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麒元
（2007-04-12）
子曰：知不可为而为之。孔子说话太深奥。“不可为”是指应该做而很难做的事情。君子以仁义为依归，符合仁义的事情，虽不可为，亦当勉力为之。这就是所谓的义不容辞。近来有人讲《论语》，竟然认为《论语》是关于快乐的学问。《论语》若是使某人快乐，《论语》怕是被折成了纸船，挂圣人招牌偷渡走私货品，且获取了暴利。用《论语》获利，遗害深远。我们的孩子会曲解圣人，用浅薄的快乐替代深刻的道德追问，用世俗的为人处事方法替代严谨的道德规范。我们必须清楚，严谨的道德规范是严肃的法律制度的基础。将《论语》这部道德规范巨著，还俗为《心灵鸡汤》和《为人处世手册》，堪称文化的欺师灭祖。更为严重的是，幼稚的孩子们，会舍本逐末，不重修身而重取巧，不重道义而重利益，徒增小人耳。古今中外，君子成仁取义，莫不含辛茹苦，甚至流血牺牲。君子或许可以令天下人快乐，君子却未必快乐。一些知识分子重利，本无可厚非。有利可图，且力所能及，为之便是了。赚钱就赚钱，何必用圣人背书？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心存道义，为民请愿，知不可为而为之，历尽辛苦，并无着言大义。老实做人就做事，何需用圣人背书。《论语》，辞浅意深。时下，懂《论语》的人少，知孔子的人更少。某人云：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是翻遍整部《论语》，却看不到半句治天下的话语。闻之令人惊讶。何谓治天下？《论语》是用来治人心的；它确立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标准；而道德伦理正是一切法律的法理依据；法律是制度和政策的根基；昌明盛世莫不是依法治国。难道可以用《鬼谷子》《素书》《反经》来治国吗？难道中国五千年的人治还不够吗？难道泱泱 13 亿人口之大国可以用法外之术治理吗？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同时，一同写下了《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深知，没有《道德情操论》作为法制建设的基础，《国富论》强调的市场功能将无法发挥作用。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万世立根本。孔子不是为了后人快乐而着书立说。再说一遍，不是为了后人快乐，而是为了后人幸福。孔子亦深知这幸福来之不易。他自己一生克己复礼。他要求天下的知识分子，担起责任和使命。知不可为而为之。知不可为，而勇于为之，担负起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这卢麒元文集（2006—2019） 97 才是圣人君子的风范。现在中国正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建立和完善新时代的道德伦理体系，并在这一道德伦理体系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国人要走的道路仍然艰辛而漫长。它需要无数贤人君子的努力。中国的知识分子远未到可以快乐的时候。社会的商业化，不可避免会侵蚀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特别是那些不读圣人书或者歪读圣人书的浅薄知识分子。但是，就如同暴力的焚书坑儒，无法泯灭人类的良知一样，金钱的侵蚀也无法遮蔽道德的光芒。人类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动力，这是物质力量无法阻挡的。笔者不愿点名举例，没有时间逐条批驳，也不希望一些人借光自明（名）。唯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拿出道德的勇气，知不可为而勉力为之。不要偷奸耍滑，不要贪名图利，不要逞一己之快乐。虽然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仍然需要君子，我们需要支撑我们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的伟岸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