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京师书院BigData
2014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既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加强，取得了显著成效”，又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主要是增加比重）的要求。就语文教材（本文指常规课本）而言，其成效、问题和强化主要体现在选文和设计两方面。
首先谈选文。
最主要的成效是人选了大量优秀古诗文以及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当代名篇，并且二者构成了比较合理的比例。优秀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但正如《纲要》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时代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要“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亦即选文应兼顾古今中外，涵盖上述三个“教育”、一个“借鉴”；同时，文言并不是今天的主要交际工具，现代语体文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比重应高于文言诗文，学段越靠前自然越高。就现行语文教材来看，小学正式课文基本是语体文，古诗词主要用于背诵；初中正式课文的古诗文比例在40%左右；高中略高些，人教版必修、选修课本合在一起有50%强，其他版本总体接近50%。以上比例应基本合适。如果按照《纲要》提到的那些关键词，如爱国主义，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以及团结一致、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匹夫有责、崇德弘毅等，各版教材蕴含此类传统文化精髓的古今名篇至少占百分之六七十；若再包括《纲要》提到的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民族艺术的激赏，比例又当扩大。
那么，选文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呢？《纲要》中涉及选文的主要是这句话：“适时启动课程标准修订……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转化为选文角度，具体而言是：第一，古诗文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调整的空间不大，原因就是如前所述的我们兼顾三个“教育”、一个“借鉴”，这个特色不宜削弱。第二，选文是否足够优秀，足够体现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各版教材经过多次送审，层层把关，但新形势下精益求精，也是强化之道。以上所述都不是问题的重点，第三才是重点，即现行教材没有规定必选必学篇目，课标中最具“规定性”的表述就是推荐了背诵篇日，但这毕竟只是推荐，只要求背诵而不是深入学习，且明确说“不必都编成课文”，仍然不是硬性规定的必选必学篇，例如课标推荐了《阿房宫赋》，语文版必修有选，人教版必修就没有选。再者，推荐的篇目，古诗多于古文，而古文的文化内涵比古诗丰富、深刻；高中推荐的古文太少，只有6篇，给人随意之感。总之，课标和教材都没有“规定必选必学”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强化传统文化教育最可做文章的地方。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就很讲究规定篇目。所谓传统，就是既要传承，又要有某种统一，一盘散沙、缺乏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是形不成强大文化传统的。“四书五经”就是古代语文教材最终选择的规定篇目、核心经典，必教必学。无疑，这其中不无糟粕，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是这样被传承的，其最核心的《论语》《孟子》至今仍是我们的文化瑰宝。
当年，叶圣陶、朱自清就十分明了一定的必读经典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叶圣陶特别赞赏朱自清从现代人的需要出发编了一本包括“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辞赋名篇在内的《经典常谈》。叶圣陶在该书的序中强调朱自清的观点：“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目的，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进一步说：“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有“本”，有“文化”，“一脉相承”，说的就是不能丢了中华传统文化；“必要项目”说的就是规定必学篇目。朱自清还担心学生读了他的“导引”就不去阅读经典本身了，于是在白序中强调说：“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20世纪90年代末那场语文大讨论中，施蛰存、钱理群、王宁、刘锡庆、王富仁、许纪霖等许多学者也都对选编一定典范篇章提出过真知灼见。施蛰存说：“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基本教材，由教育部组织全国最有权威的学者来编，选的篇目必须是适宜中学生读的、众所公认的名篇……使全国的青少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文水平。”倪文锦当年主编的《语文教育展望》就提出了著名的“定篇”说，认为这样的定篇“不俯就任何学生”，“每个学生都应该按同样的要求去学习它、掌握它”。
如能按上述学者说的，在确保一纲多本的前提下，为各版教材确定一个最具语文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因素的基本的必选必学古今名篇，那么，篇数、比例都不必动，而名篇的教育权重增加了，核心形成了，《纲要》希望的强化传统文化教育也就实现了。
台湾就是这样做的。其课程纲要（相当于我们的课标）就规定了各版高中教材有30篇文言文必选必学，而这30篇几乎都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篇章。其篇名为：《师说》《左忠毅公逸事》《廉耻》《项脊轩志》《桃花源记》《醉翁亭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郁离子选》《烛之武退秦师》《<世说新语>选》《出师表》《岳阳楼记》《赤壁赋》《谏太宗十思疏》《唐传奇·虬髯客传》《始得西山宴游记》《（裨海纪游）选》《礼记·大同与小康》《（台湾通史）序》《渔父》《冯谖客孟尝君》《典论·论文》《（聊斋志异）选·崂山道士》《谏逐客书》《兰亭集序》《劝学》《劝和论》《鸿门宴》《与陈伯之书》《原君》《过秦论》。
这30篇差不多都是大陆课本中的熟面孔。台湾整个中学的古诗文也和大陆差不多（课文总数少于大陆，古诗文比例高），如人教版112篇，台湾康轩（含康熹）版108篇（文言文前者67篇，后者78篇），不同在于台湾有必选必学规定篇，亦即关键在质变而不是量变，多几篇少几篇不是要害，要害在更有地位。
再来说设计，也就是教材怎么处理人选课文。
最明显的成效就是前文提到的背诵。我们的课标推荐了众多优秀古诗文背诵篇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推荐背诵120篇（段），其中小学70篇，初中50篇（段）；《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分别上升为136篇（段）、75篇、61篇（段）。从背诵的角度，各教材都会将其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篇目录入（不一定将其作为正式课文）。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提法为“建议诵读的篇目”，虽然只提出了14篇诗文，但都加以“等”字，如说“《诗经》，如《氓》等”，各版教材由此落实的背诵篇日都明显多于14篇，如人教版五册必修课本共要求背诵30篇（段）古诗文。背诵对于培养语文功底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好处众所周知。巴金能背《古文观止》，钱穆能背《史记》，茅盾能背《红楼梦》，鲁迅小时候就能背史书大著《纲鉴》，张恨水14岁前就能背诵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十几种典籍。如果不是有史料记载（或是他们自己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亲历见闻，如郑振铎对茅盾的亲自检验），这样的事，简直不敢想象。正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烂熟于心，才造就了大学者们为人、为文的杰出成就。我们不可能要求一般学生像大学者那样记忆力那么好，背诵那么多，但列出那些最基本的篇目，无论是培育语文素养，还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样做都很对头。背诵也可按《纲要》的要求“增加比重”，那就是和上述规定篇目结合，改为“规定必背篇目”，再另推荐一批背诵篇目，由各教材白选。
其次有成效的就是各选文的练习设计。课改十几年，文本解读成为语文界的热点、重点乃至核心理念，大量选文被众多大学专家和一线教师解读，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被阐发，并且以各种形式转化为课文后的练习及其相关的教参、教辅资料。这方面的成效要专文阐述。按理，这是最大成效之一，然而，现在却是最大问题之一。我们面临的现实是高考指挥棒，现行高考卷基本上只考背诵（默写），一种考法是出上句（下句），要求填出下句（上句），这只要死记硬背即可；另一种考法较好，如去年全国卷I中一题“屈原在《离骚》中表现自己同情百姓的苦难生活，并因此流泪叹息的名句是：___________”（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就涉及理解，光死记硬背不行。真正理解这些经典名篇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必须分析，必须运用当今最热门的武器“文本解读”；换言之，教师必须上课，学生必须听课，师生还要互动深入讨论。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到位，原因就在于考试不考——现行高考卷的文言文阅读题、诗歌鉴赏题、现代文阅读题这三大阅读大题用的都是课外材料，于是正式课文的常规阅读教学被弃之一旁，其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就这样被弱化，这就是《纲要》批评的“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的典型例证。赵志伟提到阮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读文不考试（当时只考作文），故学生每以其他功课忙迫，放弃读文。读文既可放弃，听讲亦不认真……则国文一科等于学校虚设之课程矣。”这简直说的就是今日之事。
前文提出了规定篇日，所谓规定，就不光是必选，自然也是必学必教，但如果不考，这些都会落空。因此，《纲要》还有一句强化的话：“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台湾高考卷的阅读大题、小题，50%左右的材料取自课本。不仅最重要的三十篇文言文必考（指必从中出题，但任一篇的被考率都很高），而且同样列为规定篇目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中的《论语》《孟子》等四书近百选段也必考。如此落实“规定”，如此刚性要求，岂敢忽悠经典？传统文化岂能不进头脑？福建卷也一直指定《论语》《孟子》为必考对象（考其文义理解）。当然，我们的背诵也是必考，中考、高考卷的默写部分一律是以课标推荐背诵篇目为其出题对象的。背诵的好处自不待言，但这不够，要考读书，关键是吃透，至少认真读原著，以做题代读书的现象要尽快改变。
没有经典的滋养，不会有心智的高度；没有文化的浸润，不会有文明的新人。中考、高考必须面对，否则上述有关教材的一切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举措都可能落空。考试命题应下决心把课文，尤其是规定篇日列为三大阅读题的出题对象。当然，具体实施，还有如何突显考查能力、如何防止猜题等种种问题，这当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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