾说：“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求真，务实，说真话，说实话，办实事，是先生一辈子的追求，也是他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他的书斋就命名为“实斋”；他最推崇的名言，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强调，既然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治史之人，必须以“超出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体现了一位当代史学家的铮铮风骨。
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章开沅先生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深刻的学术洞察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进取。或许是少年时期曾饱经忧患使然，他天生有一种冒险问难、探求新知的革命性格，“从不满足于轻车熟路，经常喜欢在荆莽崎岖的山野作新的追求”。先生这种性格与志向，表现在治学上，便是一种豁达与开放的学术风格，从不囿于某一固有领域，也从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不断扩展学术空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引领新的学术潮流。从辛亥革命史、张謇研究到商会史、现代化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研究，每涉足一个新领域，他都会带领弟子们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学术天地，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影响所及，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贵在通识”，淹贯赅博。先生治学，既基于实证，重视史料，又不满足于饾饤琐碎之学，而是力主实证与理论的结合，学术与思想的贯通，认为史学研究“贵在通识”，“通识首先需要理论素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需要正确的方法论”。他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上下延伸的“纵通”，也讲空间跨越的“横通”，还讲中外古今的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握，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就“纵通”而言，先生力主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如率先提出研究辛亥革命要有“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大史学观，给人以极大启发。在“横通”方面，先生提倡要多做区域性、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从空间上拓展历史视野，而且主张历史学科要与其他学科横向沟通、相互渗透，努力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
“关心社会”，融通古今。章开沅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坐守书斋的学究，而是一位充满活力和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历史学家。“参与史学”是他晚年经常讲的话题，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历史学家要具有一种关心社会、参与现实的强烈意识，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书写历史，还应融入历史，创造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历史学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史学成果来参与现实，“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将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钻进故纸堆中出不来，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参与的史学只有在史学的参与中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章开沅先生能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名师、巨匠，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史风格，除上面提到的历经生活磨难、具有博大胸怀和开拓创新精神等要素外，与其终身致力于学，不断吸取新知、不断自我完善，亦不无关系。“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自从金陵大学辍学后，先生即转以社会为师，在历史教学与研究实践中，刻苦自学，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与学术水平，同时虚心向前辈和同辈师友请益，淘金掘铜，熔为一炉。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生也并不排斥西方史学理论，而是主张在“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历史思维。先生治学，又素以刻苦著称，通常是清晨五点即起床，利用清晨安静时光读书写作，并养成习惯，坚持终身。2015年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弟子们为他所编辑的个人文集，长达11卷，共计460多万字，这乃是他一生刻苦治学生涯的结晶。
尽管最终没能看到自己亲笔所写、长达近50万言的自传出版，留下些许遗憾，但最使先生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多年努力，他在海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弟子，有的已成为所在领域新一代领军人物，从而使其学术事业能够得以传承。或许，这是一生淡泊的他所留下的一笔最宝贵的遗产吧！回顾自己的人生，开沅师曾动情地写道：“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那位曾饱经沧桑、指挥若定的老船长最终离我们而去了，但史学的远航并未终止，他的学术事业仍在延续，他的精神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作者：马敏，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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