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抄】
八十年代，我听刘衍文先生的古代文论课，有一次他说：“苏东坡往往会英雄欺人，例如他说什么‘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个就是欺人之谈，他是天才，又是学习非常刻苦之人，正宗的科举出身，其书法怎么可能是‘无法’的呢？”。
当时，我觉得老师的话很有道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又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于是想到一些名人的有些看似“过头的话”，其实是有特定的背景的，并不是存心要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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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意造本无法”
先说苏轼这一句。这句话出自《石苍舒醉墨堂》。其实，此诗开头两句也是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初记可以休。”鲁迅曾经仿句作文为《人生识字糊涂始》，也是名篇。石苍舒是宋代有名的书法家，是长安人，熙宁元年（1068），苏轼在凤翔任满还朝，路过石家，石藏有褚遂良的《圣教序》真迹，书斋取名“醉墨”，邀东坡一起欣赏并作诗。东坡回到开封后作此诗并寄给石苍舒。
此诗历来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是苏轼不多（相对于他的书跋、尺牍）几首论书的诗之一，其他如《风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都是研究东坡与宋代书法的必读篇目。有论者认为苏东坡这两句话，“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起到推波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奠定他‘宋四家’之首地位的理论基础”，云云，我觉得这是一种“以今律古”的夸饰之言，不要说蔡襄、米芾等人不同意，即使苏轼自己也断断乎不肯认账的。
查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二十六岁那一年，通过制科考试，入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签判这个官，其实是地方行政官员的“秘书”，苏轼刚上任时，知府宋选对他不错，宋离任后由陈希亮对苏轼起草文字经常涂抹。他心中很不满，五年以后，苏轼还朝，宋英宗本来要召他入翰林院，又因为宰相阻扰未成。又后来因“不随”王安石，被贬。这些都和他有独立见解，喜欢赋诗作文写字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关，用他父亲苏洵的话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名二子说》）。
所以，他第一句话“人生识字忧患始”，就是一种充满牢骚的过头话，就像他说：“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其实，哪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子孙“愚且鲁”？题中“戏作”一词便透露其中消息。同样，他在讲自己书法时，也有“戏说”的成分，所谓“奠定理论基础”真不知从何说起。他在《书所作字后》跋语中说：“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知。”《跋蔡君谟书赋》中说：“书法当从小楷出，岂有未能正书而以行草称也？”（《东坡题跋》卷四）这岂是不讲法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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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亡”
大凡天才横溢的人如果憎爱分明，容不得瑕疵的人，往往会说过头话。例如顾炎武也是。他对晚明一些文人十分厌恶，他批评以八股文取士是：
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昔人所需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
——《日知录》卷十六
把考“制艺”（八股文）等同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过头话说得厉害了，顾炎武在本卷中最有名的两句话是：“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亡。”微，是式微的意思；“十八房”是一种借代用法，指代科举考试选出的范文。明清会试及京闱乡试，以同考官十八员分房阅卷，各房的阅卷官把选出来的好卷子，推荐给主考官，由主考官定夺，这些中式的举人和贡士（会试合格还未殿试者）的试卷，后来会被刻印流传。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说：“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元录》始，旁加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其后坊刻渐众。大约有四种：曰程墨，则科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旧作。曰行卷，则举子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称为“程墨”，意即可为程式的优秀文章，清代也称“闱墨”，就是把这种乡、会试选出之文刊刻发行，以供士人揣摩学习之用。就如现在的“高考优秀作文选”。
《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就是选这类文章的高手。一些善于耍聪明的人，就开始走捷径，不认真读经史，出现了“进士不读《史记》”（王士禛《香祖笔记》）的怪现象。明清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造成士大夫学问空疏、人品不堪、朝代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明代灭亡后有人戏作一柬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X敬。晚生八股文顿首。”明末清初的徐灵胎有一首《道情》更是脍炙人口。其实，明代灭亡是因为专制王朝到了末期，气数已尽，皇帝昏庸无能，贪官污吏横行，忠臣义士遭荼毒，文人无行无耻，一切都在腐烂中，谁也救不了它。所以，不能归罪于八股文这种文体。
再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捷径谁不想走？况且并非所有的举子都是只会应试不读史书的。科举考试不过是一种“智力测验”，考试考什么内容历来有争论。唐代赵匡就批评科举“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北宋有所谓考“经义”还是“诗赋”之争，司马光王安石主张考经义，欧阳修和苏轼主张考诗赋。
苏东坡在《议学校贡举状》里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祖宗以来莫之毁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清代康熙年间一度废八股，后来又恢复了。梁章钜说：“大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义为然？且夫时义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制艺丛话》卷一）
所以，我认为顾炎武实际上是说了一些愤激的过头话。同样被称为清代朴学大师的钱大昕在回答袁枚一封信里批评顾炎武：“故为抑扬，非确有所见。亦如‘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科目中岂无读廿一史者乎？”（《钱大昕年谱长编》）就以乾隆十九年甲戌科（1754）钱大昕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来说，同榜的三甲共有241人，（一甲三人，二甲70人，三甲168人），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其中有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王昶、朱筠等历史名人，被称为“名榜”。清代三个有名的史学家，占了两人。
你说这些人不读廿一史，他们会服气吗？九十年代，我曾经写批评高考语文试卷阅读分析试题盛行，导致现在的学生只会做习题，不好好读书时，曾经引过顾炎武的这两句话，现在想想，这不能怪学生和家长。至于有人借批评高考试题为由，主张取消高考。我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有权有势者可以利用了。
3
两点启示
1、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有名的书法家展览他们的作品，有的如杂耍，谓之“创新”，也居然有人以苏东坡的“无法”来为之辩护，我觉得殊为可笑。
2、以今日高考而言，也有弊端，实在也是“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如果没有高考，世袭、推荐的结果是什么，经历过文革的我们都见识过，现在是年轻人也应该清楚了。
所以，我经常对一些高中生说：“不要再骂高考了，社会生活中，只有高考这样一件事是比较公平的，否则，你们还有什么希望？前几年稍微有了一点缝隙，什么‘自主招生’、‘加分’、‘降低分数线’就已经让有门路的人占了很多空子。”
你想一想，平民的儿女能够和局长的儿女比一比的不就是那个高考成绩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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