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吉林与上海等多地先后爆发新冠疫情，本次新冠病毒的主角是奥密克戎。随着疫情的爆发，一场舆情也随之爆发，这舆情就是“清零”与“共存”之争。
本来，“动态清零”是中国社会在抗疫斗争中的共识：中国政府和人民基于“武汉成功的实践”和“西方大量死人的教训”在抗疫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只要坚持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科学防疫和精准施策，是完全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根本不存在争论。那为什么会出现“清零”与“共存”之争呢？
答案是明显的：有人制造了这场争论。因此，这场争论绝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是境内外敌对势力蓄意挑动的旨在引发中国社会分裂达到从内部搞乱中国的争论，它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系统性动作的一部分，即它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我如此斩钉截铁，绝非主观臆断，而是证据确凿。人们可能还记得，早在北京冬奥会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以破坏冬奥会为目的大造舆论，西方媒体的一个抓手就是大肆攻击中国“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污蔑中国防疫政策阻碍了世界经济复苏。美国政府利用当时北京出现的零星疫情，故意要求其外交人员撤离想以此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不安全”和“不适合举办冬奥会”的印象。
这次，美国又在上海故伎重演，要求美领馆人员撤离。记得武汉吗？疫情刚一爆发，美国就撤走美领馆人员，并提醒在武汉的美国公民撤离武汉。美国政府是关心美领馆人员和在华美国公民的安全吗？非也！如果真关心，就不会有100万人的死亡了。赵立坚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把“人员撤离”工具化、武器化，这与2月份美国政府多次大张旗鼓地要求美国使馆人员及美国公民撤离乌克兰以挑起俄乌冲突的拱火之举如出一辙。
故，面对这场所谓的争论，中国人只需想清楚以下十二个问题就明白了自己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了。
一.新冠病毒可不可以被彻底清零？中国武汉抗击新冠病毒的实践证明，新冠病毒是可以被彻底清零的——武汉结束封城后的有一段时间中国是没有本土病例的！
而病毒传播初期如果抓得及时，是不需要封城的，最多只需封个别的小区。只有当病毒传播范围及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才会采取封城这种比较极端的措施的。不管是封小区还是封城，都是有时限的，武汉封城用了76天。
封小区或封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控制人员流动。控制人员流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得人与人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全距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得病毒传播不了——病毒在宿主体外存活时间有限（当时认为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内病毒找不到宿主就会自行死亡。这就是科学道理，是简单到极点的道理。
而挑起争论的一方故意无视病毒是可以被清零的事实，而把逻辑前提偷换成“新冠病毒本来就不可能被清零”。这样一来，“动态清零”在西方媒体嘴里被描述成“不科学”甚至是“侵犯人权”的抗疫举措，导致大量死亡的“与病毒共存”倒变成“科学防疫”了。在西方舆论如此这般地指鹿为马下，“躺平有功”“投降有理”成了西方舆论主流，于是西方世界一片白旗飘飘。
美国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攻击“动态清零”，贩卖“与病毒共存”就是想中国也和美国一样因病毒感染成百万地死亡。若如此，美国舆论必然大肆攻击中国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极力教唆各路“第五纵队”挑起“颜色革命”，彻底搞乱中国。
二.为什么是动态清零而非彻底清零呢？中国的抗疫为什么不叫“彻底清零”而叫“动态清零”呢？这是因为有输入病例，输入是“动态”的、随机的和源源不断的。为什么输入是动态的、随机的和源源不断的呢？因为中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导致病毒在西方世界不仅肆无忌惮地传播，还花样翻新地变异。
也就是说，中国不能“彻底清零”不是因为病毒本身不能被彻底清零，而是中国外部不断有病毒“动态”输入到中国内部，中国不得已只好“动态清零”，即没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与病毒共存”就没有对其它国家的“动态输入”也就没有中国不得不为之的“动态清零”。加上外部的病毒不仅通过人员输入，还会通过物资（如冷链传播）输入，可谓防不胜防。这就给“动态清零”增加了更大的难度，短期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又给“躺平”“投降”“共存”论者留下了恣意发挥的社会心理空间。
动态清零，即发现一批清零一批。南京、内蒙、西安等多地的实践证明做得到！前提是中国人自己要意志坚决，即要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的抗疫决策。西安、吉林和上海之所以没有控制得很好，导致了必须采取封城或准封城的措施，追根究底就是思想松懈了，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决策。以上海为例，疫情一开始“共存”论就蜂起，有人打着“探索新方式”的名义鼓动人们搞变相“共存”。结果，丧失了控制病毒扩散的大好时机。反观深圳，由于随时对病毒保持警惕，经常进行防控演练，所以以最快速度遏制住了病毒扩散，注意深圳还有一个最近距离的“病毒源”啊！
动态清零，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完全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做到。那就是要做到一个早字：及时发现，还要做到一个快字：迅速扑灭。这如救火，防患于未然。只要做到这两个字，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小，否则就会很大，像如今的上海。武汉早期没有重视起来，可以谅解，病毒突然袭击，认识它需要时间。上海不存在和武汉初期相同的情况，故需要总结教训。
上海的教训是：防空意识松懈了，防空意志消沉了，被“共存论”的毒素毒晕乎了。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时，“共存论者”又抓住抗疫中存在的工作偏差或失误更疯狂地攻击“动态清零”，似乎所有问题都是“动态清零”造成的。亦可见，“共存论”是比新冠病毒毒性更大的政治病毒和思想病毒，可以叫做“共存病毒”。“共存病毒”已经成为新冠病毒最有效的帮凶，它阻碍人们抗击疫情的任何作为，致使病毒有机会不断变异，这样下去似乎永无宁日。
本次疫情数据就一个很大的特点，无症状感染者的人数大大超过确诊病例数。有人因此忽悠说，病毒毒性减弱了，其死亡率与流感相当。包括一些专家，拿着某些数据也如此说道。
事实上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全程疫苗接种率超过80%。疫苗对人体是有保护作用的，疫苗可以做到最快启动人体内的适应性免疫机制在病毒进入身体时杀灭病毒，达到某种平衡使得病毒来不及损害身体器官发生症状反应。但病毒不断复制使适应性免疫机制又不能一下子清除病毒，故无症状感染者自己无感，对他人却具有传染性，而且对病毒具有某种隐蔽性，不全员核酸检测是不能发现的，部分无症状感染者还可能转变为确诊者。所以，国家把无症状感染者也纳入管控范围，就是这个道理。
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大大超过确诊者不能说明病毒毒性减弱，同样重症率和死亡率低也不能说明病毒毒性减弱，只能说明疫苗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要认识清楚，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误导民众。
由于出现了全程接种疫苗后仍然感染病毒的情况，导致人们怀疑疫苗的作用。确实疫苗对新冠病毒的防御作用有限，不像当初专家们期望的那样，疫苗成功即病毒消失。这需要认识两个事实：
第一，疫苗是有用的
前文所论，疫苗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以及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就是疫苗对人体的保护作用的体现。尤其是老年人，积极接种疫苗对自己是有保护作用的。上海出现九个重症患者据说都是未接种疫苗的，就很说明问题。
第二，疫苗的作用是有限的
疫苗并不能保证疫苗接种者不再感染新冠病毒，原因是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我们不能肯定病毒是朝着毒性弱化的方向变异的。比如德尔塔的传染率和毒性双双增强，奥密克戎的传染率显著增强，其毒性受到疫苗因素影响干扰了我们对它的毒性的判断。奥密克戎还在继续变异，已经出现多个亚种，其中还包括奥密克戎与德尔塔的结合。变异后的毒株对疫苗启动的免疫机制有逃逸作用，这和感染痊愈后再次感染的道理是一样的。科学家根据病毒变异还在不停地改进疫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疫苗的抗病毒作用，但改进速度未必跟得上病毒的变异速度。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清楚了，是什么导致疫苗效力有限的呢？是病毒不断变异的。为什么病毒会不断变异呢？因为有大量的密集的感染人群。为什么有大量的密集的病毒感染人群呢？是因为西方社会实行“与病毒共存”或“准共存”的政策。由此不难结论，“与病毒共存”是导致疫苗效力有限的根本原因。如果西方国家与中国一样第一时间能够实现对病毒的清零，病毒就没有变异机会，疫苗对初期出现的病毒的免疫效力是会减弱的。
六.动态清零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谁？封小区或者封城，的确会对被封控人员造成各种生活不便。比如，不能及时得到生活物资补充，有其他病不能及时就医，不能正常上班上学以及不自由带来的心理压力等。但只要我们理解局部或整体封控是消灭新冠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为了自己和家人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暂时地失去部分“自由”和遇到一些生活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况且每次遇到必须封控时，党和政府几乎进行了全社会动员，调动了全社会资源，我们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警察、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各类自愿者都在为被封控人员服务。
而像武汉、西安、上海这些动辄一千万、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保障被封控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一旦在保障被封控人员的生活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有关人员是要被问责的。这说明，中国政府在防控疫情的政策制定上是力求杜绝严重影响人们生活需求的现象出现的。日前，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又印发通知，部署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有关工作。这都说明，制度设计是在逐步完善的，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在执行过程中具体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表现为“过度”和“不及”两种偏差。
那么，出现了工作偏差或失误，受到这些偏差和失误影响的人们到底该把这笔账算在谁的头上才合理呢？我们不妨追溯一下：为什么需要封小区或封城呢？是因为病毒扩散到一定程度不得不封。为什么病毒会扩散到不得不封的程度呢？是因为有来自中国外部不同渠道的输入病毒防不胜防。为什么会有来自不同渠道的病毒输入呢？因为西方国家实行“与病毒共存”导致病毒感染人数众多且病毒不断变异。
看见没有？这笔账应该算在“与病毒共存”头上，而不应该算在“动态清零”的头上。这里再重复一句话以示重要性：没有“与病毒共存”就没有“动态输入”也就没有“动态清零”。
有人会说，我认账病毒输入是因为西方国家采用了“与病毒共存”的政策。但我们也“与病毒共存”不封小区或封城不就不会出现那些工作失误，不就不会造成那么多经济和其它方面的损失了吗？
那好，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如果中国一开始就执行和美国一样的防疫政策，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那么中国大致也应该有100x4.2万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应该有8000x4.2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实际数字远超此数，美国疾控中心自己通过调查的结论是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应该超过1.4亿，这个对应的数据应该是1.4x4.2亿），我们扪心自问，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作为中国人你能承受吗？
我们知道死亡病例必然来自重症病例，重症病例必然有康复的。所以，重症病例数远大于死亡病例数。我们姑且保守估计重症病例就是100x4.2万，每人的医疗费用按100万计，这是一笔多大的费用？加上1.4x4.2亿确诊病例，其治疗费用该是多大的天文数字？我们扪心自问，面对如此庞大的医疗费用，作为中国人你能承受吗？
封小区或封城是要消耗社会资源，影响经济发展，但那是短暂的。如果中国社会面对1.4x4.2亿这样庞大的感染数据，社会生产与生活还能正常进行吗？如果长此以往地折腾下去，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又有多大？我们扪心自问，面对如此庞大的经济数据，作为中国人你能承受吗？
如此巨大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其中你自己和你的亲人幸免程度必然比现在降低许多，我们扪心自问，面对你的亲人一个个地离开你，你能承受吗？你如果不幸成为死亡者，你的亲人又能承受吗？
我们只算因“动态清零”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损失，为什么不算“与病毒共存”带来的损失要大得更多呢？要不然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在着急些什么呢？它们为何迫不及待地发动俄乌战争以转移国内难以调和的矛盾呢？
况且生命的损失是永恒的，不可挽回。而经济损失是暂时的，犹可挽回。要知道，要钱不要命，命钱皆失；要命不要钱，命钱皆得。留得青山在，岂怕没柴烧？这笔账真的算不过来？
有人会说，只要不死到自己头上谁管他人如何？那就只有让新冠病毒亲自教育你了。新冠病毒很诡异，不按套路出牌，再牛的专家它都嗤之以鼻，再大的政治人物它都针锋相对。它有一个特点，专治不服。任何人都不要有侥幸心理，严格遵守科学防疫规范才是最佳的出路，这科学防疫就体现在精准防疫和动态清零上。
有人抱怨说，难道中国只有一种病叫做新冠肺炎？这话如果是患有其他基础疾病的人说出，完全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中国的防疫政策应该全面顾及其他病人的需求，尤其不能发生因核算检测问题拒收其他病人的事件，然而却发生了。不仅西安发生过，听说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有的是地方责任部门不分清红皂白地机械执行追责问责制度所致，有的是医疗机构相关人员缺乏对医疗机构职责的认识所致，这不仅给当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也给中国的抗疫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这句话是别有用心的人说出，那就有否定中国的抗疫政策的企图。我前文的逻辑推理已经说明，即便出现了因防疫影响其它疾病患者治疗的事件，这笔账也应该算在“与病毒共存”头上。
中国当然不止存在着一种疾病，如果抗疫压倒其他疾病，使得其他疾病的患者无法就医，那就叫“过度”了。中央有关部委出台了政策，在及时纠正这种错误的抗疫行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理解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不同。比如癌症死亡率很高，但它不传染，只需对每个患者进行个体治疗，不涉及其他无关人员，当然不用像防控新冠那样大规模地防控癌症。传染病的特征是无差别地传给别人，与感染者毫不相干的人员都可能被意外传染。而且此新冠病毒毒性强，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如果不管控将发生频繁发生群体死亡事件，后果就如今日美国一样成百万地死亡。所以，中国政府才如此慎重处置，如此大力度防控。
对疫情防控和对其他疾病的治疗，逻辑上没有矛盾，实践上存在时间和医疗资源的冲突，只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是可以两不误的。
事实上，在动态清零的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综合治理和工作人员的个人素养问题不止表现在耽误其他疾病治疗的问题上。比如， 我们第一线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有因劳累而英勇牺牲的现象，这也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首先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尊重和维护。尤其是接受其服务的被封控人员更要要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有家人，他们的身心疲惫也应得到照顾和抚慰。其次政府在要求他们全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也必须给第一线的防控工作人员足够的健康保障，不要出现一线工作人员的牺牲数目远超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的现象，最好这两个数据都为零。如果确因抗疫劳累过度而牺牲，一定要开好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弘扬他们的正气。
有人会说，“动态清零”那么好，为啥只有中国坚持？其他国家怎么都陆续“与病毒共存”了呢？
首先我们要克服一个从众心理，以为多数人所为就一定是对的。对与不对要用道理服人，要用事实说话。对“动态清零”而言，即便独中国一家，中国的做法也是对的。
其次，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认真抗疫，它们要么希望病毒自己神秘的消失（特朗普语），要么宣扬于疫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中的英国一开始就叫嚷群体免疫，那就是让人都感染一遍，遵从丛林法则，优胜劣汰，该死就死，这不就是原始版的“与病毒共存”吗？美国虽然没有明说群体免疫，特朗普和拜登的骚操作大家也看到的，如今美国的丧钟应该敲100万下了。美国不但自己放任病毒传染，还强行要求其盟国接受美国的病毒输入，使欧洲诸国即便想认真抗疫也没法操作。
其他国家就更加抵抗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源源不断的病毒输入，也不得不跟随躺平。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在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新加坡也采用的是积极抗疫政策，一度很有成效。但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严重依赖外部经济，架不住病毒输入导致的长期对外封闭，否则国库耗尽，民众直面病死或饿死的残酷选择，不得已趁英国宣布躺平也逐步跟着躺下去。
这就是中国以外的国家为什么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原因。可见，并不是“共存”有多么的科学，只是抵挡不了美国病毒的无休止输入，不得已而为之跟着“躺平”。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病毒面前还站立着的国家。
中国的“动态清零”虽然随时处于防范病毒输入的风险中，不时地有地区的发生输入病毒扩散的疫情。但总体可控，对全国正常的生产生活影响有限。有限几个城市出现严重疫情，也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形成合力阻断疫情进一步扩散。
也就是说，中国有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广大的战略纵深，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和物流企业，最重要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具备了一面与病毒斗争一面发展生产的能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就是中国独家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一旦“与病毒共存”，即便因有疫苗保护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感染基数大到一定程度时，死亡的绝对数字也会大到一个可怕的程度，这是始终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容忍的。
通过西方面对新冠病毒的表现，你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什么”吗？我过去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通过美国及其盟国的抗疫表现我终于悟出来了，它们的社会和制度之所以叫做“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崇尚的是“资本至上”，它们的制度保障的是“资本高于一切”，资本高于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便“理所当然”了。老百姓长期活在这种“理所当然”的氛围里，所以即使死100万，也没有人去找美国政府的麻烦。反之，中国的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我们分开解读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以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叫社会主义还不够准确，必须加上“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不是别的，就是“人民至上”。故，我以为中国社会制度应该直接叫做“人民主义制度”。
一个叫“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叫“人民主义制度”。一个崇尚“以钱为本”，一个崇尚“以人为本”。这才是美国与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区别。这因为如此，面对烈性传染性疾病新冠肺炎，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选择才如此大相径庭。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至上，自然推崇自由竞争，即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符合生物的自然进化规律。中国的人民主义制度以人民至上，自然推崇团结协作，即崇尚合作共赢的社会法则，它符合人类的社会进步规律。
但应该注意的的是，物极必反！美国正是过度强调资本至上和自由竞争，所以社会正朝着无序化发展，最后必然催生出自我摧毁的力量，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自己。同样，中国的人民主义制度还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充分暴露自己有什么致命的不足。但这种不足已经出现端倪，那就是个人过于依赖集体，在抗疫中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巨婴症”，个人缺乏抵抗风险的心理素养和应对技能，遇到困难就怨天忧人，只看到自己的困难，看不到别人为自己的艰辛付出，稍不如意就骂骂咧咧。
这种个人独立性和意志力的萎缩如果不加以遏制，也会摧毁我们的“人民主义制度”——都去依赖政府和社会，没有愿意为他人奉献，这个社会形态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也要汲取资本主义制度中某些合理的成分，比如我们的社会也要引入竞争，只不过是统一规则下的公平竞争和有序竞争。我们在批评西方社会因新冠死去100万而政府不担责的同时也要学会一定程度的责任自担，不然社会也承受不了，迟早会被我们自己的无节制的索取弄垮的。
仍然希望出现特朗说的“突然消失”的奇迹吗？可以这样说，如果西方社会不改变“与病毒共存”的政策，那么病毒感染人数会始终保持在足以做天然“病毒培养皿”的程度，病毒会不断变异。如果有一天变异出的结果毒性低到不足以给人的生命造成威胁，那么疫情就结束了。但病毒变异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过程，病毒毒性变强还是变弱，甚至向多个方向变异，或与别的病毒结合，或通过动物再返回感染人类等多种可能性都会发生。所以，期盼病毒自然结束几乎就是一个梦。
当年的黑死病导致欧洲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故都说传染病大流行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2022年果然发生了俄乌冲突。表面上看是俄乌冲突，事实上是俄美冲突，俄美冲突又是中美博弈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局部。也就是说，美国为了解决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各种因素导致的美国国内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不至于衰落，它必须发动一场战争，于是有了这场俄乌冲突。美国人还不满足，继续在我国台海地区制造恐怖气氛，意在伺机挑起另一场战争。战争会使人们忘记病毒，更有利于西方世界实行“与病毒共存”。
西方有些国家不顾世卫组织警告，试图宣布疫情结束，事实上是“当它不存在”，掩耳盗铃罢了。 把因新冠病毒感染而接受治疗当成常态，只不过每年统计的“自然死亡率”高几个百分点罢了，美国政客是不会在乎的。只要资本利益集团利益不断增长，病毒毒死几十万，战争耗死几十万在美国政客的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中国并不是只有“动态清零”这一招。我多次在文章中重复过中国可以创造自己的“与病毒共存”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科学家和医疗专家全面掌握新冠病毒的特性和传播方式（目前并未全面掌握），研发出能对付病毒变异的疫苗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廉价而有效的药物（目前至少未做到廉价，至于有效也未见足够的数据支持），形成了一套系统地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中西医结合的有效的医疗技术（似乎还有待总结和有目的的医疗培训）。
第二，民众对疫苗的有效接种率超过80%，基本实现了接种疫苗意义下的群体免疫（这个似乎已经达到，但不均衡，老年群体接种率不足）。
第三，通过可靠的大数据统计，感染新冠病毒者的死亡率不高于普通流感（目前有此数据，但可靠性不够）。
第四，包括社区医院在内的各级医院的呼吸科门诊都有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专业医生。即，使其和普通感冒一样，得了病找医生，回家自己吃药就行，自觉住家隔离即可（这条显然差得很远）。
这些条件满足之前，中国必需把动态清零当持久战来打。
中国在动态清零的过程中暴露了我们的许多工作的短板，有的属于观念和态度问题，有的属于觉悟和道德问题，有的属于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的问题，有的属于现代技术应用不足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把“动态清零”当持久战，不仅注意到它的持久性，还要注意到它的战争性。战争是考验和锻炼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熔炉，如此一来我们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一次又一次“动态清零”的考验，我们的党更加坚强，人民更加成熟智慧，国家更加强大，反而促使中国早日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文章写到最后，归纳总结一下：
A.新冠病毒本身是完全可以被彻底清零的。
B.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是一种集体不作为，这种不作为使病毒不断变异且使非西方国家被输入导致非西方国家不能彻底清零病毒。
C.中国被逼选择动态清零，其他非西方国家被逼选择跟随躺平。换句话说，没有西方国家的“与病毒共存”，就没有非西方国家被“动态输入”，也就没有中国的“动态清零”。
D.无论选择动态清零还是跟随躺平都会付出代价，有的是经济代价，有的是生命代价，或两种兼而有之。
E.无论什么代价，都是西方“与病毒共存”式的不作为所导致，抗疫过程中发生的侵害民众利益的所有事件，其责任都应由西方国家的带头大哥美国来承担。
D.如果动态清零抓得早、抓得快，代价会很小，否则代价会比较大，但都大不过“与病毒共存”的代价——阻碍全世界经济复苏，夺走600万人的生命。
E.只要西方国家不改变“与病毒共存”，新冠疫情自然结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轻易做出病毒结束的所谓预测，中国要做好打“动态清零”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F.中国可以做到基于高疫苗接种率意义下的群体免疫，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病毒共存”，也许到那时中国才可以宣布疫情结束。
G.通过中国和西方抗疫的比较，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本至上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至上主义制度。中国实行的是人民至上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人民主义制度。
H.动态清零是中国社会的共识，本无可争议。中国发生“清零”与“共存”之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蓄意挑起的，意在从内部搞乱中国以达到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
I.共存论既是政治病毒又是思想病毒，可以叫做“共存病毒”，它是新冠病毒的帮凶，其恶劣影响远超新冠病毒。
J.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中国才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中国人民应该珍惜、维护这个人民主义社会制度，团结起来共同筑成抗击病毒的铜墙铁壁，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新的一年，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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