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亚峰
母亲“四七”忌日快到了。我和家人驱车回到了自己的老屋，烛光摇曳，往事如烟。西间窗台上的那盏油灯，又渐渐浮现到眼前，油灯的烟，波线一样直飘到木窗过梁，过梁下还有灯烟经年的熏黑。我趴在窗台下写作业，母亲坐在床边戴着“顶指儿”纳鞋底儿，这是四十年前老屋里最通常不过的镜像；农忙时节，老屋窗台，灯苗如豆，一点儿光亮，或也为驱除夜的暗淡，也或为小孩子抵抗内心的恐惧，院子里堆满未剥的玉米棒子、未摘的花生和棉花桃子，一边干活儿，一边：故事、恩怨、往来、人情、逸闻、历史、眼下，都在这个有灯的院落和老屋里述说。
母亲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她出生的那个村子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距河南清丰县城东45华里，叫“卫城”，历史上是一个商贸集市发达的地方，到本世纪初依然呈现过繁荣景象。姥爷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在卫城集当过“集头”，相当于现在的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俗语说“宁领千军，不领一集”，“集头”负责古集贸市场的平买平卖，在卫城集也算是面上的“人物”。舅舅说，姥爷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抗日战争烽火乍起那年，母亲诞生了。日本侵略军的碉堡就在卫城集的东南角，战争烽火在这一代蔓延了很多年，姥爷领着这个古老的集镇在日本、新五军、八路军、地方流匪之间周旋，老百姓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得以生息。母亲常常说起她小时候，跟在姥爷身后，走在卫城集上，脸上演绎着幸福回忆的情形。母亲也曾给我讲起她躲在柴房，屏住呼吸，从门缝里看着日本兵用枪托打姥爷的凄惨场景；给我讲姥爷弄死了几个日本兵，逃亡天津，母亲领着六七岁的小舅舅在豫鲁交界一带乞讨的陈年往事。
1982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领着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耕织过活儿。老一代人总是讲些情谊，我还是被照顾安排到了乡中学，有几个老师对我也很好。在乡中学，我呆了一年多，春暖花开时节，手上、脚后跟的冻疮还在渗着脓血，大哥骑自行车驮着我四处寻医，这样我又回到了本村中学。到1990年，河南天灾，杂税繁多、农民负担沉重、盗匪四起，家里的困顿难以言表，那时二哥在山西做建筑工人、大哥读大学、姐姐和母亲在家种地，我读高中。交过公粮后，所剩无几。家里只有一张床，一般是姐姐的；还有两张门板，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母亲的，我常从门板上掉下来，母亲总安慰我，就是这么一个家。那一年，我揣着母亲给的10块钱，到了山西大阳泉煤矿，我清楚的记得母亲的万千叮咛……
母亲年龄大了，常年的劳作，腿脚有些不太灵便。母亲用上了拐杖，母亲说：“我不能倒下！拐杖就是个扶手，不给你们添麻烦！”。母亲最初的拐杖是她自己选的，就是随便找一个顺手的竹竿、木棍儿什么的。我也试着给她买过几个，她都感觉没有自己找的顺手。后来，我又选了一个粗细适中，木质结实，比较轻的，这根拐杖母亲用了很多年。母亲走时，姐姐说这根拐杖让母亲带走吧，我们把它放在了母亲身边。其实，真正支撑母亲在风云变幻、岁月动荡的困苦中行走七八十年的那些“拐棍儿”，是母亲的家人和几千年中原传统精神。母亲是历史的，母亲的拐杖我让她带走了，放在了母亲的身旁。但我们留下了母亲的精神拐杖，这个拐杖是中原人民五千年的支柱，代代相传。
外祖母不识字，但很明智，家里尽管很贫穷，仍供给大舅舅、母亲、小舅舅读书识字。外祖母不是大家闺秀，但知书达理，一生大气豁达，任何风云变幻，都能从容淡定；任何所谓的大人物都能平等待之，从来不仰视、或者仰视过谁。姐姐说，有一个大官模样的人去拜访大舅舅，把姥姥当成家里的佣人，姥姥很客气的接待了他，不露声色，当他知道他面前的这个干练、清净、慈祥、精神饱满、一头乌发、束着花围裙的八十多岁老太太是大舅舅的母亲时，面露尴尬之色，姥姥一笑一抚了之。在外祖母的眼里，外祖父是一个贫穷的人，但外祖父身材魁梧、眉宇清秀，两层双眼皮、大眼睛、国字脸、肤色白润。最有特点的是那一双浓眉，两边下垂很长，一股英气自然而生。按姥姥的话说，姥爷很好看、很漂亮、长得好。这就是姥爷。
外祖父家族的人很多，有兄弟五人，孩子们也都有选择，多为生存而从军。有跟阎锡山的、有跟蒋介石的、也有跟其他的，但没有跟汪伪汉奸的。抗日战争结束了，外祖父从天津回来了，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改，国共内战正酣。大舅舅和他的小伙伴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那时候，他们都是十四五岁，大舅舅十四岁。大舅舅八十多岁时退休了，每年回家祭祖，但他从来不让我们跟着，一个人独自在外祖父母的坟前长跪祈祷，他说什么，我们无从知晓。我曾问过大舅舅，他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大舅舅说：谁抗日就跟谁！共产党抗日，一个口号挽救了一个国家、挽救了一个军队，口号就是抗日！后来大舅舅参加打淮海，从平原打到大别山、西南川桂滇。他的战友们，也从西南打到海南、从海南打到朝鲜半岛，靠着一双腿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奔走，几万里星辰路月，为共和国的建立浴血奋战。战争停了，国家太平了，大舅舅去读书了，学习中医，成了军中名医，在军队呆了很长时间，大舅舅曾自豪的说：现在比我在役时间长的没有了！大舅舅不太关心俗世凡务，热衷于救死扶伤，本来他学习中医内科。80年代初，大舅舅一个同事的小姑娘得了血液病，对他触动很大，开始了用中医来治疗血液病的探索中，40年如一日，现在也是很有成就。
在大舅舅的感召下，小舅舅职业学校毕业后，也到了部队，小舅舅1963年入伍。清丰县是个出英雄的地方，与他一起入伍的，大多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家国情怀，最出名的是一个叫吴双战的，后来成了中国武警部队总司令。后来小舅舅转业了，转到了阳泉市的国有企业里，担任领导，干得还算不错；过于浓厚的乡土情结，退休前几年，他又到了濮阳市的一家国有企业，退休后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生活不算太富裕。但小舅舅生性豪迈、豁达、乐观，没听过他有半点儿报怨，也从来不去走走关系。小舅舅，关注更多的是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国家的战略和周边安宁，也许那一代军人都是那样儿。晚年的小舅舅，依然保持着革命般的人生激情，养生、锻炼、赋诗，多是对他们那一代——可以说是新共和国奠基和探索的那一代——人生理想和奋斗成就的守望。
母亲有抽烟的习惯，从记事儿起，就知道母亲抽烟。母亲并没有烟瘾，不连续抽，一支抽不完，母亲会轻轻地熄灭它，用纸包好，放在口袋里，再去忙眼前的活儿。母亲点烟用的是火柴，我们小时候称“洋火儿”，母亲总是先把火柴擦着，然后再拿烟、点烟。我一直理解不了：为什么母亲不衔着烟、擦火柴、再点烟呢？几十年后，我的博士生导师舒国滢教授给我说穿系带儿的鞋时，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抽烟时，会有三个动作而不是合成一个步骤。生活的细节里肯定有个中道理，多一个节奏也许多一份优雅、也多一份心思、一分平静。
大学刚毕业时，我特意问过母亲，她啥时候开始抽烟，为什么抽烟、又是怎么学会抽烟的？她说：新中国成立后，初中毕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大集体，男的和女的在一起干活，男的抽烟，女的闲着也没事儿，就跟着抽起来了，反正烟是集体免费提供的。在外祖母村里，跟母亲一起的，那些远门儿的姥姥、妗子、姨和嫂子们大多都会抽烟。母亲说，妇女学会抽烟是思想大解放造成的。
在我模糊的记忆力里，我们家的墙上常挂着成捆的烟叶。母亲会把烤烟叶和红薯叶搓碎掺起来，撕一叠二指宽的长纸条放在烟丝的布袋里备用。母亲抽的烟，就用纸条卷的大喇叭。那时，我也不知道母亲抽烟什么感觉。我们的邻居，伯母、婶子、嫂子也大多会抽烟，不知道是母亲教她们的，还是她们自己本来就会。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或在家里，或在路边、村头，或在街口、地头，吞云吐雾，她们聊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印象。母亲单独抽烟时的情形，我有很深的印象，优雅算不上，而那种淡定、深沉、平静、悠闲都在母亲的指间里，所有的困难、艰难、烦恼、烦心、纠结都会随着母亲慢慢吐出白烟飘走。经常和母亲一起抽烟人，还有母亲以前的老学生们，见到母亲也会给母亲递上一支，母亲的学生也经常提起“黄老师，是他的老师。”每年旧历正月初一，给母亲磕头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从天不亮一直到八九点中，母亲也会拿烟招待他们。
母亲抽一口烟，往往能把我们认为很复杂的事儿，看得非常简单，处理得非常精当。从母亲那里我受益良多。我哥是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村当了村官，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但跟我母亲比，我哥能算初中毕业。我常给母亲说，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怎么能接得住复杂的社会现实？母亲说：你父亲是个老马列，各种辩论口才不输人，过于耿直，还有点儿迂腐。但母亲说，父亲很有智慧，比学了一辈子马列的哥哥有智慧，说我哥过于老实善良。老母亲曾对我说，人首先要善良，不要想着去伤害或者损害别人，但善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善良被坑的人多了，说是善良，其实是个傻瓜。
我、我大哥也都抽烟，但没有我母亲那种境界，我们都属于是瞎抽，母亲抽烟是看世界的。母亲抽烟，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刺鼻难闻，跟母亲一起抽烟倒是很悠闲的事儿。在轻烟袅袅中，母亲给我讲起往事，母亲只讲事儿，不讲理；母亲说，理在事中，你应自己学着去理。我的大学老师们除了讲事儿，还讲事儿中的理。母亲和老师谁讲的对呢？不好下结论。因为，母亲说的事儿和老师说的事儿虽说是一个事儿，但面貌全非。老师讲大历史，母亲讲小视角。
2006年那年，我结婚了。之前，我跟母亲一起生活，住在我们的老屋里。母亲不喜欢城市，她喜欢农村的平静和浓浓的乡情。母亲抽烟一直抽到八十岁左右。我大学毕业后，母亲就不再抽自己制作的大喇叭烟，我和两个哥哥、姐姐都会给她买点儿烟卷儿，我也经常给母亲一些钱。母亲节俭一生，从来不乱花钱，很少用孩子们给她的钱自己去买烟抽，我们给她的钱总是结结实实地放起来，看哪一个孩子急用时拿出来。母亲除了农活儿，会掐辫子（莛子秆），农忙闲暇都会编一段时间。麦辫儿是豫北草帽的材料，每一盘儿是十圈，大概有五六米长，能卖一块多钱。母亲说她每年能挣百十块钱，能顾住自己在家里的开销。母亲年龄大了，掐辫儿的速度也慢了，但她仍自信地说，她每一礼拜卖草辫儿的钱，够自己买烟抽的。母亲每年都让二哥或姐姐给她种一些“莛子麦”，有时二哥不太高兴，说这种麦产量低，种一般小麦多卖的钱都够抽烟的！我劝二哥，还是要尊重母亲的爱好，母亲不停地动动手，也算是锻炼身体。
年初的一天，我点上一根细支黄金叶，放在母亲的嘴边儿，母亲开心地笑了，用她沧桑的手轻轻地挡了挡，意思是“不抽了！抽不动了。”看到母亲欢快的笑容，我很激动，也有无限酸楚。母亲晚年，我每年都会回家二三十趟，但都是匆匆来去。每次来，母亲都是喜极而泣；每次走，母亲都会送到大门外，挥挥手，“啥时再来？”姐姐说，母亲去世的头一天，母亲紧搂着大哥的脖子亲了又亲，也呼唤着她的小儿子。母亲生病住院，从来没有流露出痛苦和难受，每天都是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姐姐说，母亲都是自己忍着。
母亲算是一个长寿的人。母亲的烟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有一天早晨，母亲醒来，对姐姐说：“你乐婶儿死了，去送块金箔吧！”姐姐回说:“妈，你糊涂了，做梦了吧！前天还见她呢，活得好好的！”那天冷清明儿，乐婶儿的确走了。姐姐始终没有告诉母亲，母亲也再没有见过乐婶儿，也没有再问起过。网络上说，这种现象叫量子纠缠。很多年来，我在外漂泊游学，也常常在梦中醒来，梦到和母亲一起干活，梦到母亲的叮咛、催促、唠叨，梦到和母亲一起抽烟的情形，每到这时，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安排回家行程。我想母亲了，母亲肯定也想我了。
很多年来，我和妻子最重要的分歧，就是对待回家问题上。城市和乡村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对家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深处的渴望有很大差异。大学时，读过一本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社会学著作，好像是研究门当户对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会有很长时间的磨合，也有很多人在婚姻这个旅途中上车、下车，婚姻不易，行且珍惜。妻算是很善良的人，对母亲也算是尽心孝顺吧。这两年，我们都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研究人权法，也很关注女性人权，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法与人权方面的问题。从清末以来，中国人权研究和中国的人权事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权的研究，我们不仅看世界大视野里的东西，是不是应从单个个人切入，从一个人的社会关联中去细分剖析。我们用哈勃望远镜看天体、用“中国天眼”探测广袤的宇宙，星系的运行与生灭；我们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一片树叶，缩小一万亿倍，或者十万亿倍，再或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的是宇宙，小的也是宇宙。对中国人权的研究，从单个人起，也许能看得真真切切。
法大刚毕业时，我和母亲常常探讨法律问题，母亲也懂得了法的核心是权利，但她的法观念里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权力。母亲告诉我，法能帮人，也能害人，自己要把握好。一个人，会经历很多事儿，也会接触很多人，母亲是中原大历史的经历者，也是我家这个小院子的守护者；父亲去世的近40年里，母亲从来不去父亲的坟上去看一看，尽管近在咫尺，但清明节、十月一、春节等传统节日，母亲都会让姐姐、二哥、二嫂去坟上烧些纸钱。母亲懂得父亲年轻时提着脑袋在日伪刺刀、枪林弹雨中活动的意义。我和大哥都是公务人员，母亲从来不要求我们上坟，按母亲的说法儿，干好自己的事儿，也算是尽孝，就算告慰老父亲了。母亲、父亲、外祖父母、舅舅，他们的人生及他们对世界、社会、自身的思考，会沉淀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能否把自己沉淀下去呢？要靠我们和孩子们的修为。人权，不是说别的，它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百儿八十斤的肉身，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抗争、选择而赋予规定性的。
回忆我的母亲，母亲的点点滴滴、片片段段、一帧帧、像一条小河流淌、像一幅幅画卷徐展。母亲在一个风云变幻、凄惨动荡的时代生活过；母亲在一个幸福时代，守着清贫，度过了晚年。人权，对人权的研究从单个人开始，未免不是一条现实的思路。中国人的人权绝不是西语意义上的，中国人权事业及其成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不是谁赐予的。如果说西方的人权理论，包括马克思的人权理论给中国有启蒙的话，那么真正让中国人拥有人权的是战争、革命、改革和中国法学、法治的进步。母亲，我的母亲，中国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母亲，她的一生也承载着中国人权的全部历史和未来的期望，母亲的苦难、幸福与知足、无奈，都应是中国人权问题思考的一个重要起点。人权，人之为人的权利。不仅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集体有可能侵犯个人，个人也有可能侵蚀集体；个人和集体如何去平衡，集体和个人如何能，或者如何去应对世界大环境里民众基本人权所遭受的灭顶之灾？母亲，她也无能为力，这是政治、民族精神和法律才能解决的问题，母亲对这个问题是有清楚认识的。
母亲说：你学法了，找你的人也多了，你有本事儿了，有些事儿能办，有些事儿不能办，都是有道道儿的。当然，母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腐败小环境是很了解的，父亲对外人还是很宽容的；但母亲更理解，为什么父亲饿得发晕，也不会去学校的仓库里盛一升粮食？母亲说，一口粮食就是一条人命，多吃一口，也许一个人就倒下了。法，意味着权利，意味着权力，按母亲的话说，法都是有边儿的。做或者不做都可能是恶的，也可能是善的，都在你的心里，头上三尺有神灵。我工作了，经常给家里一些接济，二哥小学不毕业，常常说：家里你不要操心，别摸不该摸的钱儿。
上一代人的梦想是什么？我和母亲都不是党员，母亲加入过共青团员，我任过小单位的团委书记；母亲没有入党，她由教师成了一名农民；我没有入党，到省直工作的十几年忙于法学研究。但有一点我和母亲是相通的：我们理解父亲、哥哥、舅舅们的选择，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起家的，是民众福祉和国家强大的政治支撑。99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纪念日。今天，香港国安法生效实施，中国国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强大。政治离母亲一直都很遥远，但母亲似乎比父亲看得更清楚些，也许父亲是演员，母亲是观众的缘故。我还在学习，那几代人都是一部厚厚的书，还需要不断翻一翻。
母亲和他的家人，连同我的父亲，已历中国百年；母亲，历经沧桑，笑对清贫，坚守良知。母亲，在我们的老屋安详的走了。老屋的灯光微弱，但有母亲的记忆，足以照亮我们的内心。母亲，就是一盏心灯，伴我们远行。母亲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
（韩亚峰：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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