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有人说“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人民的名义》中高玉良和侯亮平都是它的忠实粉，那么，这本书讲的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从名字上看，黄仁宇讲的是明朝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要让领导先走，第一篇是：万历皇帝。
开篇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一大堆官员听说午朝，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显然，这是出了乌龙。但接下来，万历皇帝很生气，竟然扣全体官员的工资。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显然，他是要告诉读者，明朝万历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连开会这种事情都组织不好了。
对此，万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但是，这个庞大的机构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很多史书把问题推到了万历皇帝身上，因为万历皇帝是有名的旷工皇帝。正是因为他开会不规律，所以才会出乌龙。
但黄仁宇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说：看了我的论述，你可能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的皇朝的牺牲品。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皇朝的礼仪，比如上朝时，万历戴着缀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块瓦片，极不舒服，但这是必须的，因为这象征着皇权。而皇帝绝大部分的精力，就这样用在维持礼的存在。剩下的一小部分精力，又要处理明朝官员无休止的争议。
这样一来，原本希望大干一场的万历就不得不发现，他只是一辆老旧车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经规定好的动作，一旦想自己设计两个动作，这辆车子的其它部件就会集体抗议。
一开始，万历以为反对来自张居正。
张居正是他的老师，也是万历前期的掌权者。万历很长一段时间生存在其阴影之下。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借打倒张居正，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
但万历很快发现，打倒张居正之后，他面对的是更为庞大的官宦集团。以前这个集团以张居正为目标，现在张居正倒了，只好把火力集中在万历身上。可以说，打倒了一个张居正，一百个张居正站了起来。
此外，黄仁宇先生还介绍了万历皇帝一个特殊的情况：他的婚姻生活。万历同志先是在自己母亲的宫里跟一个宫女王氏发生了关系，结果演变成狗血剧：泡妞泡成了老公以及喜当爹。宫女生下了常洛，是万历的长子。
万历很快就审美疲劳，爱上了一个称为淑妃的郑氏，并生下了朱常洵。万历试图册立朱常洵。因为这件事情，万历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文官集体发文章批判万历宠爱郑氏冷落王氏。
可是！我跟哪个女朋友亲近一点，关你们屁事！
无休止的礼仪，无休止的争论，无休止的指责，万历终于烦了。
黄仁宇写道，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是：无为而治。
让你们吵！老子不跟你们玩了！
有一个人说，不行啊，这个游戏还得接着玩，这个人叫申时行，第二篇的题目就是：首辅申时行。
在这一篇里，黄仁宇细致地描写了申时行的工作，非常繁杂，非常沉闷，体现出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这些细致的描述，无一不在提醒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在于完成什么工作，制定什么计划，而主要变成一些繁文缛节的仪式。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技术。
黄仁宇介绍道，申时行的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把皇帝当一个小孩去看，不停重复这个事情不能干，那个事情不能干。但万历恰恰是一个精力过剩的人。
申时行五十多岁，他要去约束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力不从心。
但黄仁宇依然认为，申时行有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和事佬，他起着调和剂的作用。明朝的官员技术上不先进，但吵架个个都是先进标兵。所以申时行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议。他成了调解员，而不是帝国技术官。
申时行强调以德服人，申时行亦以德量人。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国家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过于关注道德，而忽视技术。
于是，这位万历十五年的内阁首辅，陷入道德的泥潭，他或许是最好的内阁首辅，同样也是最坏的内阁首辅。
有没有人试图提高过帝国的技术？有的，这就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离开，是明帝国的重大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我们以为黄仁宇先生要介绍张居正了。不好意思，黄仁宇讲起了万历皇帝。黄仁宇讲万历因为立嫡问题，与群臣产生嫌隙，最后罢工不上班。黄仁宇讲申时行在当糊工匠。黄仁宇讲东林党人之间的争论，黄仁宇甚至又把正德皇帝翻出来说了一通。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正德皇帝是典型的反叛者，是文官集团的挑战者，他屡屡跳出文官给他划的圈圈。他放着坐班制度不执行，翘班到蒙古打仗，放着五星级的办公室皇宫不要，另修了一座豹房。
而万历是消极的，他的对策，就是我不上班。
讲了这么多，黄仁宇就是没有讲张居正。一个以张居正为章名的章节，没有张居正，这合适吗？如果你是小编，那就不合适，如果你是大伽，这太合适了。这正告诉你们，没有张居正，朝中就是这么的混乱。正好点了题：世间再无张居正。
第四篇比第三篇更怪，篇名叫：活着的祖宗。
这位活着的祖宗当然指万历，因为他不上班了。
万历为什么成为活着的祖宗？因为文官，首先是申时行。黄仁宇先生在第二篇写道，申时行是一个道德官员。但黄仁宇同时认为。申时行也是一位技术官员，或者说，他通过任命一些技术型的官员来改善或者维持明朝政府运转的基本技术要求。
比如他任命了潘季训治理黄河，比如他让郑雒经略北方的防护。
黄仁宇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申时行在以外交的方式处理内政。内政仿佛就是一个多边关系，里面有不同力量的斗争，而申时行的责任就是保持平衡。
在这样的平衡下，皇帝变得无所作为，最终成为活着的祖宗，是朝臣供奉的一个活着的偶像，是一个可以上香、可以祷告的对象，但绝不是走下神台，亲自过问具体事务的一个对象。
第五篇，终于来位大众偶像了：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前面数篇，都是从皇帝、从内阁等高层管理机构去解读明朝的运作机制，而海瑞是一个地方官僚。他代表着明朝所希望的地方样板：廉洁自律、公平公正。但黄仁宇却说，海瑞是古怪的。
他全然无视官场的潜规矩，他极端的廉洁，他极端的诚实，有着道德上的洁癖。这样的人，就是古代社会最推崇的道德样板。但就是这样的海瑞依然无法挽救明朝的社会。
原因不是道德无用，而是道德无法推广。固执于道德的海瑞终其一生都在同僚的怪异眼神里度过，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而不是一个能够孵化更多海瑞的原型机。
所以黄仁宇先生用海瑞道德完备与备受指责两个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现象相互交叉叙述来完成了这一篇，再一次论证了道德于政府管理上的无力。
第六篇：戚继光-狐独的将领
黄仁宇给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申时行是调解员，张居正是过去式，皇帝是活着的祖宗，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而戚继光，是孤独的将领。
他孤独在哪里？
他首先孤独在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
黄仁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处于鼎盛的明朝不去攻打正四分五裂的日本，反而让日本打到了明朝。我的个人看法是，土豪不会打劫穷鬼，只有穷鬼才会打劫土豪。
黄仁宇先生则仔细分析了明朝的军事制度，提出了他的见解。就是明朝的军事制度不足以应对一场对外战争，尤其是后勤保障。其次，明朝的将领选拔制度几乎是世荫制，这让明朝中后期的名将尤其难得。
明朝只需要打赢一场战斗的勇将，而不需要戚继光这样具有运筹帷幄能力的统帅，这是戚继光孤独的第二个原因。
这一章大篇幅介绍了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怎么练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证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时代，是个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着文官的成功。当谭伦、张居正这些支持他的文臣一个个离开时，戚继光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戚继光，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存在。
最后一篇，一个思想家与乡绅的矛盾体：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学家。
如果说，万历是官僚的皇帝，那么李贽则是思想的皇帝，但这位思想的皇帝，同样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哲学是离群的，是自我的，偏偏中国的社会又是一个宗族的社会，他置身其中，难免矛盾。
他称赞妻子“慈心能割有，约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无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净，却不得不面对整个宗族的复杂社会关系。
他越想摆脱这个社会，社会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当和尚，以为四大皆空，结果族人写信告诉他：我们已经指定你的一个侄子当你的继承人。
他跑到庙里，但无法不做学问，他要跟朱熹、跟王阳明隔着时空争论。他还要跟世俗争，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击着世人，却往往还要依靠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黄仁宇先生写李贽，不仅仅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角度去思考他，还有另一个层面，乡绅的角度。李贽是乡绅的代表，他的困惑，同样是明朝基础社会乡绅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黄仁宇看来，李贽就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里。作为个人，他尚且无法摆脱社会固有模式和思想给他的枷锁。可想而知，整个社会要做出改变是多么困难。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结论，只靠道德，这个国家是运转不起来的。
这就是万历年间的七面镜子，黄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国的二千年。
黄仁宇说：中国的症结无非是用道德代替技术。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造，皇帝、首辅、军将、地方官员、哲学家、乡绅等等各个层面，都需要一场大的改变，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黄仁宇通过这本书告诉世人一个重要历史观点：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应当更令人期待。——中国旧王朝一直重道德轻技术，但到了大明朝万历年间，世界技术已浩浩荡荡，包括中国，这时，道德明显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了，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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