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藉此形容南北之遥远。而在过去的七年间，我不断从广东返回新疆，五千公里的距离飞机需六小时，火车则为四十八小时。这种变动不仅是横穿大半个中国的地理移动，更是明显的环境置换：从水乡到荒漠，从墨绿到姜黄。
在西北，人们有很强的空间感。无论是我在新疆哈密的老屋，还是我在乌鲁木齐的居所，窗外都能看到开阔的蓝天及远处隐约的天山——好像那山是镶嵌在屋外的装饰画。目光所及的地平线并不遥远——就在山脚下。有一种可以移动的房屋名曰“毡房”，是牧人为方便追逐水草而发明的。牧人不会扎根在某个固定的居住点，总是随四季的变迁而转场。
“祠堂”是另一种屋子，算得上东方汉文化的典型代表。我在东莞市区的居所背后有条酒吧街，呈现出古怪景象——灯红酒绿、鳞次栉比的小酒吧间，夹杂着一个肃穆祠堂，大门上的黑漆略有脱落，半米高的门槛，门板上的锁子像一个句号。这是这条街唯一没有被出租的圣地。某个偶然的机会，跟着村人进入这“绍广詹公祠”，我愣怔其中：被围墙包裹的院落是个封闭的圆环，虽然有高大的门楼，壮实的圆柱，三开间三进四连廊布局（在最深的那间屋里有供牌），但这个别致宁静之处却让我感到异常压抑——除了头顶的天空，我的视线无法探到更远处。
奇怪极了：当我重返新疆，从火车窗玻璃看到落满白雪的戈壁时，犹如穿越梦境薄膜般浑身震颤——我居然有找到家的感觉。为何对别人意味着可怕孤寂的戈壁，居然让我感觉亲近，像是看到了母亲沧桑的面庞？为何我和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历经神秘嬗变而形成？而在形成那不同的命定一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就有了写作。
我试图用文字让那些重要的时刻凝冻下来，试图反复观看，从貌似毫无头绪的细节中找到线索，努力纺织出一匹属于“我”的锦缎。我记录下我的行动，更记录下当时的环境，以及我所处的复杂心境，还有我的纠结和震撼，我的心痛。我看到“我”如何面对庞大悸动的世界，如何努力将微小自身镶嵌在那个大块头上，如何确保在奔徙无定的过程中不被甩掉，甚尔在某个古怪时刻，我还找到了某种平衡。
我从未想要建构一部宏大的迁徙史，我的初衷只是记录下历史大幕中我的个人遭际，并期望通过个体的“我”投影出迁徙族群在某段时间的共同记忆。所以，我的文字描述的不仅仅是“乡愁”，更多的是“观察”。我不仅瞪大眼注目南北文化差异，更对裹挟在转型大潮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有所探究。
每一次从广州火车站出发，看到黑压压人群蜿蜒形成的春运大军时，我都充满慨叹——这就是我的时代！我正身处其中！这么多人候鸟般反复、反复地回家，而我不知为何就被抛入这人潮夹缝，惶然间承受了各式各样的记忆景象，所以，我不能不写。
然，书写的过程多么艰涩！迁徙生活的真相其实是丧失了确定感和完整感的悲剧之旅，在颠簸中像一地飘落的花瓣，充满琐碎和细节，而我要通过召唤、复返、穿梭、黏合、烘焙等办法，让那些冻结的碎片消融、复活、飞翔，回到它们原本的位置。我试图以最聚焦的长时间思考，进行最不依不饶的追寻，试图将那些如盐粒似珍珠的节点，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侦查，以期消解动荡带来的巨大腻烦感，抵抗失根后的浑噩感，努力叙述出一个个清晰事件，一种种精准情绪，一条条确切行踪。老实说，这个过程实在是一场可怕的搏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二
也许，本世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移位和错位。那些根本难以用数字来统计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称谓——移民。无论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动机、背景和目的，无论他们对所抛弃和所奔赴的国家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移动让世界发生了改变。
和那些真正的移民不同，我的迁徙不仅是自主的选择，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小范围移动。然而没想到，迁徙后的生活比原来的还要艰难。但是，冒险的历程已经开始，已经无法恢复成最初模样，只能咬牙前往。七年间，我不断地返回新疆，有时甚至一年两次，好像岭南的湿气必须要到西北戈壁才能晾干般。重返故乡，和我作为笃定新疆人时完全不同——身份变了，心态也变了。
虽然首先是从西北出发，然而对西北的确认，却是在经过岭南的淘洗后建立的——好像那些在田园里长大的人，成年后入世博取功名，一番沉浮后又重返田园，才能写下“采菊东篱下”。我写下了散文《断裂人》《我曾居住在亚洲中心》《在兰之州》《返乡的道路向西》《最低的洼地：吐哈盆地》《冬天掠过东疆小城》《盆地的挽歌》《最初的哈密，最后的女儿》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注重从私人经验出发，写出故乡驳杂纷呈的当下现状，更写出它的尴尬与彷徨。
再次整理这些文字，我发现它们并非一把松散的珍珠，而是被一条内在的暗线紧紧勾连——我是谁？我为我的身份如此困惑。我试图以自我经历为切片，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考量，揣摩不同空间不同地域里，人们呈现的不同生活。我惊诧地发现了自己的不确定性——置身粤语喧嚣的岭南，我感觉自己像东江上晃荡的水浮莲；返回西北，我又近乡情怯，因匮乏定居者的笃定，模样居然堕落成游客。在木鱼歌（流传在岭南的民歌）和木卡姆（流传在西北的民歌）之间我当然更喜后者，而在可园（岭南著名园林）漫步时，我心心念念的却是浩荡的塔克拉玛干、图尔班通古特沙漠。另一个惊诧的发现居然是——在我的内心，有两个世界同时并存。
我在被沙漠包裹的绿洲中长大，汲取的文化养料是多元的。在岭南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当一个女孩伴随着《阿拉伯之夜》的曲子起舞时，我惊诧地发现那曲子我如此熟稔。原来，我的整个成长时期就浸泡在这种音符中啊。那一刻，我感觉我和整个屋子里所有人都不同——“阿拉伯”是他们的远方，而我就是从远方来的那个人。
事实上这种差异从我一到岭南就出现了：面对漫山遍野的绿，四季不变的绿，我在内心中生造出一个词：“绿灾。”天哪，“绿灾”。对“绿洲”这个词而言，“绿”意味着稀少和珍惜、生命和希望，而这个意义在岭南被彻底消解；另一个生造词是“夏眠”——从三月开始至十月，大半年的苦夏时间人们浑身流汗，脑袋晕沉。对我，这个阶段是无法集中精力写作的噩梦时段。然而这就是命运——你不可鱼与熊掌同时得兼。
这些种种的错位和纠缠，都让我时常陷入后悔——若当初我没离开故乡，是否会比现在更快乐？答案是：若让我有第二次选择，我依旧希望自己成为游子。我知道，如果一直生活在故乡，我在日常生活上可能会少受点苦，但却没有能力看清自己，看清故乡，也就丧失了书写故乡的能力。
我是到了岭南后才发现，原来“新疆”是一个被高度概括的词；原来“新疆”出现在中国内地时，经常会被置换成“远方”；原来大部分表现新疆的作品，都脱离不开民族风情、风俗之类的窠臼——长辫女子在舞蹈，花帽男子打手鼓，穿行沙漠的骆驼，大片大片的胡杨林，喀什恰萨古巷的民居，巴扎（集市）上的卖货人，葡萄架下的麦西莱甫（聚会）……这些画面虽然貌似异彩纷呈，但却传达着一种共同的信息：边疆、异域、辽阔、荒凉、狂放……
我想说的是，也许新疆的风格不仅仅有苏东坡式的浩荡洒脱，它同时还具有李清照式的清冷温婉；当太多的人目睹了新疆“大江东去”的这一面，也就忽视了它“绿肥红瘦”的那一面。新疆是多元的、多义的，而目前大众对它的定义是狭窄的、片面的。在新疆，一样能找到人类共有的激情和感受，虽然这个地区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和气场，总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游客是一个单纯的信息收集者，虽然搜集的资料和旅行手册差不多，但他却不会感情用事，而我经常会陷入纠缠、沮丧和愤懑中。我会深感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以致在处理现场碎片时，因无法给出确定意义而自责。然而，我又无法让自己真的变成被乐观精神笼罩的游客，因为我期待自己能看到更多，写下更多。
我总是渴望返回新疆——无论是夏季或冬季。一想到穿越五千公里，内心就先怦怦地跳了起来。一路穿行，我终于来到天山脚下。迎接我的，是一片在岭南无法想象的空旷荒野。而我需要的就是这荒野！我需要在前工业化的自然景象中寻找慰藉。在呆板拥挤的城市住久了，我需要从人造环境中逃离，逃进更为广阔的空间，体验更为简单的生活——这种需求简直像病人需要吸氧。
城市生活总让我感觉不真实——人们习惯于超市里摆满各种水果和蔬菜，并认为理应如此。没有人提出疑问：这种充足的供应链有一天是否会断裂？回归自然是个深刻的命题，它不仅彰显着重返淳朴生活的必要性，更暗喻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总感觉自己被遗弃，毫无成就。为了让自己作为人的感觉更加真实，我们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来确认自身的存在。
2017年1月，当我在白茫茫的巴里坤雪野看到一匹黑马如芝麻粒大，正用嘴唇掀开冰层找草吃时，骤感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从柳树泉农场的场部到沙枣泉村的半小时路途中，我一连目睹到路边有三起宰羊事件：那被捆绑的羊只，那三四个壮实的黑大汉，那闪着银光的弯刀。这里的人们镇定自若地进行着杀生，其表情宛如拔草锄苗。而城市居民不仅看不到屠宰场面，就连死麻雀、死老鼠甚至枯干的落叶，都会被迅速地清理掉——也许城市还清理掉了某些生活的真相？
如果你问我：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最让我向往？那就是新疆东部的小城哈密。对我，反复地回到新疆，其实就是反复地回到哈密。我惊诧地发现，我的逃亡像回力标——1993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哈密逃至乌鲁木齐，后来逃至深圳、东莞。然而，大城市并没有完全满足我对安全感的需求，于是乎，我又一次次逃回新疆，甚至还生出那个念头：晚年不如定居在哈密？想到此不觉哑然失笑：既然如此，何必当初？难道每个游子都是《一千零一夜》里所描述的那个人——千里迢迢到达远方，发现别人描述埋着珠宝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我欣喜地发现，这场迁徙行动并非只我一人参加，自始至终，都有另一个身影相随相伴——东天山。这座山为我提供了行动坐标，让我的摆荡有了确定感。这座山——东天山！我在童年时目睹到的景色——不过是东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活；我在青年时的漫游经历——不过是晃动在天山南北的转场行动；我在中年时的返乡——不过是一次次与东天山的劈面重逢。东天山，我的山！
面对故乡，我变成了一个风景画家——我要站在更高处更远处观察山峰和草原，我要关注到整体布局是否和谐，我要努力彰显出各种物体间的大小比例，于是我变得和生活其中的人完全不同——他们更关注直接需要，所以他们更留意的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局。也许风景画家和景物之间有距离的关系，就是丧失了定居者的身份后，我与故乡所建立起的关系：一种冷静而富有情感的关系。
当我浸淫在怀旧情绪中时，记忆碎片从心海中浮了起来，我和过去的自己手牵手一同行走。这个时候的我拥有了两种影像：一种是我返乡时以旅行者的目光获得的信息，另一种是在我脑海中不合时宜地存储下来的过去景象。两幅画在重叠时，有偏差，有模糊，也有疏漏。我不仅在观看，还在对比和甄别。我不断感受到变化加诸在我身上的挤压，试图用文字进行梳理，于是，我的写作便不仅仅只是叙述，而变成了一场自我救赎的运动。
三
迁徙意味着将自己像树一样连根拔起，而根须全裸，毫无保护层。你夸张地敏感着，又悲又欣，而你的悲你的欣只有你自己能懂。当岭南生活开始展现时，西北在我的瞳孔中逐渐隐没消失。这种消失以一个强烈的信号为标记：猪脚饭。记得第一次在南方街道目睹到这三个字时我惊呆了——文化差异来了！我在那一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曾生活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那里对某些词语有着深深的禁忌。
在中国，“珠三角”绝不仅仅是“珠江三角洲”的缩写，它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而具有象征意义。从东天山来到珠三角，意味着从穷地方来到富地方。那么，我在这个富地方看到了什么？在热带炽烈的阳光下，我发现榕树硕大如蘑菇云，芭蕉树能将枝叶升至三层楼窗口，鸡蛋花有姜黄色也有紫红色……我还发现了另一些场景——小镇里塞满破烂农民房，菜市场污水横流，大排档人来人往，出租车大货车鱼龙混杂……这些生存场景宛如一幅热带雨林图，让我的头脑变成了一锅粥，但我却不想轻易逃离——不，我要住下来，真正地定居下来。于是，我一面克服着认知失调症，一面瞪大眼睛观察。
南方生活充满了变动，而这种变动在西北是微弱的。从农业大国转身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腰肢在扭动之时，也带动了其中那些微小的个体。现在的我，虽然只经历了属于我的一点点小事，然而，一叶知秋。故而，我以我的南方经历为轴心，汲汲营营地拼凑着记忆，试图通过点滴感受，提供出南部中国正在嬗变的一个小切片。
我写下了《从毡房到出租屋》《从眼里取出一座孤城》《东莞定居记》《樟木头笔记》《隐形芳邻》《看得见东江的出租屋》《南方街道》《南方公交车》《南方饭桌》等，用以描述我所观察到的南方细节。这里的“南方”不仅仅指地理位置，更有一种中国人心照不宣的隐秘暗示——在僵硬冰冷的北方正宫之外，还有一个繁花错锦般的南方后花园。
我发现所有我所萃取的记忆核心，都和我的亲历有关——也就是，在我所记录的“南方生活”中，“我”无时无刻都在场（虽然有时我真恨自己，不该来这个鬼地方）。原来“南方”根本不是免费超市，并不对每个人都慷慨大度。当我描述搬家时被暗算的窘境，晚归时找不到租住房屋的焦急，菜市场被人劈头称为“老板娘”的尴尬，整个“南方”都变得不像新闻里那么美好了——在那些被镜头简化的事象表面下所隐藏的，是既相类又有所悖异的真相。真相是：南方也有垃圾，有污水，有可疑的人，有意想不到的事。随着我定居此地而展开的系列故事，彼此勾连，形成了一个具有弹性和韧性的特殊景象。
最初抵达岭南，我简直像飞机失事后被丢进热带丛林，要手无寸铁地应付各种危险和障碍（它们看起来就像榕树那样巨大而难以逾越），而我居然通过钻燧取火的耐心，获得了针尖大的光明。在岭南，我要克服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生活和写作。它们交相更替地折磨着我，让我经常会想到放弃：回到故乡？放弃写作？然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后，我又回到了电脑前。当其时，我以为自己要穿越过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种种障碍才能取得真经，其后的经历让我明白，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只要自己愿意去克服，一切困难都能找到办法（无论生活或写作）。
是我自己启动了这趟受难之旅，我无怨无悔。七年南方生活的结果是——我能闻出草丛里老鼠尸体的味道。那是种很难形容的味道——臭得古怪，像在一片中音里突然冒出个高音，一下子就撞到了鼻尖上。这种对一个地方的感知经验，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经验，更是一种心理经验。感谢老天——它微笑的时刻多于皱眉的时刻。虽然我在丧失任何保障的情况下，饱受失望、悲愤和抑郁的折磨，但却像角斗士般，在血腥的厮杀中又挺立了起来。
身处异乡，总会有消极的一面——你总是置身事外，作为一个观察者向里看，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当地人，不可能从内部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么，我如此兴师动众的迁徙之举，是失败之举吗？痛苦引发思索。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大大地拓展了，像从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前走过，来到一家巨幕影院般，我发现自己虽然横跨了五千公里，但还是在中国大陆内部迁徙；虽然我所目睹到的地形地貌有明显差异，但事实上，西北和岭南的历史遭际却大致一致。
最令我欣喜的是，汉语让我在南方找到了归属感。虽然我尚未能熟练掌握粤语，但通过阅读，我慢慢深入到这个地区的深层内里。那一刻，当我站在东莞酒吧街的绍广詹公祠时，我看到了典型的中式建筑，也看到了各种条幅牌匾，更看到了满墙的汉字。我在那一刻想到了另一间屋子——在甘肃甘谷县老家，那被我父母遗弃的我们家的祠堂。我坚信，这两个屋子的模样应大体一致。于是，我那颗游子的心虽然没有找到回家的感觉，但也从此安定了下来。
当我在描述南方生活时，使用了一种和以往有所不同的腔调——阴柔腔调。我更关注内在的、幽微的、被丢弃和被遮蔽的经验，而无意去慷慨批判，亦无意强烈愤懑。这种迂回笔法的选择，和我初来乍到，尚未能积累起足够经验做强势姿态有关，也和我身为女性，更关注细节有关。这种写法反而让我舒畅欣然，因为我发挥了属于我的阴性优势（而这种优势曾被深深打压）。啊，女性的天空虽然低，但却更接地气。在女性的眼里，事件永远不仅仅只是事件，还是环绕着那些事件的气候，包藏在皱褶内部的暗纹，那个人低头的瞬间，那个特殊场合里灯光的颜色。
在新疆，因沙漠粗粝，气候恶劣，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很坚强。啊，从童年至少年，我都被灌输着一种阳刚理念：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在缺水、大风、暴雪的时刻。故而出现在西北的主导性文字，是描述人和自然抗争，最终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文字，而这些文字的书写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很明显，阳刚思维占据了整个西北地区！很明显，这种思维曾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穿着发型、行为举止、性格脾气都更倾向于阳刚。我的观念和感受也被阳刚意识俘获，所以我曾经的文字是别扭的——力图充满阳刚味，但却始终没有达到顶峰。
但在岭南，阳刚和阴柔的位置似乎完全被颠倒了——工厂里女工更受欢迎；深圳白领女因不愿降低生活标准而拒绝结婚；那些港澳台、马来西亚的女作家，在描述女性意识时大张旗鼓。这一切对我都是一场“革命”——我的女性意识在南方获得了觉醒。我第一次发现，女性的本质是阴性，而这种特质根本无可更改；而那些被阴性细胞所观察到的细节，是多少男作家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啊。可是天哪，以前我总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羞愧——自己太琐碎太繁复！太不宏大太不干练！那个时期，我力图让自己的文字像被洗衣机甩干后的衣物，不要有滴滴答答的液体落下。我是到了南方后才明白——思想的水滴并非想有就有，想落就落。
这是多么大的发现——我错了、错了、错了！我为自己不能像男人那样书写而折磨自己的行为，真是大错特错！在西北那个男性意识占据主导的空间里，女性从来都没有站稳过自己，也很少知道捍卫自己。为什么？因为女性不相信自己，因为她们在男人制定的标准线上衡量时果然是一个负数。
当我发现街头巷尾的声音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会议厅、演播室里的声音时，陷入到一种惊喜状态。伴随着惊诧，我在书写中找到了兴奋点，总感觉有滔滔不绝的词语从身体里涌流而出。我终于找到了孜孜以求的腔调——女中音；我终于明白我身为女性永远无法抗拒来自性别的暗示，而我事实上根本无需抗拒，只需顺应便可。于是我放下了思想的包袱，不再觉得自己非要如拓荒者般刚毅，非要写出史诗巨著，而只需忠于自己的内心，书写自己的发现便可。
以前，我总觉得没有素材可写；可现在，却觉得素材满坑满谷。当我进行创作时，外在的形式是一个人正在敲打键盘，双眼紧盯屏幕；但这并不是真相。真相是——在我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双眼睛，它们透过我面孔上的眼睛发出光芒，将那些情感张力最强的片段留下，而删除常规性的画面。是的，我并不想写男人们希望我写的那些理想和冲突、责任和义务，我要写的是经过我的身体过滤后的那些气味、色彩和曲线，是另一个微观而鲜活的世界，是阴性世界，是完全有别于理念塑造出来的世界，是我的世界。我将不再按照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遵循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如此一来，我居然像自杀者纵身跃入大海，反而窥视到海底奇诡斑斓的景象般，获得了意外的重生。
四
我深深知道：好文章可遇不可求——那是向自己的灵魂要账啊！好文章根本不可能预设。一切都来自偶然：偶然的一起念，偶然的一个片段，偶然的一句对话。当那个触发点碰撞到了心尖，作家便被某种东西击中，急匆匆开始敲打键盘。
不止一次，在凌晨天色未明之时，我陷入困境，在电脑前用双肘环抱住脑袋，像被人痛打了一番。写作是艰辛、冗长而孤独的。写作的过程不仅是整理素材的过程，更是拷问自己灵魂的过程——写作者的心尖总伴随着指尖摆动。如何穿透表层进入心灵深处？如何撬开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如何在繁琐废话里发现清晰真相？写作是大脑在思考，也是身体在燃烧，其微妙程度不亚于跳芭蕾舞。
日复一日，我像被戴上眼罩的驴，转动着我的磨盘，全身心地沉浸于写作，将一件他人看来是苦行僧的事干得有滋有味。我想我这一代人不仅仅只属于自己，还肩负着父母辈的记忆（他们没有书写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些记忆。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真的什么都会忘记。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而对当代人而言，外部空间已不再单一化。也许现在，“是胡马还是越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人对现状不满，这世界便会有迁徙者。他们会设想更远处有个“好地方”，然后拔营起寨，举家前往。他们携带着原有的胎记来到新地方，而随着他们的到来，让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又前行了一步。
反反复复——离家，返家。当我置身珠三角时，我擦亮了东天山；当我返回东天山时，我又想起了珠三角。在这两个完全迥异的环境里，我辨析、我寻找、我质疑。我终于明白，原来迁徙之路和返乡之路是等同的，只不过一个的起点是另一个的终点；原来生命之流不是一泻千里，而是前进又回溯，一波三折；原来我所进行的迁徙是双重性的——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虽然这两种迁徙都令我的孤独感倍增）。正是这种大幅度的移动变更，让我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让我不断地整合与思考，将自己破碎的感官、记忆和经验努力黏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
丁燕：作家，现居广东东莞。主要著作有《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双重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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