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许光达（1908年11月19日-1969年6月3日）
随着国民革命浪潮的迅速高涨，不少北洋军队投靠革命，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改造这批北洋军队和准备二次北伐，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决定设立政治训练班培养军事人才。1926年9月29日，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致电蒋介石，提出在武汉或长沙开设分校的建议。蒋介石为了削弱中央军校的左派力量，采纳了此建议。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将黄埔政治科移至武昌，再加以扩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科迁至武昌不久，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址在位于武昌文昌门、平湖门之间的两湖书院旧址。1927年1月，许光达同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大队及工兵大队两科1200多名学员转到武汉分校学习。
革命形势恶化 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关口，帝国主义列强担心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触动他们的利益，不断向国民党施压，图谋将中国永远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在此背景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与诱惑下选择了背叛革命，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顿时，共产党人血流成河。消息传出，师生群情激愤，到处张贴反蒋斥蒋的标语。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打倒列强》的歌曲也被重新填词：“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我们大家起来，打倒他！打倒他！”武汉分校师生群情激昂地唱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当时正义的舆论还战胜不了反革命淫威。“马日事变”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爆发，共产党人不断受到迫害，革命形势日趋恶化。军校已无法上课，校方决定第五期提前毕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情形。
在极端严峻的革命形势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分析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但是党的五大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之后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中央决定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然后举行新的北伐。在此背景下，许光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于1927年7月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的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当许光达赶到九江张发奎部时，“宁汉分裂”变成了“宁汉合流”。张发奎已公然倒向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由接纳变成了监视、清退，甚至迫害。
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南昌起义。许光达接到九江市党组织的指示：“分头离开炮兵营，天黑后在南门外集合，迅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于是，许光达一行7人，于8月2日由九江徒步赴南昌参加起义。此时他没想到的是，他双腿迈开的竟是一条千里寻党之路。
舍命追义军 三河坝战斗中负伤8月5日，当他们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前往广东。根据江西高安县中共组织的指点，许光达用他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按地上起义军留下的模糊标识，一路追赶南昌起义部队。
“当时，我们在炮兵营当见习的有共产党员六、七人，于当夜集合(哪天记不得了)，由姓黄的当组长(名字记不得了)，组员有杨实人，其他名字记不得了。党组织发给了我们手枪和路费。由九江徒步赴南昌(火车不能坐了)。在赣江坐了一段小民船，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出发了。”
——许光达《我的检查》
在追赶起义部队的路上，他们不断遇到溃散的起义军士兵。有的人因此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革命意志消沉；有的人受不了艰苦生活的考验，要离开革命队伍；还有的甚至贪生怕死，要去投靠新军阀。有人问许光达：“起义军已败，知道吗？”
许答：“知道。”
又问：“为何还追赶败军之师？”
许答：“虽败犹荣。”
再问：“这不是去送死吗?”
许答：“虽死犹生。”
在追寻南昌起义部队无果时，许光达坚定地说：“党指给我们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找到部队。”正是他的坚持，8月13日，许光达等人终于在江西宁都赶上起义部队。他被编人11军25师75团3营11连3排任排长，不久参加了会昌战役，得到了营长蔡晴川的表扬。随后许光达继续随起义军南下参加三河坝战役。三河坝可以说是许光达生死命运的渡口，他在那场战役中与敌人顽强战斗，光荣负伤后被安置在一户农民家中养伤。
三河坝战斗失败，我负伤，退回大埔。因当时不能随军行动，被组织安排在老百姓家养伤。当时十一连党代表廖浩然也负伤。我即随廖浩然在大埔北约十华里的茂之前村的一个老乡家里养伤。”
——许光达《我的检查》
养伤的日子没有战场上的惊心动魄，也不需要像地下党员一样隐姓埋名地负重前行。此时是安逸地隐退过日子，还是冒着危险继续寻党？许光达想到了郑板桥的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激励着他执着地追寻党组织。二十多天后，伤未痊愈的许光达再次踏上了千里寻党的征程。
三河坝战役纪念园中的许光达雕像
辗转学兵团 为逃避追捕曾改名许泛舟
1927年11月初，许光达徒步到达潮州，再乘火车到达汕头，才知道南下的起义军又失败了。寻不到组织决不罢休的决心驱使他又乘船奔赴上海。1928年1月，许光达终于在安徽寿县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被安排在地方军阀柏文蔚的学兵团担任教育副官。
“学兵团是安徽地方军阀柏文蔚为了扩充自己势力，利用孙一中等为他培养干部而办的。孙一中等则利用了与柏文蔚家乡亲戚关系办了学兵团，收容、保存、安置了一批共产党员。”“在学兵团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成立了支部委员会，受寿县县委直接领导。当时县委书记是王墨林。学兵团党组织是秘密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教育，在学兵团发展组织，对地方上散发秘密传单。”
——许光达《我的检查》
作为政治教官，许光达除了负责招生学员、谱写团歌、组织操练，还要跟学员授课。许光达当时讲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政治》等课程特别受学员们欢迎。在许光达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学兵团得到快速发展。这时安徽省委指示学兵团准备参加秋季淮南暴动。但是，学兵团只有枪，没有子弹。在购买子弹过程中，被特务营发现并向柏文蔚告发。柏文蔚十分恼怒，先撤了孙一中的团长职务，进而追捕共产党员。许光达等人凭着过人的机警虎口逃生。淮南暴动未果后，党组织指示许光达等6人由寿县经蚌埠来到南京，打算由南京换车去西北军做兵运工作。许光达想到这一去又不知道何日才能回家，决定绕道先回一趟长沙老家。也正是这次回家，许光达与邹靖华在双方长辈的安排下正式结成夫妻。但是在结婚第十天，由于叛徒出卖，面临逮捕，许光达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人。
青年时代的许光达
动荡的年代，人生就如大海之上的一叶扁舟，未来之途实难料想。为逃避国民党军阀何键的追捕，许光达改名许泛舟，投奔河北省清河县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邹希鲁当时还不知道许光达加入了共产党，就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女婿在县里当警察局长。许光达一想，这也是个不错的权宜之计，于是一边当着警察局长，一边联系组织，顺便考虑发展一批武装力量。期间，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释放了很多政治犯和一大批革命同志。然而，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查到了许光达的下落，便派人从长沙来河北清河县缉拿许光达。许光达只好再次潜逃。而他的岳父——清末举人邹希鲁，好不容易熬到县长职位，却因为自己的高徒兼女婿砸了饭碗，被革职回乡。
逃亡中的许光达找不到组织，四处漂泊，无依无靠。他曾去北平找过组织，但一无所获。他记得有一个跟自己同时入党的同学在开滦煤矿搞工运工作，于是到了唐山开滦煤矿，一边在煤矿打工糊口，一边继续寻找组织。1929年6月，许光达辗转到了安徽芜湖，在那里终于找到了芜湖党组织负责人，才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组建红六军 屡建功勋1929年7月，经安徽芜湖党组织介绍，许光达去上海，参加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部主办的中央军事训练班(第一期)学习。中央军事训练班是为了培养军政高级领导干部，加强对各苏区武装斗争力量的建设和领导而开办的。进入这个训练班成为许光达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9月学习结束后，许光达和孙德清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当时，洪湖地区游击队很活跃，但缺乏统一领导。中央决定，要把洪湖地区各路游击队整合起来，成立红六军，再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合在一起，组成红二军团。临行前的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给许光达和孙德清交待任务：“你们去了以后，首先要协助那里的同志，先把红六军搞起来。任务艰巨啊，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许光达虽然感到责任重大，但想到即将真刀实枪地去和敌人战斗，就像是生命复归，尤感兴奋。为了表示弃旧图新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光达，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组建红六军
1930年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在湖北省监利县汪家桥正式成立。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军参谋长。这些红六军军职领导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都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六军的成立标志着洪湖地区革命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民游击队到正规红军的转变。1930年7月4日，红六军和红四军在湖北省公安县城南平胜利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贺龙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军。红六军下设两个师，第十七师师长段德昌，政委许光达。随后，许光达奉命拔除洪湖苏区内部的“白点”，率第十七师铲除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白极会，先后攻占新沟嘴、府场、杨林尾，迫使敌人退至东荆河以北；后又率部参加攻克石首、藕池、监利、仙桃的战斗，屡建功勋。
千里寻党历艰辛 坚守初心不言弃纵观许光达这段寻党的历程，可谓异常曲折艰辛。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力量薄弱，加之敌人疯狂镇压，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1927年、1928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尤甚。根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害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许多党组织被破坏，不少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退团(共青团)，甚至登报脱党，向敌人叛变。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将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员失去了党组织，就好比孩子离开了母亲。许光达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5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在潮汕、上海、寿县、蚌埠、南京、武汉、长沙、清河、北平、无锡、芜湖千里寻党的路途上，两渡长江黄河，踏遍华南华北，历经千辛万苦，但从不言弃。因为许光达始终坚信：尽管革命斗争异常艰苦、激烈和复杂，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非共产党莫属的！”
许光达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执著寻党，寻的不仅是党的组织，更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光辉历程，有辉煌、有坎坷、有荆棘。在这条风雨兼程的路上，无数共产党人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入党初心，实践着自己的入党誓言。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战线上，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坚强的党性、坚定的信念。是他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执著追求、砥砺奋进，才有了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发展，才有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许光达为了革命理想而历尽艰难坚定不移地寻找党组织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崇高风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