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高祖刘邦,生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 256),死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古沛郡丰邑人,字季,有的说小名刘季。他在兄弟4人中排行第三。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因为被项羽立为汉王,所以在战胜项羽建国时,国号定为“汉”,因为定都长安,为了和后来刘秀建都洛阳的“汉”区别,历史上称为“西汉”。
刘邦出身寒微,却成就了汉代400年帝业,使中国封建社会登上第一个高峰。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刘邦身世如何?他是原配父母所生,还是出于婚外情的“产物”呢?
关于刘邦的身世及其母怀上刘邦的经过《史记》和《汉书》里均有类似记载,大致意思是说，刘母生刘邦前,曾在大泽的堤岸上休息小睡,正好碰上雷鸣电闪,天色阴暗,刘父前来巡视,却见一只蛟龙卧在妻子身上,不久刘母怀孕,生下了刘邦。
用常规眼光看,这个记载只能是神话传说而已,绝非史实。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大凡开国皇帝的诞生,总会被后人编排出一些非凡的神奇故事来,以凸显皇帝出身高贵、皇权天授的命题。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刘邦其实是非婚生子,是在大家庭歧视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正因如此他才形成了与众兄弟迥然不同的豁达性格和反抗精神,较早走向社会,并进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统观《史记》,里面确实有一些关于部族先祖出生的神话,如记载段的先祖契的母亲是吞食鸟卵而生等等,但他们都生活在远古蒙昧时代,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下将其出生神化,是可以理解的。
而刘邦则不同,他生活的年月早已进人配偶制的文明时代,这时的文人如要神化皇帝的出生,是不会在文字中留下直接的非婚生育的痕迹的。
司马迁的描述则与众不同,他采取婉转的叙述手法,曲折地表现了这样的场景:雷雨交加的野外,刘母与一避雨的过路人逢场作戏怀上了刘邦。这情景又恰巧被丈夫看在眼里。在这里,司马迁一面“神化”皇帝,一面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史笔原则。假如司马迁纯粹出于神化皇帝出生的需要,那就不会如此赤裸裸的记载刘母与“蛟龙”(他人)发生婚外性关系的真实情景了。
看来,“蛟龙”确实另有其人。
《史记》讲刘邦生得仪表非凡,却不讨其父亲太公的喜欢,常被指责为“亡(无)赖”,不能“治产业”。“及壮”,也就是到了30岁,才与好友一起“学书”,“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他的成长过程也是与诸兄弟截然不同,显示出他从小在家里是备受歧视的。太公亲眼见到妻子有外遇,这不愉快的情绪自然会发泄到刘邦身上。
在这个大家庭中,连刘邦的嫂子也厌恶这个小叔。《史记·楚元王世家》里便有这样的记载,刘邦微贱的时候,曾为躲避难事,带宾客到大嫂家吃饭。“嫂厌叔”,客人来时,嫂于就假装羹汤已吃完,用勺了刮锅,宾客离去后,刘邦却见锅里有羹汤,“高祖由此怨其嫂”。直到当了皇帝,兄长的儿子“独水得封”,太公出而说情,只封了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羹颉侯”。因为“羹颉’并非县邑名,而是暗含当年长嫂佯为羹尽那件往事。
正由于刘邦年轻时在家中得不到温暖,这才促使他投身社会,广交朋友,成为“仁而爱人,喜施,患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而有远大抱负的人。这些与他后来成就帝业有着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农民出身的刘邦当上皇帝后,其卑微的出身使当时许多封建贵族难以接受,刘邦的部下及其后代也需要神化刘邦,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或低级官吏,一步登天之后,也需要有维护其统治的舆论为之张目。
《史记》那样描述刘母怀孕的情景,正是顺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司马迁来说,他与当时的儒士们一样,要服务于皇权,积极参与对刘氏家族的造神运动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史记》对刘邦出生的记载应是神话,这在古代史书中并不鲜见,对此应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细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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