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息》，一本妙不可言的书，就是用照片留住了中国近百年来最妙不可言的几年：1981—1984年。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稍纵即逝的“稍息年代”。
回想起那个长期立正后的稍息时刻，老安说：那时候人是在生活里的，修鞋的、卖肉的、卖杂货的，都在街上，都在路边，随处可以看到，生气勃勃，但现在这些已经不容易看到了。
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缇，意大利摄影师，《稍息》是老安在华40年的首部摄影集。余华说，老安的照片，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弥足珍贵的记忆。
陈丹青说：老安看着中国的百姓，目光就像看着他的同村、同乡、同胞。这目光深深打动了我。我不记得哪位欧洲摄影家有过这样无间隔的目光，布列松、刘香成，似乎都做不到。
▲1982 年的苏州，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 Cavazzuti）拍下了自己在街上被围观的景象，这样画面在当时每天都在重演。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能在“立正”的中国，拍出被我们遗忘，但却弥足珍贵的“稍息”生活？
◎ 大多数外国人无法在“立正”束缚下完全拍出真正所想，而老安相反
我们生活在“立正”的国度，看外国人拍中国，当然希望看到“稍息”的镜头。然而，许多来华的摄影记者，比如刘香成等，往往先由相关机构发出邀请，并且代为安排行程。这种“立正”行程的代价是：失去许多真正想看的东西。即使拍摄了符合自己兴趣的照片，也会被媒体机构以“立正”标准加以选择、编辑。
与那些受雇于媒体机构的摄影家不同，老安受雇于自己。老安很早就开始了摄影生涯，作为自由职业者，老安享受不到受邀者能够享受的全程“立正”照拂。然而，没有媒体要求，没有接待方的精心安排，老安就能自然的拍出他在中国的实际生活。
◎ 即使许多顶级摄影家，也难以避免报道摄影的“立正”套路，老安相反
我们是重度“立正”生活者。而一些来中国拍摄的摄影家，比如布列松、马克吕布，即使他们拍摄的许多作品，无论从新闻价值，还是作为历史文献，都是摄影经典。不过，他们往往是按照报道摄影的专业要求拍摄，在观念与手法上有一致性，也就是“立正”的行业标准。
老安是这类精彩影像的反面。他的拍摄没有报道摄影的“立正”套路，只服从于自己对于中国生活的理解，报道摄影的“立正”要求无法束缚他的观看。他对中国的观看丰富而深入，他的照片完全是他个体观看的结果，没有任何“立正”规范与摆姿，这就让我们更觉得亲切。
◎ 在“立正中国”难得的“稍息年代”，用“稍息镜头”留住“稍息瞬间”
我们军训时的口令中，最常用的就是立正、稍息。立正意味着紧绷身体，思想高度集中，而稍息则是立正之后的休息，身心是放松的。稍息，某种意义上也是1981-1984年中国的社会状态。老安恰好在1981年来到中国，并用摄影留住了永逝的那个年代。
有人说，《稍息》中的稍息，特别适合老安的摄影。老安本质上游移于“立正”体制之外。他拒绝“立正”，却在一个恰好相反的国度里如鱼得水。他用照相机的放松镜头，插入这个“立正”国家难得的放松瞬间。但就是这个瞬间，保留了那个稍纵即逝的“稍息年代”。
巴尔别里：这些照片极其珍贵，它们干净，有内涵。既不首肯，又不否认，而是设身处地。
陈丹青：太动人了。他成功地使观看者忽略，以至不发觉他的照片如何动人，就像照片中的人没发觉他。
余华：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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