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认为，要让老百姓富起来，除了减轻人民的赋税外，还必须去习俗，除蛊惑，革奢侈。
所谓习俗，是指古代的婚丧之礼已不存在于民间，百姓以后来成为习惯的那一套做法作为婚丧之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 财计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只注篇名）人们互相攀比，耗费大量钱财。
所谓蛊惑，是指迷信佛、巫。“佛一耳，而有佛之宫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资生器用无不备，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巫一耳，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资于烹宰以为巫，资于歌吹婆娑以为巫，凡斋蘸祈赛之用无不备，巫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 （《财计三》）百姓在这一方面的花费也是巨大的。
所谓奢侈，主要是指将财产挥霍在嫖妓、养戏子、高档吃喝、昂贵衣物等的上面：“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煖。” （《财计三》）
对于这些陋习，黄宗羲提出治本和治末两方面的办法。治本，就是告诉百姓婚丧之事中古代规定的礼，循此而为，不事铺张；再就是通过学校教育，破除百姓对于佛、巫的迷信，让他们明白，这些东西除了耗费了他们的财产，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幸福。
治末，就是由官府发布禁令：“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 （《财计三》）他还指出当时这一方面情况的严重性：“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 （《财计三》）大城市百分之九十的商家都出售这些本该被禁售的商品。
有论者在评论黄宗羲这一思想时说：“黄宗羲在提出‘投巫驱佛’，禁倡优、禁酒肆的同时，连‘机坊’、‘奇技淫巧’也一并当作禁止的对象，所谓“除布帛外皆有禁”。如果真是这样，商品货币经济是难有较大发展的。联系到黄宗羲对货币地租以及以金银为货币的态度，我认为，在他身上还背着比较沉重的包袱。”（董倩：黄宗羲思想评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第41-45页）
这一评论有一些不够确切的地方。黄宗羲明确提出“酒食有禁”，但没有提出“禁酒肆”。他主张禁止售卖的，是酒食中那些过于昂贵的东西，以遏止疯狂消费的势头。所以他说“酒食有禁”，而不说“禁酒食”，当然更不会说“禁酒肆”了。实际上“酒肆”也就是酒店饭馆，是无法禁止其营业的。
同样的，黄宗羲提出禁止出售“奇技淫巧”的东西，但没有说过要“禁机坊”。机坊是生产、出售衣物等的地方，也是不可能禁止其营业的。他只是要限制机坊出售过于昂贵的衣物，以免助长奢靡之风。
我并不认为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会让“商品货币经济难有较大发展”，也不认为这表明“在他身上还背着比较沉重的包袱”。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商品货币经济十分发达的社会，也会限制甚至禁止某些商品的出售，这是因为，它们不单纯是经济领域里的事情，还关涉到整个国计民生、关涉到社会发展导向的大问题。这与是否主张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或许是预感后人会对他的主张产生误解，黄宗羲在这一章的最后特别作了一个解说：“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财计三》）
他的意思是，他的主张跟以前的儒者不一样，并不是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他看来，工商业也是本，跟农业一样，都是应该大力发展的对象。他所要抑制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富民的陋习、蛊惑和奢侈，这的确是应该抑制甚至禁止的“末”。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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