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在给灾区人民写信
雷锋在给灾区人民写信今天（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学雷锋活动已经持续40多年了。一个全国性、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活动，能够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一活动的内容本身，具有群众性，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然而，这个持续不断的群众性活动，最初是怎样兴起的呢？
毫无疑问，这个活动是由于毛泽东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而广泛开展起来的。但是，毛泽东是怎样知道雷锋事迹并题词的呢？尤其是，雷锋这个典型，是如何第一次全面被描述和颂扬“成型”的呢？这些是不大为世人所知的。
接受报道雷锋的任务
1962年的年末，我（彭定安）当时在《辽宁日报》政教部文艺组做编辑工作。但我当时的政治身份和称谓为“摘帽右派”，职务是二十级的千事，是隐形人，可以编稿、写报道、写文章，甚至写社论，但不可署名。我自1948年离家、1949年参加革命，已经15年没有回家。当时政治气候有些松动，我便请假回故乡鄱阳探亲。临动身前一天，忽然接到副总编辑邢真的通知，要我去接受紧急任务。他说，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先进战士雷锋牺牲了，报社决定大力宣传。他说：“雷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我们要发一篇大通讯，领导商量，决定由你来写，一周完成。”他又说，你要回家探亲，先推迟几天，完成这个任务再走。我倍感荣幸，当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对于我来说更是“获得重大信任”的任务。邢真告诉我，具体任务由霍庆双布置。霍庆双是政教部副主任，具体负责军事报道。我去到霍庆双处，他交给我一份油印材料，是雷锋所在团俱乐部主任所写。他说，已经联系好你去抚顺部队采访、参观雷锋事迹展览等事宜。
这时，我才知道此前的事情经过。原来雷锋牺牲后，雷锋所在团驻地抚顺市，即展开了大宣传。当时的抚顺市委书记沈越给《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打电话，建议《辽宁日报》宣传雷锋事迹。殷参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十分重视。这样，《辽宁日报》编辑部就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规模比较大的临时报道班子，一部分人写消息和通讯；一部分人撰写社论及其他配发的言论；军事报道组则负责整理、挑选雷锋日记、笔记发表。殷参抓总，邢真负责战役指挥，霍庆双在一线调度和初审稿件。由我撰写大通讯，是殷参点的将。本来，我在文艺组工作，与军事报道不沾边，又是“摘帽右派”，与此事应是无缘的，只因我是报社里所谓的“快手”，任务紧急，就用上了。
应该说，当时抚顺市委和辽宁日报社领导是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性的，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是有历史功劳的。比如抚顺市委书记沈越，是最早的学雷锋活动的发动者、推动者，这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又如，辽宁日报社的殷参、邢真、霍庆双，对于雷锋报道的重视，组织报道的用心与努力；对雷锋精神的正确把握，从新闻业务来说，从历史来说，都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有力地组织大规模报道，也就没有以后的一切，雷锋也许就沉埋在历史长河的河床底了。
“伟大出于平凡”
我在接受任务之后，便投入采访活动，又去参观了雷锋事迹展览。当整理掌握到的资料后，我的系统认识是：雷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英雄形象，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的。“做好事”、“助人为乐”是他的最大特点。“伟大出于平凡”，这就是雷锋。雷锋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雷锋在旧社会经受了超乎常人的苦难，对旧社会具有超平常人的恨，因此，对于新社会，对于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爱。出于这种炽烈的爱，他随时随地表现出爱心和助人行动。这时，我本可以写作通讯了，但是，由于雷锋不在了，没有直接采访他，缺乏感性的材料，有些事迹也缺乏现场感。这样，我就想到了写油印材料的那位俱乐部主任，于是便约见他。在一个寒冷但晴朗的冬天，我们在辽宁日报社编辑部里见面，他谈了一些雷锋在世时的情况，我又问了一些材料中写到的事情的具体过程和细节。
我决定以“传略”体式来写，因此，用了循序而进表现发展进程性的小标题：“血泪九年”-“新生”－“启蒙”－“斗争”－“熏陶”－“苦学”－“功业”－“入党”－“向前进”－“谦逊”－“永生”。整个叙事尽量采用文艺笔法。我确定题目为：《永生的战士》。写完，我署上了那位俱乐部主任的名字，然后拿去交给一线调度霍庆双。我至今记得，我在走廊上碰见霍庆双，把稿子交给他。他一边向他的办公室走，一边看。他忽然说：“这稿子不是你写的吗？怎么没有你的名字？而是他？”
这一情况，霍庆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老彭（即彭定安）……带着深厚的感情写出了长篇的深刻、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在发稿时他没署自己的名字，我问他：‘你写的为什么不署名？’他说：‘不用署名。’我说：‘不用真名，那就用个笔名吧。’这样，《永生的战士》就用波阳的笔名发表了。”
我的故乡鄱阳当时改名为波阳（现已改回），因我即将回乡探亲，故仓促间就用了故乡的名字作笔名，写在那位俱乐部主任、我的“合作者”的名字之后。
稿子排印小样后，我寄了一份给我的“合作者”。第二天，他就回了电话，说写得很好，我没有写，还署了我的名字，我没有意见，等等。
《永生的战士》由我和我的“合作者”联合署名，1963年1月8日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发表当天，这篇报道就在辽沈地区引起巨大反响。一位老朋友从文笔上看出这篇报道是我写的，来电话表示震动很大，周围的人们也反映强烈。
我在鄱阳度春节，过了元宵节北返沈阳。回来后，得知在这半个多月中，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大通讯发表后，《辽宁日报》又发表了整版的雷锋日记和笔记，这些文字引起了广大读者对雷锋的更大兴趣，更尊敬和热爱他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辽宁日报》连日选发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来信。
《永生的战士》发表并引起巨大反响后，《中国青年报》于2月5日予以转载。他们作了编辑处理，略微删去一些内容，把作者名移到文末括弧里。不久，《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几位同志写信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收到信后，多日未曾题写。一天毛泽东午睡醒来，秘书提起题词事，他便提笔来写。秘书本已起草了几个题词，他看了不满意，便自己提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
3月5日，全国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一场学雷锋活动于是在全国兴起。 （来源|党政干部文摘 作者|彭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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