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鲁迅在他的小说里,不无幽默的评论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仁义道德四个大字,算是儒家最耳熟能详的广告词了。
儒家在当代社会里是充满魔幻色彩的,大家基本同意这门学问严谨分类起来应该属于古生物学,孩子背诵《论语》的样子和侏罗纪的考古现场没有什么不同。儒学一旦脱离了它原本的日常应用场景,很快显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点陌生,象是前女友。
大致而言,受过义务教育普通人对儒家学说的理解程度基本上处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状态,要是能够把《三字经》里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完整复述一遍,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讲这些人就已经属于稀有保育类动物,已经很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了。
儒家学说最后的灵骨塔在中华文化基本教材里。每年学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去“扫墓”,但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之后,那些所谓的“中华文化”大部分会成为乱葬岗,和三角函数还有元素周期表一起受到热烈的遗忘。
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有一个配角名叫彼得鲁什卡,他很爱看书,但是对书里面的内容不怎么感兴趣,他只觉得那一连串大致相同的字母居然能够拼出不同的单词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当代的我们看待儒家的样子,用的就是彼得鲁什卡的姿势。读书只求高分,不求甚解。
让孩子默写十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本质上和默写摩斯密码是差不多的,如果没有人把儒家经典的“译文”给解释清楚,那么再多的国文课和诗词默写,不过也只是在增加更多毫无意义的乱码给学生而已。
有趣的是,儒家经典的费解程度和区块链生成的SHA256函数值其实差不多。为什么必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什么必须三纲五常,为什么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说不清楚。意义的断裂,造成了思想的误解。我们的文明,硬是活成了一部现场直播的《儒林外史》。
所以,我们必须解释清楚,读“中华文化”的本意是什么?它们为什么重要?尤其是为什么比零食还重要?
哲学家李泽厚在他的《哲学纲要》里就提出:“人生的目的是情感的满足。”这是东方哲学的实用理性,和西方哲学很不一样。我们的普鲁士男儿,德国哲学男团扛坝子黑格尔追求的是绝对精神、莱布尼茨沉浸在“单子说”里怀疑世界的真实性、贝克莱象是喝醉酒一样嘟囔“存在即是感知”、尼采试图在毫无意义的世界里成为建立人生价值的超人(Übermensch)、而卡缪则干脆直接坐下来喝咖啡抽根菸,假装重复推着石头上山的薛西弗斯很快乐......
在儒家看来这都不是重点。李泽厚认为,人生没有这么复杂,黑猫白猫只要够可爱就是好喵,东方哲学强调的是情感的满足,也达到就是“幸福”的状态。
李泽厚因此提出“情本体”,和康德的“物自体”(Ding an sich)划江而治。康德认为人类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在生活的:我们并没有办法理解事物的原貌,也就是“物自体”的样子。一如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原子同时是波也是粒子,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们认识的只是物体呈现给我们的“现象”而已。
而儒家哲学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中华文化强调的是“情本体”,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象是维根斯坦那种分析狂,在那边细细地研究语法对思考造成的混乱,儒家就没什么兴趣。儒家思想要的是幸福,而幸福的第一步,就是“守礼”。
所以说儒家文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它的原始功能。儒家的原始功能和意义在于“礼”,主要用来明等级,定亲疏。
乍听之下有点庄生晓梦迷蝴蝶,再听一次,还是很望帝春心托杜鹃。所以儒家到底想干嘛呢?幸福和守礼的关系到底在哪里?
牛津大学的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教授在其着作《人类的进化》(Human Evolution)里说:“当某一种动物失去了森林的保护时,它们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天敌的攻击之下,介于此种情况,群居团体的成员数量开始增加,它们变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是群居动物,怎么把一大群人给管好就是一件艺术。
根据邓巴的研究,大脑里的新皮质(neocortex)决定了人际交往的极限:大约是150人。但人类社会如果一直维持在150人的加强连规模,需要开疆拓土的时候怎么办,需要治理水患的时候怎么办?
本来想要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结果因为人数不够,把规模硬生生从《钢铁雄心》级降到《决胜时刻》级,从第三人称模拟战略变成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这样人类的星辰大海是不可能出现飞机邮轮还有航天飞机玤的。
尤瓦尔・诺瓦・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成名之作《人类大历史:从野兽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里也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里脱颖而出,和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儒学其实可以被看作一种管理学,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回答“如何让一大群人幸福且安定的生活着。”
这是一套对农业文明的生活提案。
《国语. 楚语上》里写到:“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
古代社会,怎么凝聚人心是个大问题。犹太人有《旧约》和《塔木德》,中国人则有周公制礼作乐,有一整套的四书五经。制礼作乐的意义是管理学上的,1944年6月6日的奥马哈海滩上,德军的MG-42正在十分德意的收割人命,而美军在染血的沙地上哀鸿遍野。部队的建制完全被打散的时候,连长找不到排长,排长喊不来班长,班长找不到兵,这个时候听谁指挥?就听钢盔上有杠杠或泡泡的人指挥。运气好还会碰到钢盔上有星星的人,听他们的就对了。
儒家对应的是一样的逻辑。
在战场上为什么士兵要听军官的?因为军官除了是一种阶级,它同时代表着更大的责任。军官要去上军校、要接受系统的培训、要被教官骂的死去活来、要有更好的战场感知、要能够承受压力、要能够根据客观情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并给出合理的命令......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提升一个团体的生存能力。
“礼”是什么?礼就是一套繁琐的规则,其实很像军阶和臂章,它藉由区隔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来明确每一个阶层的分工。
坦克驾驶兵不需要知道怎么绕过阿登森林,那是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二战时德军将领,被称为“闪击战之父”)的工作,他只要负责把坦克开到指定地点就好。但是古德里安与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皓首穷经,他肯定得比坦克驾驶兵懂得更多。人们可以依靠一个人的谈吐与举止来辨别其的身份地位;相应的,贵族必须配得上他们的身份地位,要彬彬有礼,要博学多闻,要修身齐家,要治国平天下。
只要一切顺利,各安其位的组织所能够爆发出的效率是很可怕的。因为和谐意味着稳定,稳定(在农业社会里)意味着繁荣,而繁荣,则意味着个体有着更大的可能去追求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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