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实中却有很多学者蔽于所见，忙于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创新阐释的活动。今即有学者发文认为《“天行健”及“地势坤”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要抛弃“天行健”、“地势坤”而独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所谓“‘天行健’及‘地势坤’实乃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依据：“《乾卦》的‘天行健’旨在以‘天德’、‘乾道’论‘君’，而《坤卦》的‘地势坤’旨在以‘地道’、‘坤道’论‘臣’”；宇宙万物皆有君臣之别，“君、父、夫等一切在上者属于阳类，其社会规范由天道（乾道）决定；臣、子、妻等一切在下者属于阴类，其社会规范属于阴类，其社会规范由地道（坤道）决定”；而由于“天尊地卑，阳刚阴柔，乾健坤顺，注定了君臣之间，包括男女、父子、夫妻等一切上下等级之间，在社会结构上有尊卑之别，在社会功能上有主从之别，在社会价值上有贵贱之别”；所以“讲究尊卑、主从、贵贱的‘天行健’及‘地势坤’与当今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格格不入，这一类维护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观念必须摒弃。换言之，‘天行健’及‘地势坤’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中华民族应将这一类‘文化基因’彻底剔除干净。”
我们须知，对于《周易·系辞》首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解释：要么将其解为世俗的尊卑；要么将其解为仅仅代表空间上的高与低，而与价值无涉。以个人所见，它们皆存偏颇之处。如《系辞》所言，乾坤为易之门，而“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试问，以世俗相来理解天尊地卑又岂是无思无为之举？另一方面，如果单纯解尊卑为空间的高与低，那又何必非言天尊地卑而不直言天高地卑呢？实际上，对于尊卑的理解需从乾坤本身的德性来得以揭示。太极生阴阳两仪，阳气清浮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沉为地。天为纯阳之气，其德为健。天既为纯阳，所以能清，清而无欲，无欲则刚，刚则健行，周而复始，无物能伤，故而天尊乃意指天自尊无欲之意。而地为纯阴之气，其德为顺。地既为纯阴，所以能浊，浊而无我，无我则柔，柔则至顺，卑载万物，有容乃大，故而地卑乃意指大地自谦无我之意。正因为乾天能自尊无欲坤地能自谦无我，所以易才可无思无为。
乾天坤地已定而成卦，万物为天地所生，居于卦中不同爻位，在空间上按照由低至高的顺序排列，因位置不同，故贵贱各异。万物不同于乾天坤地，乃有思有为，其贵贱主要依据卦爻位中功能的不同而定：既有二五为功誉位，三四为凶惧位的静态陈述；又有得位则贵，失位则贱，得时则贵，失时则贱的动态描摹。既有阳爻为贵阴爻为贱的常态，又有卦主爻位为贵，附爻位为贱的变理。所以，《周易》所言贵贱非常辩证融通，与单纯以居高为贵处下为贱的世俗角度并不等同。否则，《周易》就不可能断言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又不可能称赞屯卦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和《归藏易》和《老子》重在扶阴抑阳不同，《周易》又有扶阳抑阴之说，但绝非如这位学者所理解的意在维护封建宗法关系为目的。在《周易》中，同样是初爻，乾初曰阳在下，坤初曰则阴始凝。而二阳为《临》，二阴为《遁》，《临》之《彖》则曰刚浸而长，《遁》之《彖》则不曰柔浸而长，而只曰浸而长。不过，无论是扶阳抑阴还是扶阴抑阳皆根据于阳生阴藏的内在特性：《归藏》与《老子》侧重和光同尘式的藏物，是出世法，所以要扶阴抑阳；而《周易》注重“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物，是入世法，故而扶阳抑阴。然而，《周易》固然扶阳抑阴，但因阴阳互根、贵以贱为本之理，为了尊阳，反倒要以阴为用，置其于更高位置。我们看到，这位学者曾引用《说卦传》那段名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佐证等级法则的自然天定。但他可能未留意此句中言“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而不说“阳与阴”“刚与柔”“义与仁”的微妙区别。还有，这位学者是否想过，《周易》六十四卦，何以只有坤上乾下，天地才能交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乾上坤下，反倒是天地否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何以六爻均当位，阴上阳下，才成既济，而阳上阴下却成未济等等？此中之理其实皆在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形而上的道的层面，阴上阳下，如此阳升阴降，万物由之而生；而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则是阳上阴下，阴阳形成不了交流，万物由之而亡。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推知，《周易》运思路径是由道而器，《归藏》和《老子》运思路径则是由器而道。上述易理若非透过纸面融会贯通，岂能领悟？
然而，这位学者恰恰执著于《易传》的一些表面字眼，而武断地将《周易》中的社会秩序等同于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其实，《周易》是基于万物德性的差异而构造出相应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此种秩序辩证容纳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级制和平等制、自由与非自由等各种关系，因而具有极大的普世性和历时性。
具体而言，《周易》以八卦归类世间万物，并以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丽、艮止、兑说概括其德性，而八卦在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中存在着不同的排列组合。《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此为代表空间秩序的先天八卦。先天八卦言秩序和等级的绝对性。其八卦的阴阳属性是以初爻来决定，故乾、兑、离、震为阳卦；巽、坎、艮、坤为阴卦。体现在先天八卦图中则为阳卦在上，阴卦在下。其中，乾卦居最上为最高统治者，坤卦居最下为被统治者，而其它六子则居间。先天八卦意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形成秩序，就必须有上与下、高与低、中心与边缘、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古今亦然。但这种对峙秩序的形成建基于自然感应而非强制服从。所以天地为否，而地天为泰；山泽为损，而泽山为咸；雷风为恒，而风雷为益；火水未济，而水火既济。前者为对峙，后者为感应，其最终目的即在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生生不息。
如果说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则为用。后天八卦来自于《说卦传》中“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的描述。后天八卦代表时间秩序，着重于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单从政治哲学角度解读，后天八卦描述了政治体制中民主与威权间的循环变化，其中乾统三子为阳在下，坤统三女为阴在上，坤阴为民可类民主，而乾阳为君可类威权。从乾知大始而生坎，劳乎坎，坎为种子为隐伏，可类像为威权体制乾纲独断所带来的操劳及其世袭性、私密性。由坎变艮，成言乎艮，艮为止，说明威权体制的保守与必然结束。又艮变震，帝出乎震，震为雷为创新，春雷到来，万物更生，威权体制保守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被创新所打破。而由震而巽，齐乎巽，万物至巽为整齐，可喻为政治秩序开始向平等性转化。而巽生离，相见乎离，则可喻为政治秩序的透明性、公开性。离生坤，致役乎坤，万物皆被致养役事，可喻为政治秩序的民主化。坤生兑，说言乎兑，兑为说、为悦、为法律，可喻为民主化后必然会导致政治秩序的语言化、娱乐化和法律化。而兑后变乾，战乎乾，阴阳相薄，则民众政治中有善说者，又通过政变而获取权力成为威权者。如此，循环不已。
这位学者可能认为上述阐释过于牵强附会，几千年前《周易》何曾会预知今日之民主与平等？然而，易冒天下之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天下无尽，易安得而穷？这位学者所批判的君主专制在易经中有类于君上民下的天地否卦，正是在否卦中“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然而，否极而泰来，否卦上九爻，“倾否，先否后喜，”君主专制必然会倾覆，变成民上君下的地天泰卦。泰卦是“小往大来，吉亨。”然而民主之极却也可能变成民粹，从而由泰变否，泰卦上六爻，“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此中用师，不正是滥用民意，而交相争战，从而命乱而否乎？
民主、平等之外，《周易》还讲自由。《周易》中的自由即是既济状态，在此卦中，“刚柔正而位当”，亦即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自由不可能长久，既济卦初吉终乱而成未济卦，所以，必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新以乾坤作为出发点。
行文至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的是：失去“天行健”和“地势坤”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知道，《周易》贵在理象数圆融具足，缺一不可。穷理必本乎象数，而象数之设即为穷理。“天行健”、“地势坤”两句来自《易传》的《大象》。《大象》立足于六画卦中上下两卦的卦象而说明人与其相应之道。倘若真如这位学者那样独存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势必使其义理失去了象数依据，从而导致于文化无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境界囿于小我，不能扩展至天地；于义理不清，不知其内在的通变和方法。
试问，君子何以自强不息？是因为天以气运，故乾曰天行。因此君子需内修阳刚之气，做到无私无欲，方能自强不息，承担天下大业。然此自强者，非妄用健强，暴戾猛进而不知止也。故初爻言勿用，二爻言德普施，三爻言终日乾乾，四爻言或跃，五爻言大人造，上九爻言有盈不可久，用九贵无首，皆意在启示如何自强不息之道。
君子何以厚德载物？地以形载，故坤曰地势。坤阴虽能厚德载物，但其体纯阴，阴柔暗弱，有时易陷迷惘，故需阳刚为之主，后天而奉天时者也。
乾为圆，坤为方。《吕氏春秋》曰：“何以说天道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天道因为圆，所以天行健，是以周行周天三百六十度为一轮回，而乾卦“时乘六龙而驭天”即指卦气的变化要分成六个阶段即六爻，每爻代表60度。地道其用为方形，而非谓大地本身为方，故而地势坤，意在将所载之物归类在八方，并以八卦符号象征之。
人生天地间，故外圆而内方。乾对内为自尊无欲，而对外则是圆融无碍；坤对外为自谦无我，对内则方正刚直。如此，乾坤合体云行雨施而成既济。此为儒家之内圣外王，道家之无为而无不为，佛家之明心见性普度众生是也。
由上可见，失去天行健和地势坤的前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就真的不啻降级为励志性的道德格言了。如此，则非但不能达到取精华去糟粕的初衷，反倒是做了桩文化上买椟还珠的亏本生意。其结果必然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无数类似的裁剪下，会越来越变成形存而神亡的傀儡，岂不哀哉？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乃天人合一之学。但这种天人合一并不仅是道德上的高义，而是于境界、理法、象数、修证上皆能深切著名，变化万有，圆融无滞，从而在智力与学术上足以颃颉寰球各大文明。然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之高妙亦逃脱不掉文化演进中成住坏空之宿命，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固然不断发展壮大，但也渐失本旨，其中尤以专制王权去臆解其理为甚，以至于文化结痂板滞而趋向没落。近代以来，更被形形色色的科学主义肢解剥离得七零八落。然则中华传统文化天命不绝，剥极而复。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过正因为这种复兴尚仅浮泛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而远未抵至传统文化根脉的易学，从而于学理上和实践中饶是存在诸多问题不足甚至可笑可谬之处。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在理而在势，不在战术而在战略，它虽处于青萍之末，但必将风起云涌，动地惊天。包括这位学者在内的各种批评正是以克为生，激发中华传统文化更深刻地自我反省，超越现实的浮华，更深入地返本复根于历史的深处，梳理自己的来龙去脉、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倾听天地间的命运之音。这就象一个人在歧路彷徨之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举头仰望苍天，俯身鸟瞰大地而喃喃自语一样。正是在这俯仰与呢喃之间人变得灵台清明心胸廓然，油然而生新的动能。缘此，可知，由天行健而君子以自强不息；由地势坤而君子以厚德载物，皆是人生天地间道法自然的本能之举，其间又有谁还在意于它们曾经因被误解而被披上专制王权意识形态外衣的烟云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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