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有特定的意义
《西游记》是以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真实经历为素材而创作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变。
历史上的玄奘取经经历了很多艰险磨难。不过，在玄奘本人的记述中，我们看不到太多这方面的具体记述。他在回国前写给皇帝的《还至于阗国进表》里这样写道，“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接着便是，“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苦辛”。
宋代有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它的篇幅不是很长，与后来的《西游记》不能相提并论，但已基本呈现出玄奘西行取经故事的面貌。它讲到唐僧西行路上可谓“千死万死”，非常艰辛，因此有一个猴行者主动提出来帮助他取经。并提到一路上“多有祸难之处”，但还没有磨难的具体数字。
元末明初的时候，这一题材又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部《西游记平话》。这部小说未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一些文献里记录了它的情节梗概与片断，使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想象它的规模和叙事特点。据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记载，取经人遭遇过黄风怪、蜘蛛精、红孩儿怪等妖魔，经过了棘钩洞、火焰山、女人国等险山恶水，而孙悟空“救师脱难”。其中提到“怪害患苦，不知其几”，表明在《西游记平话》时代，“九九八十一难”还未完全成形。
那么，《西游记》中为什么是“八十一难”？“八十一”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其特定的意义。它是古代阳数之极“九”的九次重复，象征终极圆满、事物发展至于完备的状态。这一数字在古代官制、天文、律数、宗教、医学等各种文献中均有提及。
不过，“八十一难”的设定在《西游记》中并不很严格。比如，最后一难就有“凑数”之嫌，观音菩萨看玄奘所经历的灾难簿，数下来只有八十个，还少一个，就安排了老鼋沉水作为一难以补足“八十一”的数字缺憾。还有，“八十一难”只有四十一个故事，有些“难”并不是唐僧本人直接遭遇……总之，“八十一难”的设定，主要是为了突出“八十一”这个极致完备的数字，也是小说行进结构上的需求，而从小说的叙述来讲并不是非常精准的安排。
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现象
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八十一难”的寓意显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取经是一个理想、一种追求，理想、追求要取得成功，一定不会那么简单，一定会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西游记》作者通过对“难”的分类、展开，强化历难克险，不断接近终极指向。总之，只有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赢得完美的结局，这就是“八十一难”基本的寓意。
《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人物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小说，但在演变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强烈的道教思想。同时，世俗化的描写必然融入了鲜明的儒家文化意识。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诠释过程当中，《西游记》有一个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竞相解说《西游记》，将其视作演绎各自思想的一部小说。
《西游记》里“八十一难”的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一个个降妖伏魔的故事。虽然《西游记》里描写的很多妖怪、精怪、鬼魂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想象，但是“魔”这个说法则是来自印度。
“魔”的梵文本义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指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降魔”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西游记》中描写唐僧收服孙悟空，就是所谓“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取经的首要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排除干扰。一路上的降妖伏魔，都可理解为取经者所面临的内心困扰，以及战胜这种困扰的艰辛过程。
很重要的一点是，“八十一难”的寓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也是契合的。这一点前人也有所指出，清代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引述了我们很熟悉的《孟子》里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说明只有历经磨难，“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的道理。张书绅认为，孟子是“正面写而明言之”，而《西游记》中“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难，方才到得西天，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而隐喻之”。无论正写还是隐喻，中国文化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观念，与“八十一难”的寓意是相符合的。
在发展中逐渐世俗化
《西游记》的题材虽然是宗教性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世俗化了。由宗教神话转变为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思维与表现方式，因而，“八十一难”的设计与描写，也具有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社会、人生属性，并给读者特殊的审美感受。
书中描写自然灾害的笔墨不少，主要表现为阻碍取经团队前进的险恶自然环境，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逢大水、路阻火焰山、荆棘岭、稀柿衕秽阻等故事。
胡适在讨论“八十一难”形成原因的时候曾这样说：“沙漠上光线曲折所成的幻影渐渐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燋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这是为《西游记》的艺术想象寻找现实的基础。尽管小说中的艺术想象不一定能一一对应到现实的自然环境，但在很多妖魔为害的描写确实和自然灾害有关。比如，黄风怪最大的本事就是掀起狂风，对其兴起的妖风，《西游记》里面有不少形象的描写，如“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折岭倒松梅，播土扬尘崩岭坫。黄河浪泼彻底浑，湘江水涌翻波转……”我们把对沙尘暴的体验扩大10倍20倍，大概就可以想象出那种情形了。
现实社会各种势力的幻化
书中所提及的社会灾难，是作者从历史与现实中提炼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而取经团队主动为人间解除灾难，体现了对和平安宁社会的理想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仗义精神。在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朱紫国、狮驼国、比丘国、凤仙郡等处，不同于山林野外，作者的描写与现实社会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西游记》中称王称霸、残民虐民的妖魔，也是现实社会各种黑暗势力的幻化。作者在介绍妖魔侵占各处时，就曾用狼精灵、虎都管、彪总兵等揭示“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的景象。读者由此联想到那个时代横行霸道的宦官权臣、藩王勋爵、地方豪绅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大约也是明后期出现的小说《醒世姻缘传》里第24回，形容当时社会黑暗势力当道的情形时这样描写：“若是地方中遇着一个魔君持世，便有那些魔神魔鬼、魔风魔雨、魔日月、魔星辰、魔雷魔露、魔雪魔霜、魔雹魔电；旋又生出一班魔外郎、魔书办、魔皂隶、魔快手……尽是一伙魔头助虐。这几个软弱黎民个个都是这伙魔人的唐僧、猪八戒、悟净、孙行者，镇日的要蒸吃煮吃。”这一描写，与《西游记》中形容妖魔当道的“攒攒簇簇妖魔怪，四门都是狼精灵。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作总兵”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游记》还描写了妖怪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比如，妖怪们结成了非常广泛的人脉网络。第37回写妖怪神通广大，“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这种句式我们在《金瓶梅》这样的写实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妖魔的人脉，正是现实社会黑暗势力关系网的翻版。
对民族素质的反省
漫长的取经之路，面对种种考验，团队内部的和谐是必不可少的。“八十一难”中，有些就是因灾难导致了团队的摩擦甚至尖锐冲突，原因往往与团队成员对灾难的反应不协调以及唐僧人妖不分、八戒挑拨进谗等有关。“贬退心猿”、“真假猕猴”及“小雷音寺”等都属于此类，《西游记》由此说明，取经的成功不仅需要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拼搏，也需要同心协力、互相帮助。
宗教的意义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属性相互兼容，使“八十一难”的内涵更为丰富，阐释的角度也可以更为灵活。张书绅评点《西游记》的时候，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西游记》的妙处，“不是于题中写出一部世事，正是于世事中写出一篇文章。两意并行，写来各其妙”。说明《西游记》描写的故事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通过降妖伏魔写出了某一种世事，又通过这个世事传达出某种思想，它们融汇在一起，两意并行，或者不止两意，有时还可能是多重寓意的结合。
我想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八十一难”是有它寓意的，但是《西游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有小说的娱乐性。因此，《朴通事谚解》记载当时有人要读《西游记》，理由是“《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鲁迅在评价《西游记》时候也说，“《西游记》叫人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就是看《西游记》里的降妖伏魔，与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中那些是非判然、道德鲜明的矛盾冲突是不一样的，读者可以以一种更为超越的态度欣赏那如火如荼的过程。
从根本上来说，《西游记》是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险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在这一精神的试炼中表现出不同的品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则折射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所以，这部小说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最后，我想引述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中的一段精彩评论，“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西游记》对“八十一难”的构想，可以让不同的读者都受到启发。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有追求，有理想，就必然要走上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的道路，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战胜诱惑，战胜动摇，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此意义上来说，《西游记》关于“八十一难”的寓意和想象，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精神参照。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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