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深圳客（ID：szhenke）
有些城市，令居民有归宿感，成为他事业起飞的舞台；有些城市则成为了居民的噩梦，一入城就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
人在选城，城也在择人。又到11月的求职季，数十万大学毕业生即将走入社会。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方面，是求职大军挺入北上深广，也有一部分人瞄准二三线城市；另一方面，以西安、天津为首多个城市对顶尖人才的抢夺大战。“城-人”进入双向选择标准时代。对一所城市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提升美誉度与影响力？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样的城市能够为其提供适宜的生活及发展环境，激发创造力与生命力？这回到一个终极的追问：人与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近20年，中国城市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高楼大厦不断涌现，多个城市快速发展。但从居民角度而言，宜居程度却未必有所提升。“城市病”集中爆发，譬如空间利用不恰当、城市布局不合理、垃圾处理难题等等。中国的“城市学”到了不得不重视的阶段，像雅各布斯那样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研究，实在是太缺乏了。
关于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许多人是通过一部纪录片认识她：《公民简：城市保卫战》。在这部关于纽约城市规划的纪录片中，言辞犀利的“公民简”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规划城市空间时，应将行人和市民的需求置于首位，还是把汽车和建筑的设计放在首位？
在其呼吁和努力下，纽约“选择拥抱母亲对孩子的爱，而不是那些违反人性、足以摧毁纽约精神的可怕计划”，于是，透过冰凉的摩天大楼，在受到保护的古老建筑以及中等密度的社区中，市民体味到一丝文化的生气与交流的温暖。
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社区与社区之间，需要互相连接，需要大家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的公共空间。
雅各布斯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城市规划理念的重要指导原则。在其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结尾，她猛烈地批判道：“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
平心而论，中国人接触雅各布斯的时间有点晚了。中国的不少城市，已经变成了雅各布斯极力抗拒的样子。城市成为了居民的敌人。
吸引力与容纳力，是一所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必要条件。
城市社会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兼具“磁体”和“容器”功能。“磁体”侧重于人类精神文化的聚集层面，如古代埃及的一些城市，尽管没有高耸的城墙与密集的人群，但通过各种仪式，形成强烈的内在聚合力及创造力，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集攒、贮藏、保管与传承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作为“容器”的城市，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也是我们能够通过一所城市的外在景观——街道、建筑、雕塑、绿地等所感觉到的部分，是人们对一个城市最基本的判断和感知。“磁体”和“容器”功能谁更重要，城市研究者长期讨论，各持己见。但作为一体两面，城市是精神生活与物质形式高度统纳的集合体；有包容力的城市，在号召创新的同时，也尊重历史、关怀过去。
有观点认为，新城之“新”，既作形容词，也为动词——使之新、更新（renew）、创新（innovate）。有“旧”的成分也不怕，但应当体现出对待“旧”的包容态度。
包容，不仅仅是不排外，而且需要提供多元文化并存、交织、融合、发展的自由空间。作为悬挂在自己编织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类带着沉重的肉身进入物理领域，身后拖拽着他的整个世界——这是文化的力量，是人类实现积累与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一所包容的城市，各种文化都能得到尊重，并拥有自主选择是否更迭、延续和变化的权利。
“新”城不一定是新建之城，而是管理者对待城市更新的理念是先进的，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是宽容的。譬如，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西北角有个著名的“第四基座”，定期更换公共艺术作品。今年8月，看到伫立的人首双翼牛神像，我激动不已。三年前，这座藏于摩苏尔博物馆的塑像被恐怖组织IS用电钻、大锤摧毁，亚述文明精华毁于极端分子之手。美籍伊拉克艺术家迈克尔·拉科维茨（Michael Rakowitz）用10500个伊拉克椰枣酱的空罐头盒将其复原，取名《隐形的敌人不应存在》。
作者的身份、作品的表现方式与名称，无不暗示着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对人性的思考——而将雕塑置于伦敦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置于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周围的纳尔逊纪念柱、威风凛凛的雄狮，国家美术馆、圣马田教堂，正是古今多元文化文明融汇交织的体现，怎能不令人动容！
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在这方面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城市的过去，成为了拆迁的对象。
暂时悬置移动因素，我们将城市简单地分为两类：“我”的城市与“他们”的城市。“我”的城市即“我”当前居住的城市，是每个个体最关心和熟悉的地方，是区别于其他场域的基础。生活的便利性与舒适度，是一所城市的基本考量要求——住在哪里，市中心或是边缘地带；与谁为邻，出门迎接友好的微笑还是冷漠的眼神；街道是否清洁，24小时便利店的数量多少，效率多高，可否让匆匆赶路的上班族在等车间隙带着惺忪睡眼迅速买一杯热咖啡，夜晚加班回来远远望见灯光消除一丝惧怕，冒着长胖的风险来几串关东煮？
“他们”的城市呢？就是一座缺乏归宿感的城市。一个居民看到灯红酒绿、霓虹闪烁，却没有家的感觉。“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哪怕是灯光秀看起来多么靓丽，也比不上家门口便利店闪烁的灯光。
一座理想的城市，应该是“我”的城市，是可沟通、可对话的城市。这种可沟通性，既表现在人与人、人与城之间有顺畅便捷的连接渠道，也表现在让人们拥有所需的独处时间或专属空间。在许多城市，抬头可见鳞次栉比、灯光闪烁的摩天大楼，却千里难寻穿上跑鞋就能驰骋、抱起篮球就能跳跃的空地绿场；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甚至超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但仰望与触摸冰凉的建筑，浓厚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遮盖了人与人、人与城沟通的可能性，甚至为了“看起来很美”，牺牲了市民生活的基本便利性。有这样的体验人不在少数：无论是作为“主人”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还是作为“异客”身在他乡，内急时第一反应是看看周围有无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或者大型购物商场；如果都没有，再通过路标寻找公共卫生间。原因当然是公共卫生间数量少并且清洁度不高，而标准化的快餐店与商场情况好的多。这些年在一些中心街区有所改观，也许人们的观念也会慢慢变化，让“公共”二字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建筑学专家也逐渐意识到，城市空间对市民的塑造作用。在物理角度的楼宇建设之外，还有重要的人文情感贯穿其中。城市还承担“以文教化”的功能，传播知识与思想，促进交流与融通。这种功能几乎体现在在每一个领域和场所：从一个大都市，到一个小社区，居民的文化认知、身份认同与区域空间相互映照，彼此互动，互为因果。
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相互依赖：前者是后者的容器，后者是前者的内容。公共开敞空间是人们户外活动和休憩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精神体验和情感交流的场所。场所的设计、观感与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了“人造空间、空间塑人”的核心观点。城市公共空间干净整洁、环境美好，让人有“诗意栖居”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塑造”了遵纪守法、团结友爱的市民。反之，如果城市乌烟瘴气、垃圾遍地，在这里活动的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变得颓废消极。
情境主义理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城市的公共空间，何尝不是一种“情境”呢？按照德波和多里斯（Doris）等人的理论，情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行为。优美情境能让人心情舒畅、心态阳光，因而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糟糕的环境则容易让人心灰意冷、垂头丧气。中国古代故事“孟母三迁”说明了这一道理：周边的人文环境对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年轻人）影响很大。如果城市空间构建的是一个糟糕情境，哪怕它是无意识的产物，那么同样会造就一个充满戾气的群体。在国外很多大城市比如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墨西哥城，贫民区的环境非常恶劣，里面的孩子也容易学坏。这提醒我们，城市规划中的某些随意决策，比如垃圾的堆放、废弃的工地、随意拉伸的电线与网线等，那些令城市变得肮脏和混乱的物品，都对城市有着负面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城市公共空间往往具有“橱窗”功能，体现城市形象与特色。有些公共空间的独特布置，更是可能成为城市景点，与人文故事、城市气质结合起来，成为城市标示。比如自由女神之于纽约、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红场之于莫斯科。国内的一些城市也意识到了标志性建筑对于市民认同感建构的积极作用，主动塑造全新景观，如广州在2008-2010年间启动修建的“广州塔”，迅速成为城市新地标。
就像鱼生活在水中而渐渐对水无感，我们对长期生活城市的感知也存在着鱼儿一般的冷静与淡漠——除非水的温度或性状改变，甚至水被污染或出现不明物体侵占空间，才应激性地对影响因素处理；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游去别的水域。当然，与水生动物不同的是，人始终掌握主动权、发挥能动性，未雨绸缪地提高“水质”，改善生活空间。
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叹。伴随扶摇直上，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和缺点也逐渐暴露。譬如同质化的不仅仅是建筑和景观，甚至连缺陷都惊人地相似：面对暴雨、洪涝、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不同层级的城市一次次展现出脆弱与不堪。这种突发事件下的集中表现，属于“鱼”所处的“水”被严重侵害的情形，而如何针对日常“水”展开净化、调整、提升，让每一条鱼自由安心徜徉，自然是这所大“鱼缸”的规划者与管理者应考虑的焦点。
当我们谈论城市，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里程碑人物及观点。霍华德提倡“田园城市”，雅各布斯强调“人是城市的本质”，提出尊重与发展城市多样性，芒福德将城市视为人类文明的载体。这些著作都打开了我们的视野，透过冰凉的建筑，我们看到一个大写的人。
为了更好的城市，我们要把目光，从“建筑”转移到“人”的身上。
作者：万年青
传播学博士，任教于广东某高校
行走半个中国，研究城市与人文
参考文献：
杨键：《城市：磁体还是容器？》《读书》2007年第12期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2005年版
格雷泽：《城市的胜利》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
J Jacobs., Strategies for Helping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69 , 59 (4) :652-656
J Jacobs, Strategies for Helping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69 , 59 (4) :652-656
ST Hunter & MD Mumford, The Creativity Paradox: Sources, Resolutions, and Direction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2005 , 4 (05)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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