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世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手稿和笔记本他用平常那种玩笑调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后读一读，走后的意思是说他离开人世。
「你就看一看，他说，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用得上的东西。
也许等我走人的时候，你可挑选一点东西发表。」
我们是在我的书房里，在书的包围之中。我父亲想找个地方把手提箱放下，前后走来走去，好象一个人要急于甩掉什么痛苦不堪的包袱。最后，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个毫无遮蔽的墙角。这是一个我们都不再忘记的尴尬时刻，但这个时刻一旦过去，我们回到我们通常的角色，生活轻松自如，我们爱开玩笑的调侃的个性恢复，也就不再紧张。
我记得，父亲离开之后，有好几天我走来走去经过手提箱，都没有碰它一下。我已很熟悉这个小巧黑色的皮质手提箱，熟悉它的锁，它的圆滑的箱角。父亲不出远门短途旅行的时候常带著它，有时用它装文件上班。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父亲旅行归来，我会打开这个小手提箱乱翻他的东西，品闻异邦外国给箱子带来的香水味。这个箱子对我来说是个老熟人，一件让我唤起清晰童年记忆的纪念品，而现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一下。为什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里面装的东西有神秘莫测的重量。
现在我要说到这些重量的意义。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我几乎不敢碰父亲的手提箱或是打开它，但我知道里面的一些笔记本写了什么。我看见过父亲用其中一些笔记本写什么东西。这并非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沈甸甸东西。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他年轻的时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伊斯坦布尔，他希望成为一个诗人，还曾把法国诗人瓦雷里（VALERY）翻译成土耳其语，但是，在一个贫穷的没有几个读者的国家写诗，这样的文学家的生活不是我父亲要过的生活。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所以我父亲的童年少年都是过着舒适的少爷生活，他不想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艰难。他喜爱美仑美奂的生活，这我可以理解。
有种不安让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装的东西保持距离，这首先是我害怕我会不喜欢我读到的东西。我父亲早料到这一点，所以有意装作他对箱子里的东西毫不在意的样子。在从事写作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看到这一点，这让我难过。但是我并不想生父亲的气，责怪他没有真正把文学当回事……我真正的恐惧，我不希望知道或发现的关键的事情，是我父亲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为有这种恐惧我才不敢打开我父亲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我父亲的手提箱内出现，我就不得不承认在我父亲身上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因为即使到了成年的年龄，我还是要父亲仅仅是我的父亲，而不是作家。
要做作家，对我来说意味著常年累月耐心尝试发现自己内在的另一个秘密存在，一个使其成为其人的内在世界：当我说到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文学的传统，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一张桌子前，独自一人，转向自己的内心。在内心的阴影之中，他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这个男人或者女人可能用一台打字机，或者利用一台电脑的舒适方便，或用笔在纸上写，就象我自己就这么写了三十年。他可以边写边喝茶喝咖啡，或边写边抽烟。有时候他会从桌上站起来，透过窗户看看街上玩耍的孩子，或者他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树林，看到风景，或者他只是目睹一面黑墙。他可以写诗，可以写剧本，或写小说，就象我一样。所有这些区别都是从桌边坐下来耐心地转向内心这个艰巨任务开始。要写作就是要转向内心凝视词语，要研究那个退入其中而其人走过的世界，而这需要耐心、要固执也要有乐在其中。当我坐在桌前，一连数日，一连数月，一连数年，慢慢把新的词语添加到空白的纸上，我感觉我好象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好象我把自己带入我内心另一人的存在，这好象一个人建造桥梁或拱顶，用一块接一块的石头。而我们作家使用的石头是词语。我们把词语捏在手里，感觉它们各块石头互相连接的方式，有时要在远处观察，要掂量它们的重量，要改变它们的位置，年复一年，耐心而又充满希望，我们创作出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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