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得知侗族稳定的民族自称和他称始于宋代原因在于宋以前，侗族分布区属于所谓的羁縻州郡地带，当时的侗族未能形成较大的地方政治势力，没有能力与中央王朝发生直接的朝贡关系，因而很少被中央王朝委任为各级羁縻州郡长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王朝对侗族知之甚少，当然也就不可能进一步知道分布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了进入宋代以后，羁縻制度并无大的改观，因而对侗族的了解所知仍然不多，但自章惇强行开辟梅山洞后，西南各民族才引起了宋廷的关注，才注意到侗族的存在，并将其称之为“仡伶”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记载：“辰(治所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包括今湖南淑浦、辰溪、沪溪、吉首、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今湖北来凤、咸丰；贵州铜仁等地)、沅(治所在今湖南省芷江县，包括湖南黔阳、怀化、麻阳、新晃，贵州玉屏、岑巩等县地)、靖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靖州县，包括湖南会同、绥宁、通道和贵州天柱、锦屏、黎平等县地)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诸蛮惟仡伶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其中，“仡伶”、“仡榄”指的都是侗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名称不是直接按音译侗语而来，而是采用反切音译法去译写侗族的自称相关的记载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答代》中都有所提及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论著仅仅泛泛介绍侗族文化状况，对侗族内部的支系分野，在当时几乎是一无所知，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侗族的基本历史?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侗族的基本历史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得知侗族稳定的民族自称和他称始于宋代。原因在于宋以前，侗族分布区属于所谓的羁縻州郡地带，当时的侗族未能形成较大的地方政治势力，没有能力与中央王朝发生直接的朝贡关系，因而很少被中央王朝委任为各级羁縻州郡长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王朝对侗族知之甚少，当然也就不可能进一步知道分布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了。进入宋代以后，羁縻制度并无大的改观，因而对侗族的了解所知仍然不多，但自章惇强行开辟梅山洞后，西南各民族才引起了宋廷的关注，才注意到侗族的存在，并将其称之为“仡伶”。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记载：“辰(治所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包括今湖南淑浦、辰溪、沪溪、吉首、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今湖北来凤、咸丰；贵州铜仁等地)、沅(治所在今湖南省芷江县，包括湖南黔阳、怀化、麻阳、新晃，贵州玉屏、岑巩等县地)、靖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靖州县，包括湖南会同、绥宁、通道和贵州天柱、锦屏、黎平等县地)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诸蛮惟仡伶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其中，“仡伶”、“仡榄”指的都是侗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名称不是直接按音译侗语而来，而是采用反切音译法去译写侗族的自称。相关的记载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答代》中都有所提及。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论著仅仅泛泛介绍侗族文化状况，对侗族内部的支系分野，在当时几乎是一无所知。
此外，10世纪的宋代对西南各民族的统治采取了一套划界自守，减少与西南各族朝贡往来的闭关政策，但对侗族例外。宋廷为了捍卫边疆，尽力把归顺宋廷的侗族编入溪洞，让他们替宋廷戍边守土。同时又招募侗族青壮年为“洞（峒）丁”编入宋廷军队中的“藩军”。对应招的“洞（峒）丁”免除其他一切租赋徭役，也不征伐他们到外地执勤，让他们安心在本土本乡服兵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朝文人逐步定型将包括侗族在内的边境各民族泛称为“溪洞诸蛮”，并进而将侗族称作“洞（峒）人”或“洞（峒）丁”。“洞（峒）”自此逐步成为汉文典籍中对侗族的定型他称。
元朝统一全国后，元蒙统治者从民族偏见出发，将南方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一律泛称作“蛮”，把汉族称为“南蛮子”或“南蛮”，将苗族称作“苗蛮”，很自然地也将侗族称为“洞蛮”。自此以后，“洞蛮”一名在汉文典籍中一直沿用了两百多年，直到明朝中期以后，由于许多侗族居民已经成为正规的朝廷编户齐民，汉文典籍中才开始将这一部分侗族居民改称作“洞（峒、峝）人”。“洞（峒、峝）人”一名系从元代和明初的“洞蛮”一词演化而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风俗》卷七、（嘉靖）《贵州通志·黎平府·风俗》卷三、郭子章《黔记》等，都详细记载了黎平府属“洞蛮”，“峒(峒、峝)人”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情况。以上典籍还分别记述了镇远、思州等府“峒(峒、峝)人”之生活状况。这些方志将“蛮”字改作“人”字，是因为明代中期以后，黔东南侗族与朝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处于州、县或各长官司所辖，其政治地位与汉族居民十分接近，致使地方史志不再将他们视为“化外”的少数民族，遂将“蛮”字改作“人”。对于尚处在“生界”内的黔东南侗族居民，则仍沿用旧称谓，称作“洞（峒、峝）蛮”。
进入清代以后，由于“苗”一词已发展成了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于是又将生活在黔东南地区的侗族称作“洞（侗）苗”，或者将这一地区的侗族称为“洞家苗”，并严格区分了“生洞”和“熟洞”。 能够做出这样的区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这个背景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经历过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原先被各族土司严密控制的黔东南侗族地区开始被外界注意到，并获得了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
；其二、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大动荡之中，生活在黔东南不同地区的侗族在这场大动荡中政治向背不同，很容易被外界注意到，成为外界对黔东南侗族了解的突破口；
其三，黔东南侗族地方群体在明代被分割成不相统属的区域，清代统治者改变了明代卫所与州县分别管辖屯军和居民的制度，随着清初撤卫置县的开展，外界获得了从整体上全面认识黔东南侗族的一个契机；
其四，雍正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将早年属于生界的清水江、都柳江中游一带山区开辟成直辖行政区，设置了八寨、丹江、台拱、清江、都江、古州等六厅，合称“新疆六厅”。
“新疆六厅”设置后，虽然清政府在这些区域还实行着所谓的“苗疆禁令”，但在客观上为汉族文人了解黔东南侗族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上述四个方面原因的作用下，清初的文人才有可能致力于对生活在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作进一步的了解。以“百苗图”为代表的清朝典籍首次将生活在“新疆六厅”地区的侗族称谓分为两大组，其中“洞苗”、“清江黑苗”、“黑仲家”、“清江仲家”等四个称谓专指黔东南侗族的北部支系；而“峒人”、“阳洞罗汉苗”、“洪州苗”、“车寨苗”、“黑楼苗”、“楼居黑苗”、“六洞夷人”、“罗汉苗”、“清仲家”等九个称谓专指黔东南侗族的南部支系。
从今天的认识高度去看，上述记载肯定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错误是对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侗族称谓使用混乱。若按科学的做法，本应将“新疆六厅”内的侗族居民与原来就是编户齐民的内地侗族合在一起，一起称作“侗人”、“侗家”，或者启用侗族的自称，称为“更族”。造成这一称谓混误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清政府在“新疆六厅”还实行着所谓的“苗疆禁令”，不允许汉族文人随意自由出入“新疆六厅”，也不允许包括侗族在内的“新疆六厅”的居民随意外出。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自然给汉族文人认识了解“新疆六厅”内的侗族居民造成了不少障碍。致使当时的汉文典籍对生活在这一地区侗族的称谓长期不统一，族名混用和误用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们理顺了这一地区侗族名称的前后承接关系，那么不同时期对黔东南侗族的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就很容易被今天的人们所掌握了，有了这样的基础，不管文献记载多么相互混淆重叠，对生活在黔东南的南部支系和北部支系的历史线索最终是可以弄清楚的。因此，不管怎样，清初的学者对生活在黔东南的侗族做出这样划分的尝试，毕竟走出了可贵的一步。
综上所述，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元、明、清三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民间多称“侗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