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在2015年底因严重违纪被“断崖”式降级，2019年1月，曹建方被移送司法机关。 （ICphoto/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2日《南方周末》）
云南省委原秘书长曹建方被降为副调研员后，省农垦局的新同事和他都没有太多的沟通，有接待性的饭局，也不会叫他参加。
规划统计处没给曹建方安排固定的工作，上班时，他就看看书和资料。局里给他配备了工作用的电脑，但从没见他打开过。
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没在昆明买房，被“断崖式”降级后只能另寻住处，他没车，出门都是女婿开车接送。
被“断崖式”降级3年之后，曹建方还是难逃法网，于2019年1月被移送司法机关。 生于1957年的曹建方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官居副部级，因“严重违纪”，2015 年底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但其具体去向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此次被移送司法机关，官方才在通报中披露了曹建方被“断崖”之后的新职务——云南省农垦局规划统计处副调研员。
农垦局一处级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曹建方“还真的会去局里上班，并非只挂个名”。2019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走进曹建方在农垦局使用过的办公室，那是一个面积近15平方米的房间，两人合用，他被安排坐在靠外的一侧。云南省委一名干部去过他原来在省委的办公室，面积超过了40平方米，该干部感慨“前后差别太大”。
包括曹建方在内，十八大之后，已有近30名省部级官员因违纪遭受“断崖式”降级处分，其中受处分稍“轻”的如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贺家铁，被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被降得最“狠”的要数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直接从副部级被降至科员。
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部级官员，转眼间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他们被降级后会不会正常上班，如何面对新同事，在生活中如何重新当一个普通人，这些话题在当地官场都会成为谈资。
“有事安排我来做”
受到处分后不久，大概是在2016年初的某一天，曹建方独自一人前往云南省农垦局报到，农垦局人事处一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按正常流程给他办了手续，“和其他外单位调过来的干部是一样的”。
此前，人事处已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给曹建方安排职务，局里则将他安排到规划统计处。
对这一安排，规划统计处处长罗星明感到不解，他说当时规划处的人手已经够多，但有的处室空了很多编制，除了处领导外只有一两个主任科员。但他显然改变不了局里的决定。
在人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曹建方去了罗星明的办公室，那是他第一次见曹建方。见面聊了几句后，罗星明向曹建方介绍了处里的工作，并给了他一些资料，让他先熟悉情况。
“他态度很诚恳。”罗星明说，刚到农垦局，曹建方就向他表态——“有事情可以安排我来做”。
即便如此，罗星明还是觉得不方便给曹建方安排工作，因为规划统计处是专业性较强的业务部门，没有相关业务知识很难参与。
规划统计处没给曹建方安排固定的工作。上班时，他就看看书和资料。局里给他配备了工作用的电脑，但罗星明从没见他打开过。
据罗星明介绍，局里正常退居 “二线”的调研员一般也没有固定分工，但可以帮助处理一些临时性的任务，如在办公室、人事处这样的处室，可以帮忙参加会议、办理文件等，但规划统计处处理临时任务也要有前期了解，无法让曹建方帮忙，这就导致曹建方实际上无事可做，“不可能让他去帮忙打印文件吧？”
曹建方在农垦局会接受局里的考勤管理，“但不是每天都来，可能有事就不来。”罗星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偶尔会请假，缘由一般都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罗星明基本上也都批准。
规划统计处的其他同事一般都会和曹建方保持一定的距离。罗星明的印象中，大家和曹建方都没有太多的沟通，处里有接待性的饭局，他们也不会叫曹建方参加。在办公室里，罗星明会称呼曹建方“曹调” 或者“老曹”，“总不能喊曹秘书长或者曹老领导吧”。
工作期间，曹建方每月和农垦局其他副处级干部领着同样的工资，不同的是，曹建方没有年终奖，人事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按规定不能给受处分的干部发奖。” 该负责人称，曹建方刚去报到那几天，同事们议论较多，“但也就好奇了两天，过了个把星期就习惯了。”
该负责人介绍，人事处会按要求将曹建方的工作情况定期向上级单位报告。
曾担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张田欣，于2014年7月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东方IC/图）
为何去了农垦局？
2017年8月，在农垦局工作不到两年的曹建方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便再也没去过农垦局，也从未参加过农垦局组织的退休干部活动。
实际上，直到曹建方退休，不少云南省农垦局的职工，都不知道他在农垦局工作过。
曹建方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在云南省农垦局的官方网站上。云南省农垦局人事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并非刻意为之，由于曹建方是降级使用，按照相关组织程序，无须像提拔重用那样要走公示等流程，且曹建方担任的是非领导职务，即便他在工作期间以职务身份出席过相关活动，官网上的公开报道也不必提及他的姓名。
就是在云南省委，曹建方被降级后的任职安排也算是“小范围 的秘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数位云南省委官员都表示不知情，他们只是发现，曹建方被“断崖”后就再也没有在云南省委大院出现过。
云南省委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由于曹建方被降级的同时还被开除了党籍，所以难以在省委机关单位安排工作。
该官员认为，没有将“断崖”后的曹建方安排到省委工作，既照顾到了曹建方，也照顾到了其他干部，“以副处级干部的身份回到原单位，那太尴尬了，之前的下属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太热情会有人说闲话，冷眼相待也会被说成人走茶凉”。
至于曹建方被安排到农垦局，该局规划统计处处长罗星明的看法是，农垦局是个比较“边缘”的单位，除了局领导和曹建方有过工作上的来往，其他人之前和他完全没有过接触，“这可能也是上面安排他来这里的原因”。
不只曹建方，十八大后遭“断崖 式”降级处理的近 30 位省部级高官，去向都鲜为人知。
他们当中，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颜世元的去向算是较为明确的，颜世元是十八大后第五个被“断崖式”降级的部级官员，改任副厅级非领导职务，2015年，他被安排到山东省政协办公厅任副巡视员，但这一消息并不是官方主动公布的，而是获悉的媒体向山东省委统战部求证后作了公开报道，被降级时，颜世元已59岁。
倒是有两名曾任国企领导的副部级官员，中纪委在公布他们被“断崖”的同时，也公开了工作单位，他们分别是中国农行原行长张云和东风汽车公司原总经理朱福寿，都由原单位按部门副职以下安排工作 但具体职务至今也没有公开。
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是最早一批被“断崖式”降级的，正是从中纪委发布对他的查处通报起，才出现“‘断崖式’降级”的说法。
张田欣和曹建方曾同为云南省委常委，2014年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昆明官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张田欣降级后被安排到了昆明市高新区管委会工作。2019年4月，昆明市高新区管委会组织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此事“不了解”。
住进女儿家
不同于长期在昆明工作并拥有住宅的曹建方，张田欣由于没在昆明买房，被降级后不得不另寻安居之所。晋升为云南省委常委之前，张田欣一直在玉溪市和文山州工作，2006年，他从文山州委书记任上擢升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田欣的亲家告诉南方周末记 者，张田欣调到昆明后，住进了省委安排的 “周转房”，位于昆明市西昌路 468号，也就是俗称的“省委一号院”。
在“省委一号院”居住了近8年，其间张田欣由省委宣传部长转任昆明市委书记。2014年7月，张田欣 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理后，不得不搬出“省委一号院”。此时，张田欣离退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无房的张田欣只能搬进女儿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他们住在一个位于滇池水景度假区内的小区，占地650亩，2005年前后建成，有一百多栋住宅楼。小区中心修建 了一个人工湖，一圈别墅围湖而建。
张田欣女儿的房子位于小区最边上的一个角落。2019年4月23 日，南方周末记者造访了张田欣女儿的住处，面积近150平方米，楼层和朝向在小区里都不算太好。
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张田欣因在市政工程中喜好栽花，被下属们戏称为“花匠”，降级后的张田 欣似乎没有以前那样钟情于花草，阳台上只是简单摆放了几盆绿植。
身边住着的老市委书记，成了小区住户们闲聊时常提起的话题，张田欣的举手投足在小区里都备受瞩目。邻居们常看到张田欣和夫人带着外孙在小区里遛弯，有些邻居还和他保持经常性往来。
一位和张田欣熟识的邻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田欣没有车，出门都是女婿开车接送。
张田欣的亲家称，在女儿家住了近3年后，张田欣在不到1公里外的一个新楼盘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已经入住。但张田欣还会常回女儿家，和亲家轮流照看小孩，张田欣的女儿在昆明一所大学工作，育有一男一女，他和亲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每半个月轮流一次”。
南方周末记者造访时，张田欣不在，他在电话中以“近期不在昆明”为由婉拒了采访请求。
并不是“软着陆
张田欣被降级之后，“断崖”的处理方式在中共党内被多次使用。这种处理方式对应了党内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已被“断崖”的近30位省部级官员，在中纪委的通报里，都被指出“严重违纪”，通报也指出了每个人的违纪情节，较普遍的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张田欣及江西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赵智勇和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人就属此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则违纪收受礼品、礼金，此外还有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公款消费而被降级的。
部分官员的违纪情节较为特殊，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贺家铁除了违反八项规定外，还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四川省原省长魏宏插手了司法活动，广西政协原副主席赖德荣则有多次到境外赌博的情节。
遭降级的干部几乎都被定性为“违纪但不违法”，一般认为，遭“断 崖式”降级处理的官员已经“软着陆”，不会被移送司法机关。
像曹建方那样降级后再被法办的并不多见。曾长期在云南省财政厅工作的曹建方历任财政厅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厅长。2006年，曹建方跻身省委常委班子，兼任楚雄州委书记，成为副部级干部。2008年 1月，曹建方转任副省长，退出了省委常委班子。3年后，曹建方再次担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在财政厅工作期间，曹建方与日后担任云南省农信社主任的罗敏共事多年，二人保持了十余年的情人关系。2015年7月，曾任财政厅企业处处长的罗敏接受组织调查。
罗敏的落马成为曹建方仕途的拐点。有媒体报道称，曹建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公开活动开始减少。罗敏落马 5个月后，曹建方被降级处理，3年后，云南省监委又宣布取消曹建方退休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云南省委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曹建方再度被查，源于纪检监察部门掌握了有关曹建方受贿的新证据，而曹建方此前接受调查时并未交代这些情节。
新证据与2018年5月落马的西南林业大学原校长蒋兆岗密切相关。曹建方任副省长时，蒋兆岗是保障他工作的云南省政府副秘书 长。2018年11月，纪检部门披露了曹建方与蒋兆岗的关系，文章提到蒋兆岗甘愿成为曹建方谋取私利的工具，为其充当“马前卒”“利益代言人”，在工程建设承揽、干部任用等事项上对曹建方唯命是从。
在曹建方之前，也有部级官员“断崖”后再被调查的先例。2017年3月，已退休的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化辰被降级，按正厅级确定退休待遇，一年过后，吉林省纪委 宣布，周化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意味着，只要有新证据出现，“断崖”之后依然有被法办的可能。2019年4月，云南多个地州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下发的有关案情通报的文件，这份文件的标题就指出“‘断崖’不是‘软着陆’”。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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