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直到民国，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处官场，却不是官员。虽不是官员，官场却离不开他们。这些人，大多来自一个地方:绍兴。他们，就是绍兴师爷。
绍兴自古多名士。东晋时，王羲之与好友在此地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留下了翰墨风流。到了明朝，绍兴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风气。明清时代，入仕的官员大多熟读四书五经，却根本不懂诸如司法、钱粮、税赋这些实际事务。官员们不得不延聘专门人才来辅助，这种人就是师爷。绍兴人多地少，而最终能考取功名的，又是极少数。为了谋生，绍兴大部分读书人都会选择外出做师业。
明代大才子徐渭被尊为绍兴师爷之祖。虽然他自幼以才情著称，科举之路却十分不顺，8次考试都未能中举。1558年，浙江巡抚胡宗宪将徐渭招入幕府，任其为掌书记。听说他无钱置办房产，胡宗宪就让徐渭写了篇《镇海楼记》，给了220两润笔费，这相当于一个县令5年的薪俸。徐渭平日好阅兵法，他在做掌书记期间，积极为胡宗宪出谋划策。《明史》评价他:"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
徐渭之后，绍兴师爷逐渐在官场崭露头角。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就描述过:"今户部十三司胥皆绍兴人。"及至清代，绍兴师爷真正成为一个影响力十分强大的幕僚群体，官场上甚至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各级官员离不开师爷。就拿省一级的督抚来说，他们不但负责行政、司法，还要管军务、粮饷、河道、屯田、盐政，事务繁杂不说，协助自己办事的官员又太少，所以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聘用幕僚。
另一方面就是绍兴人非常抱团。他们十分看重同乡、同族、姻亲、师生关系，经常相互提携，"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往往会开设专门培训师爷的训练班。
有野史记载，清雍正年间，绍兴人邬思道曾受聘于河南巡抚田文镜。一日，邬思道问田文镜:"大人想当名督抚，还是平常的官员？"
田文镜答:"当然是名督抚。"
邬思道又说:"那就请大人放手让我行事。"
于是，邬思道以田文镜的名义上了一道奏折，竟是参劾当朝国舅隆科多的。当时，隆科多恃权枉法，雍正忌恨之，然苦于"中外大臣无敢言其罪"，这封奏折无疑来得正是时候。隆科多最终获罪，田文镜也得到了重用。后来，邬思道和田文镜发生矛盾，邬思道愤而离去。田文镜亲自写奏折， 却是"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他只好再把邬思道请回来，替自己写奏折。这次，雍正皇帝在奏折上亲笔写道："朕安，邬先生安否？"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新式学堂和出洋留学已蔚然成风，但不少政要身边仍不乏绍兴师爷的身影。比如孙中山身边就曾经有一位绍兴幕僚，他叫邵元冲。此人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赴日本，与孙中山相识。辛亥革命后，他做了《民国新闻》的总编。1917年，他再次追随孙中山，担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之职。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他与汪精卫、戴季陶等都在其左右服侍。中山先生去世后，他多次撰文，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坚决斗争。
解放战争后期，傅作义宣布起义，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华北"剿总"顾问曾又馨起了重要作用。曾又馨，字纯甫，1895年生于绍兴。16岁时随父来到山西。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他选择投笔从戎，在晋军做了一名军官。1927年，曾又馨离开山西，在天津，他结识了时任警备司令的傅作义。从此，曾又馨进入傅作义幕府，以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辅佐。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曾又馨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就与围城的解放军展开了秘密接触。在曾又馨等人的影响下，傅作义最终于在1949年1月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曾又馨离开部队。1980年，这位久经沧桑的老人离开人世。绍兴师爷的故事从此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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