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时候，那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村里人的生活普遍贫困，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母亲除了忙碌家务外，还做得一手的好针线活，比如我们过年穿的新棉袄棉裤，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为我们做的。那时母亲为了过年让我们穿上新衣服，腊月天的夜里，一个人在床前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针扎着了手指，母亲就用舌头舔一下；手指冻得不听使唤了，她就把手伸进被窝里暖一会儿。随着新棉袄慢慢成型，年味也就开始氤氲起来。新棉袄做好，先让试试，不合身了可以修正。合身了还得脱下来，等大年三十才让穿。我还好些，听母亲的话。俺二姐就不行了，因为那时给我们男孩子做的棉袄一律都是青黑色的，给女孩子做的棉袄都是红色和绿色的，特别鲜艳夺目，俺二姐禁不住诱惑，总是偷偷地穿。母亲知道了只是嘴上说说，并不真恼。见二姐提前穿了新棉袄，我和弟弟当然不依，到了腊月二十，我们就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新棉袄满村跑。却不知道母亲为我们做黑棉袄，在寒冬腊月里纳进了多少星光，多少鸡鸣……有多辛苦！
做好了穿的，母亲就给我们张罗吃！
到了腊月二十六，母亲就开始蒸馒头，说起蒸馒头，那可是母亲的拿手活儿。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头一天晚上就发好两大盆团麦面。第二天，她将这些粘糊糊的面团，和上苏打粉，蒸成一锅锅馒头。我很佩服母亲，随手一抓，一洒，苏打粉的量总是掌握得恰到好处，蒸出的馒头白白胖胖圆圆的，特别喜庆好看。那时，母亲一会俯在热气腾腾的锅里往外拿馒头，放在高粱秸编制的圆拍上散热；一会把头伸进盆里往案板上揪一个个面球做馒头，忙得大汗淋漓。
母亲每年都要蒸二十多锅馒头，有十几锅要拿去送人。在我们东段庄村，有这样的忌讳，当年有爹娘去世的人家，过年是不能蒸馒头和放鞭炮的。所以在那贫穷的年代，母亲蒸的馒头不仅是我们家过年的主食，而且温暖了这样一户户饥寒交迫的人家。
那年月，村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平时在饭桌上别想见到肉。我们这些小孩，最大的愿望就是盼年，因为到了除夕夜，才可以吃上母亲用手工包的饺子。
说起母亲为我们包饺子，那可是一件费事的活儿。母亲为一家人吃上一顿丰盛的饺子，年三十早上没天明就起床了，洗姜剥葱，切割猪肉，把葱姜和肉掺合在一起后，母亲就开始用她那被冷水冻得通红的手，拿起菜刀，开始在案板桌上剁馅子，咚咚咚当当当，她剁馅子的动作是那样使劲用力，好像她对我们最深沉的爱都裹在里面了。整个一个年三十，俺家的厨房里始终响着如音乐一样剁馅子的声音！
傍晚的的时候，母亲才动手擀面皮包饺子，天黑了，随着村里家家户户鞭炮声的响起，母亲掀开锅盖，用漏勺缓缓地搅动着下锅的饺子，不一会儿，香气袭来，萦绕在鼻尖。
母亲把饺子端上了餐桌，我们一家人，分别用筷子蘸了些醇香的米醋蒜泥，咬开饺子，一股浓郁的肉香流入口中，在舌尖流淌。听到父亲夸赞饺子好吃，看着我们狼吐虎咽的馋样，母亲的脸上就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就是所谓的家的味道吧。母亲手中年的味道吧！人间最快乐的味道吧！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半年多了，想到儿时过年母亲用双手给我们忙碌的情景，情绪总是难以控制，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双眼。再美好的事物，再好的节日，因为母亲的缺席，都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