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年轻时的遗书:高晓松避谈的诗与远方(1)

武大学生“磊磊学长”的困惑。

高晓松给一位叫“磊磊学长”的武大学子“回信”了。不管他怎么自嘲和掩饰,这都有点像人生导师给年轻人指点迷津的感觉。

微博用户“高晓松”,关注的人只有10个,而粉丝则有4520万,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话语权会赋予他的点拨以“分量”。

这位“磊磊学长”是一个苦闷的武汉大学大四学生。武汉、大四,这两个词在今年有着特别的含义。到目前为止,马上就到五一假期,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心中不免焦虑。但“这封信”引起了高晓松和一众大V、名人的注意,也算是个小小的安慰了。

“磊磊学长”苦闷的问题是:高晓松当然有资格谈“诗与远方”,但是像我这样的,工作还没着落,也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去超市买点东西都要靠购物券,我们哪有资格谈诗与远方?

这个看法可能是错的,谈“诗与远方”不需要某种资格,也不是成功人士的专利,或者恰恰相反,这个词组表达的只是对梦想的憧憬,而并非梦想的实现。

现在的高晓松,可能是“成功人士”了,但“诗与远方”离他同样很远。一个小细节是,他的回信中还不忘给自家公司打广告,这就离“诗与远方”有点远了。

“磊磊学长”的信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其实是表达了这届大学毕业生常见的困惑。往年这个时候,一部分毕业生已经考研成功,剩下的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五一假期,也成为年轻人难得的出游机会。而现在,考研党们还没着落,很多大学会扩招,但复试还没完成,心还悬着;那些打定主意就业的,则面临着更多困难。从任何意义上讲,这都是“特殊的一届”。

当然,有这种感受的可不止大学毕业生,全球范围内,几十亿人都多少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大家遭遇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命题:疫情造成了个人生活的某种中断和转折,个人该如何理解、消化和解决当前的困境?

应届毕业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本来就处在一个变化的节点。从学校到社会、从读书到工作,这自然是人生大事。现在又面临着疫情的影响,在“变化”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高晓松年轻时的遗书:高晓松避谈的诗与远方(2)

高晓松的回信部分截图。

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着精准的时间刻度,而疫情却打乱了全球的生物钟。在这个时候,人有不安和困惑都是正常的,没有谁能提供一个“标准答案”。高晓松也不可能帮一个大学生安排工作,即便是出于善心,也解决不了几个人的就业。

我倒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或许答案就藏在“诗与远方”之中。虽然“磊磊学长”和高晓松本人都对“诗与远方”表达了怀疑,但如果暂时遇到了瓶颈,或许可以换个频道想象一下美好的事物,多读点书、多去看看疫后重生的武汉,或许在舒缓压力的同时,也能发现新的方向。

最近几年,在网络舆论中,“诗与远方”被嘲笑得厉害。谈理想、诗歌、远方,而不是谈房价、汽车、盈利模式,多半会被认为不切实际而被人鄙视。有多少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谈着盈利模式,但实际上却是某款消费贷的受害者。

有一点高晓松说得没错,“你有大把青春韶华”,他可能真有点羡慕那位“磊磊学长”的年轻。其实,“诗与远方”只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它不是陶渊明式的归园田居,而是在扎实生活中寻找意义;它不是一心奔向所谓的财务自由,而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有一颗“年轻而不安分的心”。

高晓松声称自己到了大企业才有了稳定的踏实感,但如果马云当初追求的也是这种安稳,他可能就会一直当英语老师,也就没有了高晓松现在的安定。

眼前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但是你如何挺过眼前这段时间,可能决定你本人“后疫情时代”的走势。“年轻”不是问题,而是“答案”。

□张丰(媒体人)

编辑 孟然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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