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永诀》的文章。
那篇文章这样形容周恩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时，会把那个时代称为‘毛泽东时代’。可是，也不妨公平地称之为‘周恩来时代’。这样说，也是天公地道的。”
国人提及周恩来，总会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成语来形容，因为周总理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即便是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是呕心沥血，为国家未来的发展铺路。
鲜为人知的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那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进行了最后一次彻夜长谈，两人最终做出的决定，对后来我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间回到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临行前，医生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这种情况需要马上治疗。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周恩来深知此次奔赴长沙，一番长途劳顿之后病情无疑会进一步恶化，可此行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他非去不可。
拿定主意，周恩来冷静地对医生说道：“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深知老友的脾气，所以没再阻拦，只能反复叮嘱随行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就这样，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从解放军305医院出发，由警卫员、医生以及保健医师张佐良等人陪同，一起飞往长沙。
工作人员发现，周总理在登机时十分吃力，身体还有些轻微的晃动。途中，他端杯子的手也在不停颤抖。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下午，周恩来一行飞抵长沙，住进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周恩来稍作休息，便前往毛泽东住地和他会面。两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共进行了4次谈话，12月26日晚，周、毛二人最后一次彻夜长谈之后，毛泽东总结了几点意见。
首先，毛泽东对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提议叶剑英做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听后说道：“我看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说完，毛泽东颤巍巍地拿起笔，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看了一眼纸上的字，补充道：“人才难得。”
毛泽东点点头说：“是喔是喔。”
由此可见，两人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认可和信任。
最后，周、毛两人达成一致，决定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让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其次，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结束后，周总理安心养病，他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
此外，毛主席还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
总而言之，周总理还是周总理，而他之后还有邓小平。
12月26日那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
毛泽东在长沙居住的院落不大，但十分幽静，房前屋后，枝繁叶茂，腊梅飘香。
那天一大早，工作人员便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摆上一些湖南风味小吃，还特意放了一束鲜花。毛泽东从外面散步回来后，一眼就看出了客厅内的微小变化，他会心一笑，没有说话。
中午，厨房为毛泽东做了一碗长寿面，还准备了一瓶芙蓉酒，毛主席就这样简单地过了一个生日。
对于毛泽东的生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
那天下午，两人谈完工作，周恩来准备乘车返回居所。
汽车正要启动，只听周恩来对司机说：“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
警卫员下车去通知张平化的同时，因为汽车后座只能容纳两人，随行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便主动下车，给张平华腾出座位，自己则步行回到居所。
张佐良刚回到住处，就有人告诉他：“方才周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毛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眨眼到了晚饭时间，宾主落座之后，周恩来兴奋地站起来，举杯祝福毛主席健康长寿。因为他身患重病，有些不胜酒力，所以只喝了一杯酒。
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告诉众人，毛主席在湖南修养的这些日子，身体逐渐恢复，情绪也特别好。众人听闻此言，纷纷举杯庆祝。
那天深夜，正待休息的周恩来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请他去谈工作。周总理在保健医师张佐良和警卫员的陪同下驱车赶到1号楼，两人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最后的一次长时间谈话。
毛主席说：“我们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终，两人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统一了意见，并敲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夜色渐深，寒意袭来，张佐良意识到周总理该吃第五次药了。可是两位领袖正在热烈地交谈，他不敢冒昧打扰，只能等着。
凌晨3点，张佐良实在担心周总理的身体，于是他把周总理专属的小药瓶递给毛泽东的工作人员，让他帮忙送进去，给周总理服用。
一个小时后，张佐良还是不放心周总理，于是打算进1号楼看看。他刚打开门，就看到周恩来正在和毛泽东的秘书说话，他又连忙退了出来，回到车上继续等。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张佐良和警卫员听到周总理说话的声音逐渐变得很大，这也是周总理给随行人员的“信号”一一现在可以准备走了。
于是，众人这才陪着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回到居所。
行文至此，笔者想着重谈一谈，毛泽东为何在1974年12月决定再次重用邓小平。毫无疑问，有关邓小平的任用问题是周、毛二人最后一次长时间谈话的重点。
不可否认的是，之所以重用邓小平，原因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和党内状况的客观需要共同决定。
首先，邓小平的确是个“帅才”。
早在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后，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彼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全国财政收入相比去年同期有明显的下降，但财政支出却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不少。
毛泽东深知形势严峻，听完汇报后沉默半晌，最后指示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如果说从当时的中国挑选出一个既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德高望重、精力充沛的人，那么邓小平无疑是最佳人选。
邓小平有能力也有魄力，这些毛泽东都看在眼里。
其次，当时周恩来病重，需要有人顶上去。
早在1972年5月，经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多方会诊，周恩来最终被确诊为膀胱癌。
半年后，医生向中央做出正式的诊断报告后，毛泽东亲笔批示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可即便如此，周恩来仍是强忍病痛，争分夺秒地工作。高强度的工作无疑提前透支了他的体力，周总理的身体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虚弱。
1974年12月，周恩来抵达长沙后，毛泽东看着老友憔悴的模样，询问过他的病情之后，关切地嘱咐道：“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
周恩来病退，邓小平无疑是最合适的接任者。
最后一个因素，那就是邓小平获得了王震、叶剑英和周恩来等老战友的鼎力支持。
据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回忆，1972年，王震上将从江西回京后，曾在太平庄约见过邓榕：“胡子叔叔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
除了王震外，叶剑英在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时，也曾在1973年12月向毛主席力荐邓小平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这才有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这番话：“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
当然，相比上述二人，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更是呕心沥血。
1972年陈毅去世后，在其追悼会上，毛泽东就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的核心意思，并将这一关键信息透露出去。
后来毛泽东的邓小平的信上做出亲自批示后，周恩来又立即印发文件，为邓小平的复出做铺垫。
后来邓小平回京后，周恩来连续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任用问题，并大力支持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那天，两人又对邓小平的任用问题达成一致。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
扶上马，送一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可谓倾尽全力。
笔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起用邓小平，和他对周恩来的信任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从大范围来讲，周恩来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伟人。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周恩来词条的概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
周恩来不仅格局大，而且能力强，知人善用，不假公济私，所以深得毛主席的信任。
除此之外，当时毛泽东对周恩来仍是颇为倚重的。笔者曾在上文提及，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容乐观，毛泽东一直很看重这一问题，但周恩来恰恰是开展国内外经济工作的好手。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周恩来的思想超前，他主张利用国际上对我方有利的局面，学习发达国家的长处，积极推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
著名的“四三”方案（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顺利展开的。
国外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不仅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外贸出口的不断扩大，不但增加了外汇收入，还大大促进了对国外先进设备的引进力度。
周恩来的一系列方案，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制造了积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不但倡导利用外资，发展国内经济，还提出了“特区”的设想，这些想法后来在邓小平的努力下都一步步得以实现。
周恩来的心血没有白费。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09.76亿美元，1975年则达到了147.51亿美元。要知道，1970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为45.8亿美元。
作为周恩来指定的接班人选，邓小平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领域同样颇有研究。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会大力举荐邓小平，直到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前，他仍拉着邓小平的手，环顾四周后高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总理的用心良苦，让人感慨万千。
说完周、毛二人最后一次长谈背后的故事，我们再谈谈这两位伟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友谊。
其实，那时不单单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十分关心，周恩来对毛泽东同样十分挂念。
毛泽东晚年后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异常着急。为此，他特意托人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后来，他还写信给毛泽东的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毛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毛主席重配。”
点滴细节，足见真情。
话说周恩来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完工作后，便启程返京。
时间转眼来到1975年2月1日，人民大会堂。
会议刚开始，病情愈发严重的周恩来就对众人说道：“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
周恩来顿了顿，又继续说道：“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疗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直到一切安排妥当，周恩来这才匆匆赶回医院……
几天后，毛泽东才从诊断报告中得知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消息。当从医生口中知晓，周恩来每日便血不止时，毛泽东心痛地叮嘱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周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镜头另外一端，解放军305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得知毛泽东的问候之后，周恩来感慨万千。他强忍疼痛，在病房中给毛泽东写信：
“毛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笔者按：指的是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
周恩来最后写道：
“我因毛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毛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毛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毛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周恩来的信，也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
数日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此后，每当有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毛泽东总是认真倾听并不时询问相关细节。
后来，毛泽东因为白内障视力下降，所以只能由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病情读给他听，毛主席不单听得异常认真，甚至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该做第几次手术等。
行文至此，如果你让笔者形容周、毛两人的友谊，那么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或许能代我表达。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名由毛泽东手书，碑文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亲自手书。毛泽东的书法恢弘大气，周恩来的手书则藏锋敛锷。
两种书法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共舞如椽之笔，书写了中国的美好蓝图。
毫无疑问，在周、毛二人脚下，我们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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