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民国，中国东北出现数量巨大的乞丐人群，也建立了类似丐帮的组织。
提起丐帮，人们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武侠小说里洪七公、乔峰之类的人物，但真实的丐帮没有降龙十八掌，和忠义也没有必然联系。
一、当官的帮主乞丐的产生历史很长，最早记载见之于《左传》，当乞讨的人多了，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
早在宋代《东京梦华录》描写生活习惯和服饰的民俗内容曾这样记载：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
虽然语焉不详，似乎表明宋代的乞丐已经有管理者，丐帮大概就是宋代产生的吧。
明代小说兴起后，丐帮的形象才越来越接近当下世人的印象：成员很多，帮主讲义气有地位，生活体面甚至不像一个乞丐。
但小说毕竟是艺术加工的结果，可能与现实差异很大，比如丐帮弟子遍天下，却未必是天下第一大帮。
清朝以来，得益于土豆、红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刺激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但生产力发展一直处在低水平。
这种低水平的发展，导致大部分人只能生活在温饱线上，有点社会变动就会出现大量破产农民，进而沦为乞丐。
中国古代有记载的大型自然灾害，大概每8个月1次。清朝末年水旱蝗灾频发，战争赔款加剧经济凋敝，人口又这么多，大街上的乞丐数量创下历史巅峰。
乞丐恐怕是中国当时排在农民之后的第二大群体吧，但这种情况下丐帮的规模依然有限。
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机构能组织起古代中国数十上百万的乞丐，那为啥还上街要饭，学朱元璋改朝换代不好吗？
因为对人民被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惧怕，封建时代是不可能有武侠小说中的天下第一帮。
真正的丐帮，只能覆盖一个县的乞丐，遇见一个官府小吏，大部分乞丐都吓得腿软。
成组织的乞丐确实给封建王朝造成很大困扰，比如逢年过节时，乞丐成群结队游街，见商家开门就上前强行索要钱财，其实也就是收“保护费”。
商家给了钱，乞丐会在商家门上贴张纸，意思是这个商家比较配合已经给过钱了，丐帮兄弟们就不要再打扰了，如果商家不愿掏钱，乞丐就会天天上门打扰生意。
当年的官府也没法管这种事，乞丐太多根本抓不过来，如果哪个乞丐被抓进监狱，不仅不怕反倒高兴得很，毕竟牢里有饭吃有房住，虽然条件恶劣，但上街讨饭也好不到哪里去。
为啥丐帮帮主走到哪里都要被人高看一眼？不是因为他多么行侠仗义，实在是无耻小人惹不起啊，动辄一群乞丐堵门讨钱，就问你怕不怕？
官府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乞丐数量，所以丐帮与官府、普通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
乞丐们做事不敢太过火，为了能长久地安全乞讨而不被官府打击，十分注意搞好和官府的关系。
乞丐们不会把商家们逼得太狠，收来的“保护费”也不会独吞，而是会拿出五分之一贿赂官员。
在这样的畸形关系下，一个县的乞丐会产生一个乞丐头子、也就是丐帮帮主，被官府委任成小官负责管理全县的乞丐。
每年官府还会给丐帮一点资助，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近代的丐帮，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组织，很多时候是一个接受政府拨款、由政府管理的NGO组织。
二、腐败的帮主当上丐帮帮主，对自己人没义气、对人民群众没侠气，反倒跟朝廷打得火热，当时黑龙江的丐帮帮主就是其中典型。
清末民初的时候，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当乞丐也得会疏通关系。为了当乞丐帮主，一个叫张祥的人给官员一点钱，当上了黑龙江双城府的乞丐头目。
当年的乞丐和现在专门骗取人们同情心的职业骗子乞丐不同，当年的乞丐是真的靠乞讨度日，但当上乞丐头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清朝末年，有一些心善的富人和有责任心的官员，有心治理乞丐问题，他们的一些做法是确实值得称道。
最简单最笨的方法，是向乞丐施舍粥饭，保证乞丐温饱不至于饿死街头，财力好一点的建议设立“乞丐处”收留乞丐，让乞丐有个遮风挡雨和过冬的地方。
思想进步一些地提出建立乞丐工厂，教授乞丐生活技能，让他们能养活自己，还有些嫉恶如仇的，设立“警惰院”惩戒、教育乞丐，也是让乞丐最终能自食其力。
眼光长远的建议设立公益学校，招收年幼乞丐学生，让乞丐靠知识改变命运。
建学校、工厂之类的举动受限于财政不可能搞多少，最多的做法还是建立“乞丐处”和发放救济物资，而丐帮帮主，就是负责分配乞丐住处、发放救济物资的人。
张祥这样的丐帮帮主可不会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官府送来的旧衣服，张祥会先挑出品相最好地留给自己，次好一点地拿到市场上卖掉或者送到当铺当掉，得到的钱也进入他自己腰包。
普通乞丐得到的衣服都是最差的衣服，就这还不够分，张祥每月还会按照乞丐人头数去官府领食物，和衣服一样，他会截留和倒卖大部分。
住在乞丐处的乞丐吃不饱穿不暖的同时，还要受冻，东北那么冷，官府会拨给乞丐处一些燃料，张祥毫无意外地贪墨不少。
黑龙江的冬天可是能冻死人的，在张祥的操作下，很多乞丐住处很冷，哪怕靠“抖”取暖也因为腹中缺食而做不到。
慈善人士和官府的想法原本是乞丐有了吃穿住就不会上街、商贾富户不用担心被打搅，可最终只是让丐帮帮主过上了好日子。
当时一些丐帮帮主，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有达官显贵过来捧场。
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每年都会有很多乞丐冻饿而死。
虽然清末民初乞丐命运悲惨的根本原因是官府腐败和外来侵略，但张祥这样的丐帮帮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祥死后，得益于他从乞丐们身上搜刮来的钱财，他的儿子过上了中产生活，所以继承张祥帮主职位的人是他的干儿子关福吉而非亲儿子。
关福吉比张祥还要心狠手辣，张祥多少还会给乞丐留一点财物，而关福吉几乎就是敲骨吸髓吃干抹净。
乞丐不仅分到的救济物资很少，就是自己上街讨来的剩饭菜，关福吉也要把肉和丸子挑走。
这么对待乞丐，乞丐们也不敢有太多怨言，因为作为帮主，关福吉的背后有官府撑腰；而对于官府来说，它也有要仰仗关福吉的地方。
三、拼命的帮主丐帮帮主贪污，殊不知官员们也敢把黑手伸向叫花子们的救命钱。
据清代马俊良《说郛》记载，每当发生灾害时，老百姓尚且要脸面，生活但凡好一点都不会去领救济粮，可总督竟然要吃救济粮。
张祥关福吉所在的黑龙江就发生过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倪嗣冲贪污救济款的案件，案发后追缴赃款达两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仅贪污需要丐帮帮主配合，管理地方也需要丐帮帮主出力，大街上的乞丐多了，官员们也会头疼治安和经济，而丐帮正可以在为官员分忧。
乞丐也是有行业规范和从业规定的，要上街行乞，首先得向帮主或者老乞丐拜师，得到丐帮的允许才有资格乞讨。
别看乞丐都在街上乞食，但在哪里行乞、怎么行乞有着严格规矩，由于乞丐师徒相传，所以形成了独特的门派，乞讨时可能有鲜明的特征。
维护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也是帮主的工作之一。
比如来源奇特的李家门，统一标志为肩上扛一个布褡子，据说因为祖师爷救了宋仁宗的母亲，他们出来乞讨是“奉旨乞讨”。
李家门乞丐一进村，须将褡子从肩头拿下挎放胳膊上，算是“牵马”；进了人家门口要把褡子放下，算是“拴马”，然后再说好话乞要东西。
比如历史悠久的伍家门，效仿伍子胥当年在大街上吹箫行乞，这一派的乞丐大都会演奏音乐。
比如源自后唐的高家门，没有伍家门的乐器才华，但会唱歌，他们手里会敲敲打打某种器物，边唱歌边乞讨。
规定了行乞方式，帮主还负责分配好乞丐每天“上班”的地方，严禁跨越自己的地盘抢生意。
如果有其他县的乞丐进入自己的地盘，帮主立刻化身黑社会老大，带领一群乞丐和别的丐帮打架争地盘。
因为丐帮的存在，外地乞丐流入的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本地乞丐的增长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丐帮内部规矩森严，上级对下级、帮主对所有乞丐有绝对的权威，如果乞丐不按规矩“营业”或者不给帮主好处，就会受到打骂，或者被取消从业资格。
和小说中一样，丐帮帮主手中确实有打狗棒，是帮主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但严格来说这东西不仅是权杖和武器，而是一种刑具。
当有乞丐违反规矩的时候，帮主可以用打狗棒打他，哪怕打死都没关系。
关福吉对乞丐们压榨太狠，有的商户虽然给丐帮交了“保护费”，衣食无着的普通乞丐们不得不登门行乞，这时候商户们就会找关福吉出面。
关福吉就带着人过来追打“犯错”的乞丐、用打狗棒行刑，也不知道他到底造下多少杀孽。
关福吉的治下乞丐死了不少，又维护了商户正常营业，所以官员们都很喜欢这幅白手套，哪怕他作恶多端。
四、倒霉的帮主1924年，关福吉病死，令人想不到的是接替担任丐帮帮主的是张祥的孙子张兴邦。
当年张祥捞了不少钱财后，就让儿子脱离乞丐这一行，但不幸的是遇上一个败家子孙子。
物质上的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困更致命，能让一个人永远无法逃离悲剧的命运。
张祥会捞钱，但不会教育后代，张兴邦从小就不学无术、品行顽劣，成年后不仅好吃懒做，还染上了鸦片烟瘾。
张兴邦让自己的家族财产直线下跌，眼瞅着用不了几年家族就要重返赤贫，他想到了像爷爷那样去当丐帮帮主。
凭借张祥的关系，张兴邦掏了点钱，在关福吉死后顺利当上了帮主。
原本当帮主就动机不纯的他一上任就暴露凶残本性，对普通乞丐的严酷跟关福吉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收保护费是丐帮重要的收入来源，张兴邦根本不会对商铺手下留情，一时间民怨载道，这丐帮，就是一个为害乡里的黑恶势力啊。
当了帮主没几年，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对于治理乞丐乱象，日本人没兴趣、伪满洲国没动力。
伪满虽然延续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救助乞丐的做法，但对于改变乞丐命运毫无建树，更加倚仗丐帮帮主管理乞丐，张兴邦因此更加放飞自我。
因为有烟瘾，张兴邦的花费比张祥和关福吉都要高很多，所以他虽然捞了不少油水但也没攒下多少钱，为了创收他想到了做“格布”生意。
格布指的是碎布片和旧布，有的人会搜集格布制作鞋底、抹布或者拖布，技术要求不高，成本也低。
然后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乞丐也开始“不务正业”了，除了上街要钱讨饭，还要格布。
吃完饭后乞丐也不躺在路边晒太阳，而是制作鞋底、抹布和拖布，当然，充当原材料的格布不仅仅是乞讨来的，还有一些原本是官府给乞丐的救济衣物。
张兴邦几乎做的就是无本买卖，出售格布制成品的钱几乎都落入他的口袋，他为此大赚一笔，在县城外买下三百多亩土地。
乞丐本来日子就苦，现在还要给张兴邦当免费劳动力，其中苦楚更难以言说了。
1945年，缺席的正义迟迟来到，这一年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派部队进入东北，开始整治民间乱象，张兴邦这种作恶多端的丐帮帮主，很快被列为打击的对象。
被张兴邦欺压过的人知道他是坏人，但当年媒体不发达、人民大多是文盲，很多人只知道张兴邦富贵有本事、是个人物，三观不全的小孩子还会崇拜他。
为了惩前毖后和除恶务尽，在党的基层组织鼓励下，县城的商户和乞丐、经常进城的农民都站出来控诉张兴邦的罪恶。
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张兴邦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绝望之下拿出大烟，吞食鸦片自杀，了却罪恶一生。
五、不再有帮主人民政权之所以冠以人民二字，是因为他要为最广大人民谋取利益，仅仅打击一个张兴邦、解散一个丐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乞丐太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大城市陆续解放，系统解决乞丐问题被各地政府提上日程。
虽然各地方式方法的细节会有差别，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收容、教育、就业。
由于共产党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清末民初慈善人士曾设想而不得落实的一些措施终于成为现实，
原有的丐帮、乞丐处被解散和拆除，一大批救济院、安老所、育幼所、妇女教养所被建立起来。
救济院大部分收容的是青壮年，安老所收容的是老弱残废，育幼所是8-15岁的儿童教育设施，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女乞丐。
由于党组织严明的纪律，救济物资被严格按需分配，乞丐不用担心被官员和帮主克扣衣食，不再需要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乞讨。
对乞丐的教育内容分为两部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乞丐在不同收容机构接受技能培训和知识培训，使他们具备生活技能。
有的乞丐其实本身就具备才能，只是没用到好地方。
比如乞丐中的索家门一派，除了沿街乞讨还靠卖艺乞讨，他们的形象基本是近现代武侠小说中丐帮形象的主要来源。
相比技能培训，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改造，长期的甚至世代的乞讨生活，使得乞丐陷入深深的思想贫困，与其说他们是乞丐，不如说是无耻的流氓。
负责收容管教的干部天天给乞丐们讲政策、谈人生，带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灌输劳动光荣的观念。
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则是诉苦，干部们把乞丐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诉说在旧社会遭遇了什么苦难，再看看新中国的新面貌，乞丐们受到很大思想冲击。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造，大部分乞丐洗心革面，对于有家的，管教干部把他们送回原籍，由原籍政府管理；有技能的和没有家的，帮忙安排就业和寻找生计。
在大城市收容教育乞丐的同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开启了土地改革，几年后又开启了“三大改造”。
这让大部分的农民、工人都有了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从根本上解决了产生乞丐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困扰近代中国的乞丐问题解决了，丐帮帮主，不管是小说中的还是清末民初的那种，都不再会出现了。
参考文献：1、《晚清救助贫民慈善思想刍议》；刘惠敏；《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
2、《历史上真实的丐帮》；潘东；《国学》2012年08期
3、《丐帮与丐——一个社会史的考察》；钟年，张宗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成功治理乞丐问题历程及经验追溯》；张凤霞，马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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