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开周
春节前后这段日子，如果你在饭局上跟人提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对方想到的很可能不是李清照的词，而是一部热播电视剧，一部以宋朝女性为主角，以家族争斗为主线的电视剧。
这部剧算得上一部佳作，除了给很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带来追剧的快感以外，甚至还能贴近历史，让现代人从某些方面了解宋朝人的生活细节，以及宋朝女性的一些生存法则。
宋朝夫妇拜天地（选自王弘力《中国古代风俗百图》）
贴近历史 既精致又热闹的宋朝生活
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都反映了宋朝人的哪些生活细节。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第一集，盛府公子盛长枫投壶失利，女主角盛明兰上前救场，用高明的技法保住了姐姐盛华兰的聘雁。在这段情节里，“投壶”就是宋朝上流社会常玩的游戏。
宋朝大儒司马光专门写过一本教大家投壶的小册子《投壶新格》，详细介绍了这种游戏的道具和玩法：投壶用的“壶”是特制的，很高很大，中间一个壶嘴儿，壶嘴旁边镶着两只空心的壶耳；投壶用的箭也是特制的，比打仗用的箭轻得多，也细得多，还可以用削去刺皮的荆条代替。投壶有很多种游戏规则：最简单的玩法是每次投一支箭，投进壶嘴给两个筹码，投进壶耳给一个筹码，投到地上不给筹码；比较复杂的玩法是每次投三支箭，三支全进壶嘴给两个筹码，一支进壶嘴、另外两支进壶耳给三个筹码，全进壶耳给一个筹码。《知否》里让盛明兰以一支箭投进壶嘴得到十筹，计分规则跟司马光所写的不太一样，但游戏方式是相同的。
《知否》第八集，盛明兰姐妹三人跟宫里出来的孔嬷嬷学习茶道，茶案上摆着小石碾和小石磨，众人烹茶完毕，捧着黑黝黝的茶碗品茶，这段情节真实再现了宋朝上流社会的饮茶之道。拙著《摆一桌绝妙的宋朝茶席》做过一番考证，宋朝其实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现代茶道的泡茶，但上流社会的茶道却跟今天有很大区别，喝起茶来非常讲究：茶不是一片一片的叶子，而是一枚一枚的小茶砖。喝茶之时，需要将茶砖烤香、碾碎、磨成茶粉、筛去茶梗，放到建窑出产的黑釉茶碗里，用热水调成糊糊，再续入更多的热水，用竹梢做成的仿佛小扫把一样的茶筅搅拌敲击，打成一碗泛着厚厚泡沫的茶汤。剧中孔嬷嬷品评茶汤，说要把“云脚”调得松一些才好喝，那正是宋朝茶人常讲的术语。所谓云脚，就是指茶汤上层泛起的泡沫，因为在搅拌和敲击过程中形成大量细密的小气泡，所以显得雪白而松软，厚厚堆积在水面上，仿佛天边的白云。
《知否》中还多次出现男女主角去樊楼用餐或者从樊楼点外卖的情节。在宋朝历史上，樊楼是名气最大也最豪华的一座酒楼，北宋中叶时转为官营，每年销售酒水多达五万斤，宋仁宗在位时拥有酿酒权，曾经同时给三千家小酒馆供应酒水。北宋灭亡以后，樊楼南迁杭州，更名为“丰乐楼”，但因为樊楼名气实在太大，南宋食客仍称丰乐楼为樊楼。到元朝初年，樊楼还成了所有大酒楼的代称。
宋朝夫妇家宴（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壁画）
小小瑕疵宋朝不曾有“嬷嬷”，也没什么人打马球
不过作为一部古装电视剧，《知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点点历史错误。
女主角盛明兰向“宫里出来的孔嬷嬷”学规矩，男主角顾廷烨把“扬州的奶妈常嬷嬷”接到京城。在这部剧里，“嬷嬷”分明是人们对“奶妈”“乳母”的俗称。可实际上呢？“嬷嬷”是满语，要到清朝才流行开来。宋朝当然也有奶妈，但直接称为“乳母”。如果喊敬称，一般喊“阿母”“阿妈”，绝对不会喊“嬷嬷”。宋朝当然也有“嬷”这个字，但泛指所有老太太，并不特指乳母。《知否》演的是宋朝故事，却把嬷嬷搬了进去，可能是受了清宫戏的影响。
剧中还有好几场打马球的戏，男主角和女主角都上场打过，而且球技不凡，以至于打马球甚至成了这部剧推进情节的关键。但在历史上，由于比赛过程中常常有球员被马踩死，唐朝后期就禁绝了这项运动，马球被迫演变成了步打球。
进入宋朝，马球比赛只有在皇帝阅兵时才可能出现，贵族和平民基本上已经忘记了这项运动。被我们认定为是足球鼻祖的“蹴鞠”，在正式和非正式比赛中都不可能让球员骑马上场。宋太宗作为铁杆球迷，曾经亲自制定皇家蹴鞠的比赛规则：球场四四方方，周长两百丈，中间拉一张大网，网心挖一个球洞。球员三十二人，分为东西两队，东队穿红色球服，西队穿紫色球服。裁判三位，其中两位小裁判，每人拿着十二面小红旗，分别站在大网东西两侧；一位总裁判，手举一面大黄旗，站在观球台上。拉拉队四十人，分立球场南北两侧，负责击鼓、唱曲和呐喊助威。总裁判把球扔到球场上，摇动黄旗，拉拉队同时敲鼓，表示比赛开始。这边的球员试图把球踢过网眼，那边的球员则守卫在网眼旁边，争取在球落地之前反踢过去。
如果球穿过网眼并且在落地之前没有被对方的球员接住，这边的小裁判就会取出一面小红旗插在地上，表示这边球队得一分。什么时候其中一方插满十二面红旗，什么时候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后，总裁判执行赏罚，插满十二面红旗的球队可以获得锦旗和金杯银盏，输了的球队则要受罚，受罚规则是“球头吃鞭”：总裁判把输球一方的领队唤上来，扒掉衣服，象征性地抽他几鞭。
当然，电视剧是艺术，不必拘泥于历史，《知否》里搬出清朝才有的嬷嬷和盛唐才流行的马球，在艺术角度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兰读书 宋朝女生可以上学吗
事实上，与那些同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宫斗剧或者宅门戏相比，《知否》犯下的历史错误相当之少，它整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宋朝女性生存环境。
这部剧第四集，幼年的盛明兰和兄弟姐妹们在家塾里上学，老师是盛府聘请的庄学究。像这样的场景，在宋朝士大夫家庭中完全有可能出现。司马光《家范》云：“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人人都应该读书学习，无论男女。另一部宋人著作《世范》云：“惟妇人自识书算……不然，鲜不破家。”女性掌管家当的话，最好要亲自学习书写和计算，不然会被别人坑惨的。《世范》又说：“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些家庭阴盛阳衰，丈夫蠢笨懦弱，妻子精明干练，由妻子来掌管家务，管理账本，家业依然兴旺发达，不会遭外人算计。所以在宋代江南地区，少数大家族会开设“女学”，让族里的女孩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和较为实用的书算之学。在《知否》后半部分，盛明兰嫁入贺家之后，除了管理后院奴仆，还要巡行各处田庄，查账本儿算出入，将贺家财产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幼年在家塾中受到的教育。
宋朝有官办的县学、府学、太学，也有私立的书院，根据《宋史》所载和现有的宋人笔记、信札、墓志铭，尚未见到女生在官学和书院就读的案例。但是宋朝士大夫可以自办家塾，请人教授自家女孩，或者由学问广博的父母亲自教导，并且这种现象极可能也出现在宋朝普通百姓家庭。查《宋会要辑稿》，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一个名叫林幼玉的九岁女孩求见皇帝，请皇帝亲自面试，当面背诵了四十三篇经书，被宋孝宗封为“孺人”——那本来是官员妻子才有资格享有的封号。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又有一个名叫吴志端的十几岁女孩参加朝廷举行的“童子科”考试，成绩优异，但因为在年龄上造假（本来超过十岁，自报十岁以下），没有被录取，宋宁宗不忍心，“量赐束帛”，赐给她一捆丝绸作为奖赏。大家试想一下，假如这两个女孩没有上过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怎么能背诵经书和通过童子科考试呢？
但我们必须说明，无论宋朝多么开放，它都属于古代中国，女性读书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读书读得好的女孩子也不可能入朝为官，最多只能进宫做女官。嘉定五年，那个叫吴志端的女孩参加童子科考试时，就有冬烘大臣说怪话：“童子设科，所以旌颖异、储器业也……今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他日将安所用？”国家搞这个童子科，是为了表扬神童、储备人才，吴志端身为女生，也来考试，就算她考得再好，将来能从政吗？国家能用她吗？宋宁宗听了这些话，竟然“从之”，认为说得有道理。
陆游《渭南文集》记录了一件关于李清照的轶事：李清照七十二岁那年，自知大限将至，想把毕生所学传给一个姓孙的十五岁的女孩。结果呢？那女孩“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更要命的是，陆游居然赞颂那个女孩有见识，做了最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女子读书无用论”在古代中国的影响有多深。由此又可以推想，像《知否》中盛明兰姊妹那样有机会在家塾中上学的宋朝女性所占比例一定很低。
门当户对 豪门女孩婚配调查
《知否》第四十一集，盛明兰和顾廷烨的感情之花终于结出果实，他们俩的结合，既是男才女貌的典范，也是门当户对的典型。盛明兰是官家小姐，顾廷烨是侯门公子，双方门第略有高低，但都属于官二代，都不是平头百姓家的翠花和狗剩子。
盛明兰之前爱慕另一位公子齐衡，但是受到了老祖母盛太夫人的阻拦，因为齐衡是郡主的儿子（虽说不是亲生儿子），是皇亲国戚，齐府的门第比盛府高得太多，盛明兰嫁过去，在婆家保不齐会受到歧视。
盛太夫人世事洞明，清明在躬，她的阻拦看似蛮横封建，实则很有道理。宋朝士大夫结亲，对“门当户对”四个字看得无比重要，既不会让女儿嫁给平民子弟（除非是已经考中进士或者即将考中进士的平民子弟），也不会为了攀龙附凤，把女儿送到比自家地位高得多的侯门。
随便举几个例子：黄庭坚跟江安县令石谅是好朋友，他的儿子黄相娶了石谅的女儿；苏辙跟濮州太守王正路是好朋友；把二女儿嫁给了王正路的儿子王适；苏辙的叔父苏焕与同年进士蒲师道交好，他的儿子苏不欺娶了蒲师道的女儿；苏东坡跟欧阳修结为忘年交，他的儿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在范仲淹之前驻守陕西边境的大臣范雍与朝中大佬韩亿是死党，把女儿嫁给了韩亿第四个儿子韩绛……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开封富商李绶与皇族赵承俊结成儿女亲家。这要搁到今天，一方有钱，一方有势，完全算得上门当户对。但是在宋朝，商人的地位还是有点儿低的，所以包公认为这宗婚事“有损国体”，请仁宗皇帝“罢其婚媾，别选德阀”（包拯《论李绶冒认国亲事》），将婚事强行取消，另外再给皇族儿女挑选门当户对的对象。
我们不要怪包公不懂爱情，因为他生活的世界一直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世界。
包公的父亲名叫包令仪，做过一任县令，所以包公长大后也跟一个县令的女儿订了亲。包公的儿子名叫包绶，先娶了张田的女儿，后来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张田是包公的门生，做过“权发遣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的副司级官员；文彦博是包公的同年，做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而包公则先后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财政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一个副部长的儿子娶一个副司长和一个副宰相的女儿，基本上属于门当户对。
包公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王向，另一个嫁给文效。王向和文效都是主簿，相当于县级衙门的办公室主任，属于级别很低的文官。但是两人学问极好，前程远大，用包公妻子董氏墓志铭中的话讲，“皆士族佳器”，都是可以培养的好苗子。他们娶包公的女儿，属于“未来的门当户对”，就像《知否》里那个先中举人又中进士的平民子弟文廷敬想娶盛府小姐并且还能得到盛老爷的认可一样。
如果一方有钱，一方有地位，在宋朝就属于门不当户不对，有可能造成婚姻的悲剧。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四川眉山是地主，但一生未中进士，他为了攀高，把女儿苏八娘（苏东坡的姐姐）嫁给了同乡进士程家，结果让女儿备受虐待，不到十八岁就死了。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做官以后很多年，都与程家交恶，因为他们对姐姐的死耿耿于怀（参见孔繁礼《三苏年谱》）。
抛开爱情这种受荷尔蒙与概率支配的主观因素不谈，门当户对确实有很多好处：第一，可以保持并增进双方家庭的资源；第二，可以避免任何一方及其父母受到另一方的歧视，进而引发大量的婚姻矛盾；第三，可以减轻任何一方及其父母的精神压力——反正双方的生活圈子、消费层次和精神境界都差不多，谁也用不着羡慕谁，谁也用不着追赶谁，谁也不用自卑、自怨、羡慕嫉妒恨。（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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