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斌
燕京大学藏殷契卜辞 龟甲骨兽文字
最近，读了《做人如拆字！这些字你看懂了吗？》等几篇解释汉字字义的文章，总觉得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以想当然的方式曲解汉字的本义与引申义，误导了读者。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了解汉字的起源、演变、造字规律及其孳乳生成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不揣固陋，赘述如下。
汉字的起源关于汉字的起源，已经聚讼了两千多年，概括说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从结绳演化而来，二是认为由图画演化而来，三是认为由契刻演化而来。
《易•系传》：“上古结绳而治”，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结绳与文字仅就记事这一点来说，二者确有相通之处，但无论如何，文字异于结绳，这不仅因为文字是文明的标志，结绳是蒙昧的表征，更主要在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和语言密不可分，是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而结绳则只能作为帮助记忆的工具，它不具备和语言结合的条件。因此，把结绳看作文字产生前古人经过那么一个记事阶段大概不能算错，但把结绳视为文字的起源便迷不知正了。
图画是远古人民记事与交流思想的一种方法。
图画是远古人民记事与交流思想的一种方法，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在其所居的洞壁上画画，而且画得生动逼真，使人一看便知其意。比如要约人去狩猎，就画一头鹿或一头野牛和一个挂弓箭的人，作为信件送去，这样就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所以有人把这种图画称之为“图画文字”。“图画文字”的特点在于它能够以具体的图形表达具体的事物，最初画得尽量仔细逼真，后来在人们习惯了这些表意图画之后，只要粗线条地画出轮廓，即可知晓意思了。这样，有些图画就逐渐脱离具体事物的描绘而蜕变为抽象的、一般概念的代表，后来人们将其称之为象形文字。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其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许多象形文字本来就是图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甲骨文、金文中得到印证。
契刻也是在没有文字的民族里所采用的一种记事方式，例如甘肃西宁县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骨契，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三图的两块骨版，这些实物可能是契约、券契之类，与古代法相关，与文字关系不大，但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仰韶文化陶器口缘外的刻画便不同了，就不能说与文字无关了。1970年代初讨论半坡彩陶的刻划符号时，于省吾先生说：“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以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郭沫若先生也说：“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和器物上花纹判然不同……刻画的意义至今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后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也有类似的陶器符号，分布在中国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发现有陶器符号。李学勤先生说，这些符号“其形更接近商周文字，大汶口文化的符号比较端正、规整，有象形性，很像后来的青铜器铭文”。至于殷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其结构与同时的甲骨文、金文一致，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陶文了，例如1956年《小屯•殷墟陶器》图版61至63所载的80例陶器符号，多数是可识的文字。
1970年代初讨论半坡彩陶的刻划符号时，于省吾先生说：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以为这是文字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还有认为由八卦演化而来等观点，所据不力，这里不作介绍。笔者认为，汉字的起源可能不只一个源头，可能经历了一个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的历史过程，结合迄今发现的早期文字，属于象形文字的主要源于图画文字，属于指事文字的多来自刻划符号，而汉字的其他类型，又基本上是由象形和指事这两种类型的文字孳生嬗变而来的。
说到文字的起源，不能不涉及文字究竟是谁创造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也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仓颉造字的提法，见于《韩非子•五蠹》《世本•作篇》、李斯《仓颉篇》、许慎《说文解字序》等文献；二是黄帝作书的提法，见于徐锴《说文系传•系述》等文献；三是笼统提圣人造字，见于明赵古则《六书本义•六书总论》、清段玉裁《说文序注》等文献。笔者认为这些提法都是不妥的，文字和语言一样，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历程，如果说某些所谓圣人在其中起了作用的话，那也可能只是做了组织人员对文字进行统一整理的工作。
字体的演变依据考古提供的材料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仰韶文化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汉字，它必须具备形、音、义三个要素。就现有的资料分析推算，大概在夏代早期的汉字就形成了，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经是发达的、成体系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了。按照汉字字体体系演变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把汉字的发展演变分为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五个阶段。
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使用的鼎盛时期在殷商后期。公元1899年最初发现甲骨文，大量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建国后在陕西周原一带又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这和殷商文字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体系。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的总数，大约在4500字左右。从字形上讲，甲骨文有如下特点：一是笔画简单，二是具有图画性，三是一字多形，四是有合文，五是字形偏旁有随意性。
甲骨文拓片
金文 金文是见于铜器上的一种古文字，又称铭文，字凹下为款，凸出为识，它使用的鼎盛期在西周。殷商时代的铜器铭文不长，只有二、三个字，十多个字的铭文极少。周代铜器上铭文一开始便有长篇大作，如成王时《令彝》187字，康王时《大盂鼎》29l字，而西周末年宣王时的《毛公鼎》长达499字。《金文编》共收金文单字377l个（包括附录）。较之甲骨文，金文有如下特点：一是甲骨文使用的材料是龟甲兽骨，金文使用的材料是青铜，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上去的，而金文多是在模范上弄好与器物一起铸上去的，所以金文较之甲骨文形体要，笔画粗圆，同时也比较规范；二是新的象形字出现不多，表示象形字的产生基本停顿；三是形符逐渐定型，比如“逆”字，甲骨文形符有几种，到金文里基本上定型；四是增加了某些形符，如言部、心部、穴部、金部、厂部的字，在甲骨文中很少或几乎没有。
东周以后，中国进入诸侯割据、各自为阵的局面，汉字也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大体上鲁、郑、陈、宋、薛、滕等国的文字与金文相承，但几个大国如齐、晋、楚、吴、越等就有所不同了，尤其是楚、越两国，字体更与中原不同，有的字体甚至使人不能辨识，因而后世谓之异文奇字。据传世的器物，差异最大的是甸文（陶器上）、泉文（钱币上）、玺文（印信上），还有鸟虫书等等。这些文字任意繁简，越出常规，似乎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各国文字之间很难找出一个统一体例来。
金文拓片
与上述文字并行的还有所谓的籀文和古文，籀文即我们常说的大篆，《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史籀》15篇，据王国维的考证，籀文是西土秦国使用的文字，因而它与金文大概属于一个系统。而所谓“古文”，是汉代人从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壁中书，王国维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前流行于东方各国的文字。
小篆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文字也极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六国文字仍在流行，于是丞相李斯奏请统一文字，罢其与秦文不合者，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改易，当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后世把这种简易整齐了的字称为小篆。
小篆
隶书 隶书前人以为作于程邈，其实这是一种传说。一种字体的产生和一种文字的产生一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时候所能创造出来的。郭沫若先生认为隶书是草篆的演变，并说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差别，但是从现在出土的资料看，篆书和隶书在用笔上还是有区别的，隶书变篆书的弧线为直划，变园转为方折，同时篆字呈长方圆形，隶字则为扁平形。
楷书 楷书又称正楷、真书、正书，《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古时又称其为“楷隶”，它是从隶书和隶草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从出土的汉代竹简（隶草）看，已经渐次有了楷书的雏形。现在所见到的早期楷书遗迹是三国时期魏的锺繇之书和吴的谷朗碑，到了东晋，楷书开始流行，一直延续至今。
汉字的“六书”所谓“六书”，是根据汉字造字和用字规律总结出来的六种方法。古人对六书的称谓不尽相同，比较通行的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的提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概念大致形成于战国末年，但详细的叙述是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到了东汉，许慎用“六书”来分析汉字的形体，而且为之作了义界，并各举了两个例子。许慎之后，人们并不曾对“六书”做出多少探究，直到宋朝的郑樵，才专以“六书”研究一切汉字。他在《六书略》里，把汉字按“六书”分为六大部分，同时在理论上作了较许慎更为详细的阐述。宋元之交，戴侗作《六书故》，把“六书”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之后，有不少文字学著述讨论“六书”，清代干嘉时期达到鼎盛。“六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字产生的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很值得我们重视。
许慎给象形字下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举“日、月”为例。
象形 许慎给象形字下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举“日、月”为例。本文在前面讲到，汉字产生的源头之一是图画。据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已有绘画，而绘画与文字在新石器时代逐渐分家。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是成体系的文字，在它之前应当有更接近于图画的文字，如所谓匈文、族徽文字以及尚未发现的文字材料。因为文字有一个发展历程，所以在甲骨文时代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象形文字，如牛、羊、犬、鹿、木、禾、车、女等等，这些象形字抓住物体的特征而使之形象化，或者说是把图画线条化、符号化了，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所表示的某一物体。象形文字是汉字的基本字形，后来多数成为汉字的偏旁，不少汉字就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指事 《说文叙》曰：“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形字主要是表实的，但有些事物很难画出，于是古人便在象形字的基础上特别指示一下，以见其意。如“上下”二字，在甲骨文里，指示一短划的位置所在；又如“元”字，甲骨文与金文中指示的部位在头部，实际上元即首，首即头，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勇士不忘丧其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曰：“狄人归其元。”直到现代还有“元首”一词，指国家的首脑、头领。指事是由于文字孳乳而采取了因利乘便的方法，在独体字上附加极为简单的点划作为区别，所附加的各种点划，只是起着记号的辨别作用，既不成为偏旁，也不是独体字。如刃（刀）、旦（日）、本末（木）、母（女）、太（大）、少（小）等等。
会意 《说文叙》曰：“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会意就是通过意会来了解字义，许慎举“武信”二字，并在正文字条中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种解释是不对的。余永梁根据甲骨文、金文“武”字的构形说：“从行从止从戈，操戈行于道上，赶超武也。”唐兰先生也认为武从戈从止，无停止意，而为荷戈而行，有威武雄壮意。其实，武之从止，是以止代人，甲骨文中这种现象很多，如“前”，甲骨文的构形是人在舟上。武从戈是象征作战，而非止息干戈之意。信实际上是个形声字，战国中山王壶“忠信”之信，从言身声。古文信字体复杂，构形不一，许慎仅就小篆立说，以为“武”和“信”是会意字，不能令人信服。汉字中的会意字很多，例如好、有、奴、休、祭、明、刖、圉等等。
许慎《说文解字》
形声 《说文叙》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的特点是一个字由形符和表音的声符组成。有上形下声者，如芝、箕、零；有左形右声者，如转、依、讼；有上声下形者，如劈、盂、娶；有左声右形者，如郡、刑、故；还有外形内声者，如阆、园等等。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占的比例还不大，充其量也不超过20％，但到了东汉时许慎撰作《说文解字》，形声字就占到80％以上，这是一种孳生能力非常强的字，在今天的汉字里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各因其类而谐之以其声，这里的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旁，表示字义的类属，多数是由象形文字来充当的，比如说木、水这两类，有形可象，但木类有松柏榆桦等等、水类有江河湖泊等等，不可悉象，于是便因木类而谐之以公、白、俞、华之声而成松、柏、榆、桦诸字，困水类而谐之以工、可、胡、白之声而成江、河、湖、泊诸字。因为是各因其类，所以凡从木者，都与木有关；凡从水者，都与水相涉。二是以本字为声符，加上相应的形符，以表类属、以示区别而成为新的形声字。比如昏，它的本义是日之昏 （黄昏），心目之昏如日之昏，于是加心与目而为惛、睧；古代娶嫁必以昏时，于是加女而为婚。再如“戋”，加水为浅，加金为钱，加食为饯，加木为栈，加贝为贱，加竹为笺，加丝为线等等，“戋”的本义为浅小，所以凡从“戋”孳生的字多少都带有这个意思。
转注 《说文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谓“建类一首”，徐氏《说文系传》说：“老与耋耄皆为年老义，是为同类；耋耄诸字、其形皆从老，是老为一类之首也。”所谓“同意相授”，段玉裁《说文序注》云：“谓意旨略同，义可互受。”把话说通俗些，就是甲乙两字意思相同，部首一样，互相可以转过来注解，例如“考者，老也”“老者，考也”，除“考老”外，再如追和逐，踞和蹲，刑和刭等等都属这种情形。
假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语言也在不断地发展，要表达的概念越来越多，但文字毕竟有限，原有的文字不够用，不足以表达新的语言概念，于是便出现了假借的现象。假借，用《说文叙》的讲法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并举“令长”二字为例。按照这个义界，假借字有两个特征：一是“本无而借于他”，二是“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许慎以“令长”为假借，这与他自己为假借所作的义界是不符的。甲骨文中命、令同字，金文中的“命”，系由令孳乳而来，其构形象口发号，人跽伏而听。罗振玉说：“古文令从A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一字一谊。”可见，令并非本无其字。至于长，《说文》曰：“久远也，从兀从匕…亾声。”这是错误的，以甲骨文、金文考之，长象人发之长，非从兀从匕，也与亾声无缘，长也不是本无其字。
许慎所谈的实际上是文字的另一个问题，即字义的引申、假借问题。一个汉字往往不止一种涵义，习惯上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多义词。多义词义项的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该字的原始意义，二是字义与原始意义有关联的，三是与原始意义在意义上看不出什么联系，只是在读音上存在关系的，我们分别把这三种情形叫做汉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譬如“校”字，今天所说的学校、校尉、校正皆非本义，校的本义是木囚，是古代用来囚禁犯人的一种木制的器械，所以从木；交在甲骨、金文中作械人手足的器具形，象形。明白了本义，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引申义，所以学校就是以“学”校人，把人限制在“学”这个围子里。“校”与“正”意义相似，皆从本义而来。再如“责”字，指责、斥责、责任等等都是引申义，责的本义是“求也”，责是债的本字，后来“责”担负的责任多了，才加人字旁为债，保存本义。《战国策•齐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文收责于薛者乎？”这里用的就是本义。责之所以从贝，是因为古代以贝为货币，凡是从贝的汉字都与财货有关。《左传》桓公十三年“宋多责赂于郑”，即宋国向郑国要求财货。成语有“求全责备”，这里的责与求是同义词连用。汉字除了有引申义外，还有假借义，比如说“夫”，本义是男子的通称。丈夫、夫人之夫用的是本义，但是在“莫我知也夫”“已矣夫”“夫唯禽兽无礼”“夫晋何厌之有”等话中，夫就无实在意义，是语气词，它与原来的本字只存在读音上的关系，而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或者干脆说，它是借了本字的形和音，而不涉及义。引申与假借是不同的，引申可以与本字读音上有差异，但必须在字义上有渊源关系；假借则可以在字义上与本字毫无关系，但读音必须相同。
汉字的孳乳生成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历史过程，就现有的资料看，甲骨文时代大约有四、五千字左右，但到了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到了宋代司马光等人的《类篇》，收字31319个；再到清代《康熙字典》，收字多达47021个。汉字是以怎样的方式孳乳生成的呢？其中是否有规律？如果说有规律，那么这些规律又是怎样的呢？
本文在前面谈到，汉字在它的早期多是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是汉字的字根，汉字的孳乳生成就主要建立在这些字根的基础之上。它犹如一棵树，下有树根，上有树枝，树枝上又有细枝，细枝上还有树叶，我们以“火”为例对汉字的孳乳分化做一图示：
火是字根，是“父辈”，由此以会意的方式孳乳出炎、赤、炙、炊等字，以形声的方式孳乳出烧、燔、炮、焚等字，这些字是字枝，是“子辈”；子又生孙，如从“炎”以会意的方式孳乳出燎、黑等字，以形声的方式孳乳出焰等字，这些字如同细枝，是“孙子辈”；孙生重孙，如从“黑”以会意的方式孳乳出熏字，以形声的方式又孳乳出黔、黝、黜等字。
仅仅清楚汉字的这种孳乳生成方式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为什么汉字会发生这种孳乳生成的现象。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是因本字身兼数义而分化，这种情形系由本义引申而别作它形。例如“半”字，其本义是“中分也”，后来引申为中半之半，由于半字身兼数义，所以后来又分化出叛、胖等字。二是因本字被借义所夺而孳乳出新的字。例如：然——燃、昔——腊、方——舫，等等。这种情形是本字的本义就是孳乳字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本字上加一相应的形符而保存了本义，这叫“加形保义”。例如“然”，它的本义是“火始焚也”，后来借为然否之然，又为若然之然，由于本字被借义所夺，所以火然之然加火为燃。当然，上述两种情形也往往交织到一起，例如“止”，它的本义是“跖”也，象足掌指形，因为本义被其他的含义所夺，所以孳乳出“趾”字，即在本字上加一相应的形符以保存本义；又因为“止”居于一身之下，所以引申为基止，因此孳乳出“址”字。
最后，笔者要对汉字部首的位置也做个解释。在汉字中，大多数字的部首不能变换位置，倘若变换，即成为另外一个字或成错字了，但是有些字的部首是可以变换位置的，或居上，或居下，如期、峰、松、谟、群等字；或居左，或居右，如豁、橛等等，虽有变换，依然是同一个字。这种变换部首位置的情形在一些人的书法作品中时有所见。当然，从汉字规范的角度讲，不应当提倡这种做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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