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匠”、“工匠精神”成为当下的热词儿。中国古代缺少能工巧匠吗?不缺!

笔者曾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见到一套2000多年前的青铜餐具(酒具),其巧思与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浪漫而富有艺术气质的楚国人亦不缺乏“工匠精神”。

楚国青铜器的精美天下闻名,而笔者今天介绍的这套青铜器看上去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青铜扁壶,但是壶小乾坤大,壶内藏着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玄机。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长台关境内,有一座城阳城,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军事要塞的旧址。公元前278年,秦国将军白起率大军攻破楚国首都郢都之后,楚顷襄王率部将楚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北迁至城阳,并以此为短暂国都,故又名楚王城

亡羊补牢”的典故,就出在此时此地。因为这个典故,楚国的历史又延长了半个多世纪。

城阳城附近有大量的楚国贵族墓。20世纪50年代末,原河南文物工作队曾发掘了两座大型楚国木椁墓,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漆木器和青铜礼乐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由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青铜编钟演奏的。

2002年,长台关境内的一座楚墓遭到破坏。接报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迅速组织人员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大墓被盗之后,除棺室和中后室外,其余五个墓室中仍满满堆放着文物。最后,清理出各类文物达700多件,其中包括从来没有见过的两套组合套装式的青铜酒具、餐具。

笔者有幸在河南省文物研究院见到了其中的一套青铜酒具。

当时,主持这次发掘的陈彦堂教授,为我们端出了一件高不超过30厘米的青铜彩绘扁壶。只见他轻轻地转动扁壶腰部的旋钮,扁壶一分为二,里面的器物金光灿灿。陈彦堂像变魔术似的,从壶中取出了10件平口圆盘、8件折沿圆盘和4个圆盒,这4个圆盒又各自可以一分为二。算下来壶中整整装了26件餐具,如果加上壶和壶盖,整整是28件。盘子一个一个严丝合缝地套在一起,而且这些盘子尺寸不小,平口盘直径18至19.9厘米,折沿盘直径18.4至19.9厘米,显然是可以使用的。

价值连城的青铜(一套颠覆三观的战国青铜珍品)(1)

青铜壶内的器物组合。 李康摄影

陈彦堂介绍说,青铜扁壶高只有27.6厘米,当时发掘时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整理时才发现其中奥妙。

壶本身分为上下两截,内部中空。所有的器物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尺寸组合在一起,从小到大,环环相扣。铜盘、铜盒子形状相同却大小不一,功能不同却扣合紧密,最终盛装在这样一个扁圆形的铜壶内。

而扁壶自身的设计也极具巧思和匠心:壶从中间分为上下两截,所以是从腹部开合而不是从顶部。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鸟首和一个圆环,转动鸟首和圆环,壶的上下就被紧密地扣合在一起了。开启的时候,只需同样转动鸟首即可。

这种组装方式,在目前已知的楚国文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古代饮食器具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是当之无愧的孤品、珍品。

如此精美的青铜餐具是怎样造出来的呢?

陈彦堂说:围绕着这套餐具有很多未解之谜。经过研究发现,扁壶是铸造成型的,局部使用了焊接、打磨工艺,这都是常见的技术。但对于圆盘、圆盒的成型工艺,则迄今尚未取得共识。

他们曾经邀请著名科技史专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教授、上海博物馆谭德睿教授等业内权威对这批青铜饮食器皿进行考察,但它们究竟是铸造成型还是锻打成型,专家们也心存疑惑,无法取得共识。

可以肯定的是,专家们已经从中确认出了铸造、焊接、车床打磨、锻造等一系列先进的成型和加工工艺,代表了战国时期楚国北部和中原南部这一文化区域的技术高度。

大家都知道,楚国人喜欢凤鸟,有凤鸟造型和凤鸟图案的文物很多。这个青铜扁壶腹部两侧和肩部两侧,就各有一个线条流畅、身姿柔美的凤鸟图案。

当时,考古学者以为是用当时流行的错银工艺制作出的图案。但经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鉴定,图案是用银画出的。即把白银研磨成粉,然后加入液体羼合成绘画原料。这种工艺,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

一般的青铜器出土时呈现出绿色,扁壶内的这组青铜餐具呈现的却是金光灿灿。

陈彦堂说:这批文物如果不是从墓中出土的,让鉴定家鉴定估计会说是现代人制造的。这套餐具颠覆了传统概念中的青铜文物的外观形象。有可能与这套餐具没有使用过,而且长期泡在水中封闭埋藏有关,也有可能与青铜的配方不同有关,或者因为其他一些我们尚未知晓的因素。但现在一切还是谜。

价值连城的青铜(一套颠覆三观的战国青铜珍品)(2)

考古发掘主持人“壶中取宝”。李康摄影

陈彦堂教授透露,还有一组青铜餐具是在铜盒内盛放,铜盘、铜匜与耳杯,大小相错叠置,数量达39件,同样保存完好。铜盒也是从腹部开合,盒盖顶上有一个中空的圆柱,结合大量的烟痕及内装大量器物的情况判断,此套组合应该具有类似汽锅的功能。

如此精美的餐具又是谁在享用呢?

据专家分析,这座墓规模巨大,墓中随葬大批精美的文物,陶礼器居然是两套九鼎八簋!九鼎八簋是天子的规格,墓主人虽然不是周天子也不是楚王,但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的组合与特征等方面分析并参考相关资料,初步判断墓主大致相当于楚国卿大夫或封君一类的人物。其下葬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再具体一点说,墓主人有可能是史书中有记载的“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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